率挺进军包围北平
1939年1月初，正值北国隆冬。我和程世才率领组建冀热察挺进军的近百名干部，从晋西北随120师师部东越同蒲路，前往晋察冀军区——河北省平山县蛟潭庄。
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等热烈欢迎我们的到来，还专为我们举行了联欢会，亲切之情，溢于言表。随后，聂荣臻司令员根据中央决定召开会议，彭真、贺龙、关向应、马辉之和我，还有其他几位同志参加了，讨论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成立冀热察挺进军的决定。
我们认为，这个决定是完全正确的。当时的冀东有七百多万人民，热河有五百多万人民，察哈尔有两百多万人民。这一广大地区早在七七事变前就被日伪所统治，属于“敌后之敌后”，在这个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可以向东、向北发展。东面与东北的抗日联军相呼应，北面靠近外蒙，西面与大青山游击战相配合。地区广阔，人口多，群众受敌伪的残酷统治，反抗情绪高，很有利于革命战争的发展，对将来收复关内外失地关系很大。
会后，我和程世才便出发去平西。走了几天，到达历史上有名的紫荆关，这里离百花山不远了，也就是离倭寇占领我们的历史名城——北京城不远了。祖国的土地呵！一想到在冀热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前景，我心情激动，记得当时还写了一首诗：
北渡拒马河，百花山在望。
建立挺进军，深入敌心脏。
放眼冀热察，前途不可量。
军民同协力，胜过诸葛亮。
抗战虽持久，笑我力正壮。
这是当时心情的真实写照。不论条件多么艰苦，我们对于冀热察地区的抗日斗争前途，充满了信心。
1月下旬，我们到达平西的三坡（现称野三坡），立即与宋时轮、邓华、马辉之、姚依林等商量着手组建挺进军的工作。1939年2月7 日，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正式成立，同时还成立了以马辉之为书记的中共冀热察区党委和以我、马辉之、伍晋南、宋时轮（后为程世才）、邓华等五人组成的军政委员会。挺进军由我任司令兼军政委员会书记，程世才任参谋长，伍晋南任政治部主任。接着，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随营学校、兵工厂、医院等也陆续建立起来了。
这年秋天，在区党委的领导下，还创办了《挺进报》。为了壮大声势，我们一到平西，我就根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写了一首共有一百五十句的六字韵文布告，其中有这样的句子：
朱彭总副司令，下了一个命令。
成立一路精兵，军名叫作挺进。
旗号青天白日，宗旨救国救民。
......
可恨日本鬼子，对我久有野心。
逞强打我中华，烧杀掠抢奸淫。
......
还有汉奸卖国，枉为黄帝子孙。
穿戴中国衣服，屈膝侍奉日本。 ......
忘了中国龙脉，卖国卖祖卖宗。
满腹狗肺狼心，不义不孝不忠。 ......
本军出师华北，转战冀热察晋。
忠惯耿耿在心，杀敌决不后人。
这首韵文布告，用挺进军司令员和政治部主任名义发表，张贴在村镇、街头，张贴在冀热察边及平津地区。1988年，一位同志从北京历史博物馆找到了一份原件，并转送给我。看着这份近五十年的 发黄的纸张，吟诵这熟悉的韵文，冀热察挺进军的战斗历程，又一幕幕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冀热察挺进军，编制序列直属八路军总部，由晋察冀军区代管。主力是宋时轮支队和邓华支队，另外还有来平西整训的冀东抗日联军，蓟县、遵化游击队等武装。
冀东抗日联军是冀东暴动时国共合作建立的抗日武装，干部成分比较复杂。其司令高志远是靠办民团起家的有武装的地主，冀东暴动失败后，高部与八路军宋、邓部队撤到平西整训，高志远对平西八路军的领导人心怀不满，想脱离挺进军，撤出平西。为达到目的，他正与日本人秘密谈判，又与北伐时期被国民革命军消灭的北洋军阀吴佩孚联络（此时吴氏正准备出山组织伪军），阴谋叛变投敌。
我一到平西，就接到在高部的我地下党员陈飞的报告，我们密切注视事态发展。当时的军事形势很紧张，挺进军刚组建，如果高志远投靠吴佩孚的阴谋得逞，对挺进军和京西抗战根据地都是严重的威胁。所以，在掌握了证据之后，就把他逮捕，并召开公审大会，由公诉人杨春甫提出公诉，地下党员陈飞等人提供证据，高志远供认不讳。审理完毕，根据当时国民党的法律以汉奸罪论处，执行枪决。
高志远被处决之后，我们将抗日联军的一千多名官兵与白乙化指挥的抗日先锋队合编。抗日先锋队是新从雁北过来的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干部多是东北的流亡学生，七七事变前在绥远屯垦，事变后，转为武装斗争，在山西敌后与八路军王震旅协同作战，是一支军政素质很好的抗日游击支队。我到平西后，接王震信，介绍他们到平西，准备打回东北。这两个部队的合编，也是为了加强党对抗日联军的改造。
我从延安出发时，军委确定挺进军的任务是发展冀东，这时我们仍按照军委的预定方案，准备主力再度东进，利用“青纱帐”时期去发动冀东第二次武装起义。当时上上下下都对回冀东怀着热烈、兴奋的情绪，特别是从冀东来的同志，心情更加迫切。
不久，总司令部来电，鉴于华北形势发生变化，日本侵略军在侵占广州、武汉之后，已把力量逐步转移到敌后，进攻我八路军，因此，不主张用太大的兵力去冀东。稍后，军委又来电，也说了这个意见。但我们的思想却不大通，认为不趁“青纱帐”时期去冀东大发展，会失去时机。我们这个想法是不对的。因为总部、军委是从战略全局出发做出的决策，而当时我们的眼光只局限在一个地区。对于这个战略思想的大转变，显得迟钝了，我应负主要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