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的历史上,有不少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值得我们去歌颂。
但是,也有一些道貌岸然的败类,因为经受不起各种各样的诱惑而投敌叛党,给党组织和人民造成了难以磨灭的损失。
其中,苏美一就是这样一个人,从献身革命到投敌叛党。
1921年,苏美一在济宁中学毕业后,前往济南谋生。
在济南,他有幸结识了中共一大代表、山东秘密党组织负责人王尽美、邓恩铭,并参加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开始接受马列主义教育。
1922年9月,苏美一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这标志着他正式踏上了革命的道路。
1923年,苏美一前往青岛,进入日本大康纱厂成为一名摇纱工师。这一时期,他亲身体验了工人阶级的艰辛生活,这为他后来组织工人运动打下了基础。
1925年2月,上海日商纱厂工人举行了大罢工并取得胜利。
得知这一消息后,青岛日商纱厂的工人受到鼓舞,中共青岛支部秘密指派四方机厂工会积极分子深入到大康等日商纱厂,创办工人夜校,培训工运骨干。
3月,大康纱厂工会秘密成立,苏美一被选为工会委员长。在得知工人秘密组织工会后,日本厂主采取了强硬措施,包括查封工会、开除工会骨干等。
对于日本人这样无视工人权益的行为,青岛党支部决定不能坐视不管,要立刻行动起来,召集工人罢工以进行抗争。
苏美一被推举为罢工总指挥。很快,工人代表在党的指挥下,向日本工厂提出了工人们的要求:提高工资待遇,改善工作环境,停止歧视中国工人。并且,工人代表还要求限期答复,否则工人们将以罢工来回应。
然而,日本人很是强硬,厂主拒绝接受要求,工会决定提前举行罢工斗争。4月20日,大康纱厂5000余名工人参加了大罢工。
尽管面临军警的严密监控和资方的断绝伙食等手段,工人们在苏美一的领导下,坚持斗争,通过宣传罢工宣言、召开群众大会、组织游行示威等方式,展现了工人阶级的团结和力量。
经过一系列的斗争,5月9日,工人代表向日本厂主提出9项复工条件,日本厂主在巨大经济压力下只得签字同意,罢工斗争取得了胜利。
通过这一系列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苏美一成功地领导了青岛大罢工,展现了他作为工人运动领导者的能力和勇气。
1922年10月,安徽境内的第一个产业工会——蚌埠铁路工会成立,大约200名成员都是来自蚌埠机务处的工人。1923年2月13日,为了支持京汉铁路工人的大罢工,蚌埠铁路工会举行了为时24小时的同情罢工。
这场罢工导致蚌埠火车站的机车全部停驶,津浦铁路交通中断,标志着蚌埠工人运动的开始。这次运动唤起了蚌埠铁路当局和驻蚌埠军阀的恐慌。
然而,不久之后,工会委员长赵兴旺在下班途中遭到暗杀,迫使蚌埠铁路工会停止了活动。
1925年秋,苏美一来到蚌埠,开始负责重建蚌埠铁路工会和地方党组织。为了能够更好的完成组织交代的任务,他开始乔装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白天他是小学教师,晚上则在工人中到处演说,号召工人重新组织起来进行斗争。
11月,蚌埠铁路工会重新成立,成员超过350人,约占蚌埠铁路工人总数的70%。工会归属中共南京地委领导,苏美一担任工会秘书,实际主持工会工作。
这次重新成立的蚌埠铁路工会是安徽境内党组织建立的第一个由产业工人组成的工会组织,为蚌埠党组织的建立创造了重要条件。
1926年秋,苏美一受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党团派遣,前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深造。在苏联期间,他担任班干部,管理中国留学生经费。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紧急会议选举产生临时中央局,决定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屠杀政策,中国革命进入以农村包围城市之路。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被提上议程。
当时全国白色恐怖严重,难以找到安全的开会场所。
考虑到1928年春夏将在莫斯科召开赤色职工第四次大会、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和少共国际第五次大会,中共中央决定党的六大在莫斯科举行。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苏美一作为正在中山大学学习的代表出席了这次全国党员代表大会。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深得党组织信任的人,却突然投敌叛党。
1931年,苏美一从蚌埠调往上海,先后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和中央政治局特科工作,后调至上海互济会闸北法南区总会,为中共在上海的合法组织之一。
然而,苏美一不满基层工作,因个人英雄主义和对政治环境的不满,最终叛变投靠国民党,背叛共产党并泄露秘密组织情报。他在国民党内部升职迅速,负责对共产党进行破坏和暗杀活动,导致大量共产党人被捕、被杀。
过程上,苏美一的叛变并非一蹴而就。早在1933年,他就已加入国民党特务组织,成为重要成员。
这标志着他开始背弃共产党人的理想和信念。1939年,他更是在汪伪政权的特务机构"二十一号机关"任职。
到了1940年,他彻底臣服于国民党反动派,出任汪伪政权"特别警察署"的要职,主管对付共产党人和抗日力量。
在汪伪特务机构任职期间,苏美一亲自组织和指挥了一系列武装镇压、暴力逮捕共产党人和抗日人士的行动。他不仅背叛了自己曾经的革命理想,更成为了屠杀同路人的刽子手,罪行极其滔天。
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逃亡上海,仍在国民党反动派机构效命,直至1947年被捕。
在抗战胜利之际,人民群众强烈呼吁对汉奸进行严惩,然而,蒋介石为了利用他们对付共产党,展现了政治手腕。他让汉奸暂时保持阵地,等候国民党军的接收,为此,许多汉奸得到政府启用和军方身份。
然而,随着国民党政权的巩固,这些汉奸的利用价值逐渐减弱,肃清工作逐渐展开,尤其是上海的肃奸工作由军统局长戴笠全权负责。
1945年中秋之夜,戴笠在上海举办赏月宴,表面宣称政治重于法律,鼓励汉奸立功赎罪,却暗中调动力量逮捕了大批汉奸。
其中,苏美一等20多名汉奸被列入逮捕名单。即使被捕,一些汉奸也利用法庭审判的机会,借助军统系统法官的帮助逃脱惩罚。
然而,汉奸的罪恶行径终究不可逃避,苏美一因涉嫌杀害国民党“地工人员”而再次受审,最终被上海高等法院判处死刑并执行。
这一事件表明,多行不义必自毙。1947年8月9日,苏美一在提篮桥监狱被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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