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3月13日开始，国防科委召开了第二届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这之前，我们经过党委讨论， 下发了会议通知。

没想到，通知中关于“拥护以聂荣臻同志为核心的国防科委党委”的提法，惹出了大麻烦，被批为“多中心论”。

1967年12月26日，国防科委机关院内毛主席塑像落成典礼会上，我讲过聂帅“高举”、“紧跟”、“好学生”一类的话，目的很简单，也很明确，就是想引导部分群众掌握好“斗争大方 向”，不要再把矛头对着聂帅。

“文革”开始一段时间，国防科委机关没有形成明显的两派。当时，对于国防科研战线的情况也有过争论，归结起来有两条：一是建国以来是正确路线占主导地位，成绩是主要的；还是所谓“修正主义”路线占统治地位，方向路线是错误的。二是科技队伍的大多数是好的，是拥护党、为社会主义奋斗的，是可以信赖和依靠的；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是“封、资、修的大杂烩”。经过辩论和教育，广大群众的认识趋于一致，肯定了前者。那些仍然坚持“有一条又粗又黑的黑线”、“导弹上天，红旗落地”观点的人，只剩极少数，能量不大。

可是，这时江青说国防科委是“一潭死水”，是个“黑洞”，要“砸开”。于是，机关的一部分人与研究院、学校的一部分人串联，要“揭开国防科委阶级斗争的盖子”，掀起了“炮打聂荣臻”的浪潮。

在这种局面下，我不知深浅，急于想引导群众统一思想，结果成了“压”一部分人。特别是“杨余傅事件”出来后，矛头所指非常明确，就是要打倒聂荣臻。

“二届积代会”初期，在代表条件、代表名额、如何看待整个革命路线与科研具体路线的关系等问题上，有分歧，有辩论，但大会还可以进行下去。1968年3月24日，“杨余傅事件”出来，形势急转直下，难以控制。“二届积代会”会场上，贴出了“打倒杨余傅”、“斩断杨成武伸向大会的黑手”等大字报。 社会上也掀起“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揪出杨余傅黑后台”的大风浪。“文革”斗争进入新一轮回合，“二届积代会”也开不下去了。

1968年4月6日，周总理

召集国防科委各副主任在中南海开会。这次会上，我表现得很固执。别人讲完对聂帅的意见后，周总理让我表态。我对总理说：我不知道聂帅有什么问题，不好批判。周总理批评我们支持一派压一派，给聂帅“帮倒忙”；指示我们补选一部分代表，把会开好。

这次会议有群众代表参加，很快大字报就上街了，很醒目的一条是：“刘华清对抗文化大革命罪该万死！”

4月8日，由罗舜初代表国防科委常委向大会作了公开检讨。但是，增补代表难以进行，群众辩论激烈。11日，罗舜初、我和蔡顺礼一起，联合署名向林彪、周总理写出报告，说代表们发言主要矛头对准的是聂帅，光我们几个人检查错误不解决问题，促进大联合的目的很难达到。这个时候，我对“二月逆流”的事仍一无所知，直到10月底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 后，才知道了所谓的“二月逆流”。

1968年底，按上级指示，罗舜初、蔡顺礼和我三个人去国防科委在昌平办的学习班，同群众一起学习，进行检讨接受批判。这个学习班名字很长，叫“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国防科委、七机部联合班”。

我在学习班呆了个把月时间，我们三人都在大会上作过检讨。后来得到通知：周总理让我们三个人回去，不要再作检讨了。以后再没有让去。

这段时间，我在国防科委的办公室也被人秘密搜査过。 不久，我被撤了职。

国防科委到底犯了什么错误？我自己有什么错误和问题？对这两个问题，我始终不明白。有人明白。

我当时并不知道江青的评语。回海军后，苏振华政委找我谈工作安排，我问他：“我到底有什么问题？”苏说：“你的问题没立什么专案，只是找几个人审査了一下。”但是，具体査些什么、查的结果如何，他没讲。后来，据参加审査的人透露，我的主要问题是反对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支持群众组织整江青、张春桥的黑材料；有一条北京——上海的黑线，我是黑后台之一。我哭笑不得。我从没参与过上海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任何事情，完全是无中生有。

又一次，我向另一位海军主要领导人问我的工作情况。他说：“据观察，你还是老老实实干工作，没有什么背后活动。但江青说过，刘华清是坏人，不能用’;根据是什么，海军不清楚，也没办法。”就这样，我莫名其妙地当了十来年“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