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伟人，我们不应该只看到他的辉煌与成功。

看他的逆境，看他的冤屈，我们才能更加明白，伟人为何是伟人。

毛主席曾说过：“我从1927年到1935年，基本上是受压的，没有发言权，只是到了遵义会议后，才慢慢好起来。”

立了大功，却被重罚。

八年之内，三次蒙冤。

那时候的毛主席，究竟面临着怎样的压力？

1927年9月，共产国际要求以“城市中心论”为指导思想，命毛主席领导秋收起义，攻打长沙。

敌我力量悬殊，起义失败。

之后，秋收起义部队会师文家市，毛主席深入分析敌我形势之后，决定放弃长沙。

毛主席认为，我们当时的力量太小，不能去攻打敌人以重兵把守的大城市，而是应该到敌人力量相较薄弱的农村，韬光养晦保存实力，并发动农民革命。

因此，毛主席带着数百人的队伍到达井冈山，开辟了我党第一个革命根据地。

事实上，这是极为正确的抉择。

成功开辟了革命根据地，这也应该是大功一件。

然，得知毛主席到达井冈山的消息之后，中央与共产国际却是极为震怒。

同年11月，由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领导，瞿秋白在上海主持召开会议。

在这场会议上，罗米那兹等人认为，随着不断高涨的革命形势，中国的革命应该是“不断革命”，而秋收起义在战略方针上完全背离了中央的策略，毛泽东需负严重责任，应开除其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并撤销湖南省委委员身份。

对于毛主席放弃攻打大城市、转战井冈山的行为，会议将其定性为“最可耻的背叛与临阵脱逃”。

可以说，这个定性是极为严重的。

1928年3月，湘南特委军事部长、省军委特派员周鲁抵达井冈山，带来了这次会议所作的决定。

彼时白色恐怖严重，又无电台，又不能带文件，故而周鲁只能凭着记忆进行命令传达，兴许是只记得“开除”二字，周鲁将“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说成了“开除党籍”，这无异于给毛主席来了当头一棒。

须知，对于一个党员来说，“开除党籍”的性质，几乎等同于政治生命的完全终结。

毛主席在听到这个指示之后，完全无法理解，只能不停地抽着烟，一言不发。

井冈山上的所有人，也都无法接受，他们不明白，为什么毛主席会受到如此严重的处罚。

因为自转战井冈山之后，由数百人的薄弱基础，已迅速发展至一个师两个团的力量，并在3个县建立了稳定的工农政权，革命根据地正迎来蓬勃发展的大好时机。

彼时，军事干部可以不是党员，因而周鲁对不能再担任书记、党代表的毛主席说：“你就改任师长吧。”

面对这样的惩罚，尽管毛主席想不通，但并没有任何“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举动，作为一名党员，他选择了无条件服从。

同年4月，毛主席率领工农革命第一师策应湘南暴动，这才在湘南看到了中央关于《政治纪律决议案》的正式文件，上边并没有“开除党籍”的决定。

真相大白，毛主席如释重负，大大松了一口气。

井冈山会师之后，工农革命第四军成立，毛主席出任党代表。

尽管被开除了重要职位，仅仅保留了党员身份，但毛主席并没怨天尤人，而是在逆境中不断证明自己。

之后，他当选为第四军军委书记，并先后率军粉碎了敌人的两次“进剿”与三次“会剿”。

1929年，毛主席打下井冈山，成功开辟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

1925年5月，毛主席与朱德、陈毅发生分歧。

分歧的缘由，在于军队的领导问题。

朱德作为军长，他与陈毅等人均认为，打仗属于具体事务，应该由军人说了算。

毛主席则认为，应当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且是绝对领导，军队的指挥应该由党说了算。

同年6月，在陈毅的主持下，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召开。

在会上，毛主席遭到了多方面的批评。

其一，批评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的信仰不够。

因为毛主席常说，马列主义只规定了世界革命的基本原则，中国革命应根据实际进行。

其二，批评毛主席是个人英雄主义。

由于毛主席坚持以党领导军队，而他本人又是党代表，这相当于说“没有了毛泽东的领导，军队就要失败”。

其三，批评毛主席是“家长式领导”。

其四，批评毛主席“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是不对的。

因而，会议否定了毛主席所提出“党对红军领导必须实行集权制”的意见，并给予毛主席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同时，毛主席的前敌委员会书记身份，由陈毅取代。

会议过后不久，毛主席被迫离开红四军，被迫离开战场前线，以特派员的身份前往闽西指导地方工作。

毛主席离开龙岩的时候，场景颇为落魄，彼时与其随行的江华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由龙岩出发时，把我的马也扣下了，我们一行人，真有些灰溜溜的样子。”

会后，陈毅将决议案与相关争论的文件，送交党中央。

在收到文件之后，中央召开会议进行讨论，充分肯定了毛主席提出的“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一基本原则。

同年9月，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召开，要求毛主席必须出席。

而他们不知道的是，自离开龙岩之后，毛主席就患上了疟疾，身体冷热交替，极为虚弱。

因而毛主席回信称，自己身体有病，不能出席会议。

不明情况的红四军党委，以为毛主席是以生病为借口，仍为之前的事情闹情绪，故而再次给予党内严重警告，要求他必须马上赶来开会。

不得已，毛主席只能强撑着，坐上担架赶到上杭，众人看到了面容憔悴的毛主席，这才知道他确实是病重。

同年11月，红四军惨遭败仗，兵力损失近三分之一，中央决定恢复毛主席的工作。

同年12月，古田会议召开，决定以“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作为建军思想，并选举毛主席为红四军前委书记。

此举，也为日后红军建设、解放军政治工作奠定了基础。

1930年6月，红四军改编，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发展为中央苏区。

1930年10月，结束中原大战后的蒋介石，以10万兵力进攻中央苏区，毛主席率红一方面军迎战，歼敌一万三，活捉张辉瓒，破去了第一次“围剿”。

1931年4月，蒋介石以何应钦为总指挥，集20万兵力，以“稳扎稳打、铁壁合围”的战略，进行第二次“围剿”。

毛主席率红一方面军，聚3万兵力于一个点，再以“诱敌深入”的战略，给予敌人迎头痛击，在半个月内连胜五场，歼敌三万余，破去了第二次“围剿”。

1931年7月，蒋介石集结30万大军，再度向中央苏区发难，不仅蒋介石本人亲自挂帅，还聘请了德、日等军事顾问，欲以“分路围攻、长驱直入”的战术将中央苏区连根拔起。

毛主席率红一方面军，采取“避其主力、攻其虚弱”的战略，瞅准时机攻敌不备，于四天之内三战三胜，休整半个月之后再度三战三捷，在两个多月内，歼敌三万余，破去了第三次“围剿”。

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使得中央苏区的规模迅速扩大，发展至近30个县。

然而，立下了如此大功的毛主席，并没有得到中央的认可。

1931年11月，赣南会议，毛主席的思想、政治、军事、组织，都遭到了全面的否定，由毛主席制定的建立根据地的正确主张，则被斥责为“非无产阶级观点”、“单纯防御和游击主义”、“狭隘经验主义”。

在会上，博古毫不客气，对毛主席的批评也是极为难听：“简直就是乡巴佬，你懂什么马列理论？”

会议最终决定，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总前委书记等职位，并撤销毛主席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之职。

这等若说，毛主席的军权，已被收走。

此次会议之后，开始在整个根据地进行大肆推广的，则是王明的冒险主义。

虽然已经开始受到了排挤，但毛主席在中央苏区的威望，还是有目共睹的。

因而在赣南会议结束的几天之后，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毛主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而这，也是毛主席首次被人称为“毛主席”。

王明与毛主席，两种不同的主张，究竟谁对谁错？很快也就迎来了考验。

1932年初，中央决定执行共产国际“攻占大城市”的指令，欲攻打赣州。

对于这个决定，毛主席是坚决反对的，他认为赣州是坚城，又有重兵把守，根本不可能打得下来。

然，胳膊拗不过大腿，兵进赣州的同时，毛主席被中央免去中央局代理书记一职。

一方面，赣州是真的攻不下，一方面，被拖在赣州外边，即将遭到敌人的全面包围，我军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1932年3月到4月间，在周恩来的邀请下，毛主席得以重新主持大局。

在毛主席的带领下，我军从赣州撤离，先是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又攻其不备地打下了漳州，在歼灭了国民党第49师大部的同时，还缴获了各类枪支2000多支、炮6门、飞机2架，可谓是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

然，立下了如此大功的毛主席，又被批了。

为什么？

因为不攻赣州，就背离了“攻占大城市”的指导方针，因为漳州不是大城市，打下来的意义不大，因为毛主席仍然坚持反对攻打中心城市。

故而，1932年10月，由王明主持的宁都会议上，毛主席再次遭到严厉的批评。

会议上，毛主席“诱敌深入”的战略，被认定为“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毛主席“向农村发展”的主张，被认定为“消极怠工”；毛主席对中央“攻占大城市”方针的反对，被认定为“不尊重党领导机关”。

此次会议，毛主席被撤销了几乎所有职务，党权、军权均被一撸到底，被调往后方“养病”。

至于支持毛主席的邓小平等人，撤职的撤职，批判的批判。

由此之后，毛主席成为了一个无足轻重的存在，这段日子持续了三年多。

因而后来在延安时，毛主席就说过：“我在瑞金的中央苏区，过了四年小媳妇日子。”

这一段“小媳妇日子”的时光，毛主席又是如何度过的？

日后，毛主席在回忆的时候如此说道：

“一些吃过洋面包的人不信任，认为山沟子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1932年秋开始，我没有工作，就从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来的书籍中，把有关马恩列斯的书通通找了出来，不全不够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头读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读了这本，又看那本，有时还交替着看，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尽管被一撸到底，尽管遭到了污辱与冤枉，但毛主席始终没有对党失望，也没有任何的消极与沉沦，他始终坚持学习，坚持原则，并无条件地服从党的一切命令。

在被撤销了职务之后，毛主席对周恩来说：“需要我的时候，打个招呼。”

尽管已变成人微言轻，很多会议也都不让他参加了，但毛主席的态度始终都是：让参加的，就一定出席；让说话的，不管人家喜不喜欢听，都要坚持自己的观点。

在后来的反“围剿”中，毛主席也多次献计，始终关注作战进程，始终没有置身事外。

因为他坚信，黄沙淘尽始见金，而真金是不怕火炼的。

自毛主席被撤销了所有职务之后，王明等人全面照搬苏联的一套，坚持“寸土不让、处处设防、节节抵御”，开始与敌人正面硬刚。

因此导致的结果，则是红军一败再败，在接连遭到惨重损失的同时，许多极为关键的战略要地也都被敌人占了去，我党我军的生存空间遭受严重挤压。

1934年10月，被迫长征。

1934年12月，湘江一役，我军几乎全军覆没。

事已至此，谁是对的，谁是错的，已无需赘言。

要是放在常人身上，先是蒙冤，而后又看着军队连吃败仗，多多少少都会心灰意冷，甚至会萌生去意，反正有句俗话也是这么说的：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但毛主席并没有任何消极懈怠过，对于每一个机会，他都珍而重之。

只要是正确的意见，不管需要多久的等待、多长的迂回，他都锲而不舍地去说。

当自己的意见不被接受，他就耐心等待，只要一有机会他就要讲，要宣传自己的观点，如果实在没有办法，大家都不采取自己的意见，他们要去打，他就跟着去打，打败了，在会议上他继续向大家建议，如果大家还是不接受，他就继续跟着大家走。

随着红军的节节失败，条件变得愈加艰苦，红军与共产国际之间的无线电联系，也被敌人切断，远在苏联的王明再也没法进行远程指挥。

多次折戟沉沙，也让原本对王明持支持态度的王稼祥、张闻天等人，与李德、博古产生了严重分歧。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理解并支持毛主席。

1934年12月，在王稼祥、张闻天的支持下，毛主席出席通道会议，并提出“西进贵州”的建议，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

同月的黎平会议，由博古制定的“挺进湘西北”计划被否定，会议同意了毛主席的建议，部队改向黔北进军，以创建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根据地。

1935年1月，猴场会议，由李德大包大揽军事指挥权的情况，被否定。

这三场会议，也为之后的遵义会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5年1月，遵义会议，这是一场挽救了我党我军的重要会议，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进行了三天的激烈辩论。

周恩来在会上自我批评，认为自己应该对失败承担责任，同时也对李德与博古进行了批评。

博古则是认为，失败的原因并非指挥问题，而是因敌人过于强大。

毛主席在会上作了发言，系统性地指出李德与博古的军事指挥错误。

王稼祥、张闻天等人认为，应该取消李德与博古的军事指挥权，并将红军的指挥权交给毛主席这样具有丰富经验的人。

彭德怀、聂荣臻、李富春等人表示赞同，因为他们对于李德与博古的错误指挥，也是极为不满。

会上，毛主席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支持。

至此，以毛主席为首的新一代领导集体终于得以确立，中国得以避免了革命的失败，由此走上了新征程。

事实也证明了，真金从来都是不怕火炼的。

蒙冤、失败、挫折，像是一个炼炉，它能将那些不自信、不坚定的人淘汰掉，也能让一个百折不挠的人，真正地磨炼出来。

逆境并不可怕，反倒是因为逆境，我们才能真正地看出来，一个人的真正实力。

事实上，自遵义会议之后，毛主席所遇到的阻力、所遭遇的质疑还有很多。

譬如1935年3月，苟坝会议，针对林彪关于进攻打鼓新场的提议进行了讨论。

绝大多数人认为，若能打下打鼓新场，将大大利于红军西进，所付的代价应该也不大。

毛主席则是认为，打鼓新场位置险要，其周边更有敌人多支部队，他们有向打鼓新场移动的征兆，进占此地很有可能就会落入敌军的包围圈。

最终举手表决的时候，结果呈一面倒。

支持攻占打鼓新场的，有包括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在内的二十多人。

反对攻占打鼓新场的，只有毛主席一人。

为此，毛主席很是生气，他认为此举关乎我军前途命运，故而寸步不让：“你们硬是要打的话，这个前敌司令部政委，我就不干了。”

少数服从多数，结果显而易见，会议通过了攻占打鼓新场的决议，并免去了毛主席的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

夜不能寐的毛主席，半夜里提着马灯，找到了周恩来与朱德，继续阐释自己的判断与考虑，终于得到了二人的支持。

次日，会议再次召开，毛主席在会上再次分析形势，力陈利弊，终于艰难获得了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并恢复了前敌司令部政委的职务。

就在会议结束几个小时之后，我军终于侦查到打鼓新场的最新情报，滇军孙渡、川军郭勋祺、周浑元、吴奇伟等部都已向打鼓新场方向行进，敌军多达8个师的兵力，已然形成了对打鼓新场的合围态势。

此份情报，也让大家深刻意识到毛主席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并认为军事指挥也不能处处都搞“少数服从多数”，而是应该在指挥作战的时候，将权利高度集中。

之前为防止再度出现李德与博古那样的专制错误指挥，故而大家提出“军事决议民主制”，如今看来，这样的“民主制”也非正确选择。

因而，1935年3月1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集中军事指挥权力”的建议，成立了以毛主席、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

至此，毛主席的统帅地位才最终得以确立。

这之后，才有了在毛主席领导下的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一系列经典战役，经过爬雪山、过草地，最终取得万里长征的胜利。

经过八年低谷，遭遇三次蒙冤，毛主席的锲而不舍、坚持信念，终于以事实向世人证明了自己战略思想的正确性。

对于使自己蒙冤，将自己一撸到底的人，毛主席也展示出了伟大的胸襟，他始终致力于去团结所有能够团结的人，包括李德、博古等人。

因而到了长征后期，李德、博古、凯丰等曾经反对过毛主席的人，也都坚定地与他站到了同一阵线，当张国焘的前敌指挥部副参谋长李特用枪指着毛主席的时候，正是李德抱住李特，保护了毛主席。

百折不挠，是一个伟人的心志。

大度能容，是一个伟人的胸襟。

1942年4月，新四军军长陈毅在受到政委饶漱石的排挤时，毛主席就曾给他去信：“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缺点，增益其所不能，照顾大局，只要不妨大的原则，多多原谅人家。忍耐最难，但作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

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是毛主席这样的人，能够带领中国人重新站了起来。

不止因为他的思想与能力，还因他的胸襟与格局。

这个世界上，从没有任何人、任何事情是一帆风顺的。

当逆境来临，有些人会变得消极，会怒火攻心，会心灰意冷，会一蹶不振，有些人则是会从容面对，会虚怀若谷，会坚毅如钢，会砥砺前行。

毛主席，属于后者中的佼佼者。

如果你在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也刚好处于逆境，那请你不要急，稳住自己。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