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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是一种互动行为。从中国史书的记载来看，古代中国的治理主要是以权力为中心，并通过“君士互动”来构筑权力秩序和整个国家秩序，因此“君士互动”在古代中国的社会治理中一直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所不同的是，不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君士互动”的内涵是完全不同的；而且，从不同的角度来考察，君士关系的性质也大相径庭。例如，从君的角度来考察，君士互动关系一定是一种被服从和服从的关系，由于君权至高无上，士是不允许有任何主动性来建构君士关系的。如果从士的角度来考察，君士互动关系的框架中，不同的士与君之间是存在着张力和互动空间的。本文不是对君士互动关系进行综合性考察，而是聚焦于从士的角度来考察君士互动关系，尤其是士在怎样的程度上可以对君士关系产生建构作用。

中国古代“士”的演变

关于“士”的由来和分类的问题，不是一个新问题，近当代的史学家已经有非常详细的研究。余英时先生在《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对此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梳理。非常值得一提的是，余英时先生提及吴承仕先生对《说文解字》中的“士，事也”进行了界定，即“耕作”的男性；杨树达先生则从甲骨文来理解“士”，继而认为“士”最初是指农夫。而余先生则认为这一观点“很难得到证明”。不过，笔者赞同“士”最初为农夫之说。理由在于：第一，华夏民族是一个农耕民族，农业是华夏民族的“支柱产业”，因此从事这一行业的人一定是贵族成员。第二，远古时期，收成好就能够为部落提供生活资料，这样就能够获得权力，而收成多与少，除了受天气等自然因素的决定外，农业和从事农业的农夫则是最为关键的。因此，“士”最初是农夫并不是没有根据的。

不过，中国历史上“士”的内涵是在不断变化的。最初的“士”如果是指农夫的话，那么随后就演变为主要指掌握部族权力的人及其亲属人员，以及前部族首领的“遗老”。前者如尧舜禹时期的禹、皋陶、四岳等；后者如殷商被周推翻之后，周并没有斩尽杀绝，相反周把殷商的诸多贵族保留下来，如微子、箕子等，而且还“立微子于宋，以续殷后”。而诸如箕子、微子这样的“前朝遗老”在周也就成为士了。当然，把前者视为士的认可度极低，“四岳”更多地被视为当时的官僚，而不是士。因此，尧舜禹分别与四岳等的对话，舜与大禹、皋陶的对话，不是君士互动，而是君臣互动。这不是本文要研究的问题，后者如微子被视为士则是都容易接受的。随着获取生活资料的手段越来越多，仅仅通过提供生活资料来建构权力关系已经不行了，而必须要通过某种仪式来确立权力关系。在这种情形下，从部落贵族中便分离出一类特殊的人，专门从事权力仪式的建构。

不过，这一类人不是普通的贵族，而是部落首领、与王族有深厚渊源的人，甚至有的本身就是王室中的重量级人物，也是“知书识礼”的贵族成员。他们的职业就是占卜或占筮，从事这种职业的人就是觋或巫（后统称为巫）。巫也变成从权力体系中分离出来且又专门为权力服务的最早的贵族知识者，是早期中国思想界中的“文化承担者”。他们上有通天的灵性，下乃知晓人间的先知。巫究竟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史书中并没有记载，最早的史书《尚书》中没有出现过“巫”字，也没有出现过关于以巫为职业的人的记载。不过，《尚书·周书·吕刑》中在阐述上古的刑律的时候有这样一句话：“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而重、黎都是传说中颛顼时期司天地的官名。

为此，《国语·楚语》中就有昭王问观射父：“所谓重、黎实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无然，民将能登天乎？”于是便有了观射父论绝地天通之语，从而道出了觋、巫的诞生，即“民之精爽不携带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到殷商时期，巫的活动记录就非常普遍了，因为大量的祭祀和卜筮活动都是由巫来掌管的。这恰恰与华夏族的祖先崇拜和帝崇拜的一致性有直接的关系。

中国古代早期的君士互动

关于“君士互动”早期记录的中国史书不多。《周易》被称为六经之首，从篇章结构来看，《周易》毎卦都由卦象、卦名、卦辞、爻数、爻辞五个部分组成，里面没有关于君与士互动的内容，而主要是关于卜筮的内容。也可以说，《周易》是巫这种知识贵族建构君王权力过程的具体内容，是“士”单方面行动的内容，没有君王与之互动的内容。中国最早的书经是《尚书》，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史书，“是史官对君主言行及朝廷大事的记录，也就是历史档案。”虽然很少论及“君士互动”的内容，但其中的《洪范》一文的确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关于“君士互动”的记录。当然，后来在《国语》《左传》中关于“君士互动”的内容就很普遍了。《洪范》这篇文章记录了周武王与箕子之间的对话，实际上是武王向箕子讨教治国方略。箕子是殷商的王族后人，但周在摧毁殷商的统治以后保留了殷商的一些王子贵族以祭祀殷商先祖。因而，在周的时代，箕子已经没有任何权力，阶层下降以后已沦落为士。因此，武王与箕子之间的对话，演绎了中国古代最早的“君士互动”。

《洪范》的内容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的内容是时代背景；第二部分是“洪范九畴”的纲目，即“初一曰五行，次二曰用五事，次三曰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第三部分是主要部分，是箕子所阐述的“洪范九畴”的具体内容。武王与箕子对话的时代背景是“惟十有三祀”。关于对这个时间的理解，学界有些差异。一种观点认为这个时间是指“周武王十三年”，证据是《史记》有记载：“武王已克殷，后二年，问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恶，以存亡国宜告，武王亦丑，故问以天道。”武王十一年克殷，所以应为周武王十三年。另一种观点认为，这个时间是指周文王建国后的第十三年，亦即武王即位后的第四年，也是殷商被灭后的第二年。《尚书正义》中也是这个观点：“惟文王受命十有三祀，武王访问于箕子。”后来学界大多以此观点为众。虽然对时间的理解不同，但内容的确是关于武王与箕子的对话。武王问箕子：“上天繁衍了下届臣民，要他们和睦相处，我不知道究竟如何进行治国理政。”箕子的回答不是从人的能力、品德出发，而是从人的行为与上天的关系来回答的，即“鲧陻洪水，帝奈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而“禹乃嗣兴，天奈乃赐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这里需要强调两点：一是从箕子的话语可以知道，所谓的“洪范九畴”不是人制定的，而是上天制定的。对于人来说，“洪范九畴”是“先天”的“宝典”；二是要得到这份上天赐予的“宝典”，不能破坏五行序列，不能让上天“震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