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兄，我看廖运周几次跟你打招呼你都不吭气，是不是你当时没听见？”宋希濂问黄维。

“我耳朵是聋了，可是我戴着助听器呢！我是懒得理他”，黄维没好气地回道。

以上这一幕发生在1983年6月1日，第6届政协常务委员会的会议上。身为政协常委的廖运周和黄维都是参会者，两人自然难免相遇。

黄维是黄埔一期生，廖运周是黄埔五期生，黄是学长。廖运周的哥哥廖运泽也是黄埔一期生，和黄维是同学。还有，二人还曾一起共事，廖运周是黄维的下级。

因此见面之后，廖运周显得非常热情，急忙上前和黄维打招呼。然而黄维旁若无人，没有一点反应，而且还转过身去，丢给对方一个背影。

宋希濂也是黄埔一期生，但是比黄维小了三岁，两人关系很好，前者一直称后者“大哥”。看到大哥如此没有礼貌，他以为是黄维听力有问题，就上前问询。

原来黄维其实是听见了，故意不理睬廖运周。两人之间有什么深仇大恨，都七八十岁的人了，见面还像敌人似的？

黄维,江西贵溪人，1904出生。青年黄维曾经信奉过共产主义，他到黄埔军校就读还是方志敏给介绍的。

黄维

黄埔军校毕业生不少是名将，一期生更是卧虎藏龙，有不少青年才俊，如黄维、宋希濂、杜聿明、郑洞国、陈赓、徐向前、李仙洲、李默庵、贺衷寒、许继慎、王尔琢、范汉杰、桂永清、宣侠父、俞济时、周士第、孙元良、刘戡等等。

1927年国共分裂之后，黄埔一期的学生也分为两派，走向了不同的人生道路。

黄维与宋希濂、杜聿明、郑洞国、李仙洲、李默庵、贺衷寒等人仍然紧紧追随"校长蒋介石"，而陈赓、徐向前、王尔琢等人却选择了共产党。

黄维也是其中的佼佼者，毕业后，在讨伐陈炯明的两次东征和与直系军阀孙传芳的战斗中，他表现出色，很快便得到提拔，此后一路顺风顺水，在1929年，到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主办的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一期深造，掌握了更多的军事理论。

更重要的是，黄维还得到了陈诚的赏识。

陈诚是蒋介石身边的大红人、蒋的“八大金刚”之一，兵权在握，陈诚也是黄埔军校的教官，和黄维属于师生关系。

1932年，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一期毕业后的黄维，被陈诚点名调到了他的18军，担任了旅长。

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700多名，黄维跟陈诚不是老乡，却能得到重用，这说明了一点，黄维确实不是泛泛之辈。

不管怎么说，黄维由此成为陈诚"土木系"的一位重要将领，开始发挥自己的才华，晋升很快。

29岁那年，黄维被升职为11师师长，该师不但是国民党五大主力师之一，也是陈诚的看家部队。

陈诚的土木系的“木”，拆开来是十八，代表十八军；而土木中的“土”，拆开来就是十一，代表十一师。到了陈诚手下，就有了一个好的平台，晋升速度肯定慢不了。

这一点，比较一下王耀武的升迁就可以看出来。

黄埔军校生王耀武，和黄维一年出生，黄当师长的时候，王还是个旅长。

王耀武堪称军事奇才，1932年第四次“围剿”中，王耀武所在的32旅奉命防守战就打得不错；1934年32旅又打败了方志敏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重挫了红十军团、红七军团。

相比之下，黄维在“围剿”中表现平平，没有打出像样的战绩，但是因为攀上了陈诚的高枝，并不影响他的晋升。

34岁那年，即1938年，黄维担任国民革命军18军军长，该军可是国民党军队的主力。这一年，屡建奇功的王耀武还是个副军长。

总的来说，黄维在“围剿”红军中表现一般，乏善可陈。尽管如此，也不妨碍他受到重用和升迁。不仅如此，在1937年陈诚还推荐他到德国深造，可是没有多久抗战就全面爆发，黄维不得不中断学业，奉召回国，担任18军67师师长。

深造回来的黄维就像换了一个人，军事水平突飞猛进。他的抗战首场秀罗店战役，就打得非常漂亮，让十八军一战成名，也让黄维受到了蒋介石的赏识，晋升为军长。

正是在这时，蒋介石召见了黄维，并且送他一张照片留念，还将他的号"悟我"改为"培我"。

意思是小黄啊，好好表现吧，我蒋校长要培植你。

抗战时期的黄维

之后，黄维带领十八军接连打了几个漂亮仗，果然没有让蒋介石失望。

1939年，黄维改任54军军长，虽然还是军长，但位置更加重要。因为该军是中央军的精华，精锐中的精锐，装备优良，战斗力更强。

如果说之前黄维只是陈诚的干将，现在意味着他成为蒋介石的亲信，境界大大提高了。可是此后的黄维上升势头却停顿下来，进入人生低谷。

原因就是担任军长后的黄维，还要听比自己小一岁的，黄埔一期同学关麟征指挥。当时关是第九集团军司令，54军属于第九集团军所辖。

常言道“一山不容二虎，除非一公一母”，关黄二虎肯定会发生摩擦，两人尿不到一个罐子里。

问题是关麟征带兵打仗更厉害，23岁就当了师长，31岁被授予中将，黄维望尘莫及。如此一来，不甘居人下的黄维只能挪位子，担任军事委员会中将高参，坐上冷板凳。

直到内战爆发后，黄维才重新出山，被委任为第三十一军军长。1948年底的淮海战役中，黄维战败被俘，被关到功德林改造，直到1975年才被最后一批特赦。

廖运周，1903年出生于安徽省淮南市，黄埔军校五期炮科毕业。

1938年武汉战役中，属于汤恩伯部队的廖运周的六五六团在茨芭山袭击了日军的辎重队，缴获了大批辎重和其他战利品，自己用不完，也带不走。

正在为难的时候，听说附近有一支国军，廖运周就带着部下拉着战利品送了过去。这支国军，正是黄维的十八军。

前面说过，廖运周的哥哥廖运泽是黄埔一期生，和黄维同学，而廖运周也是一员猛将，两人惺惺相惜，一见如故。

来而不往非礼也，得到人家那么多辎重，黄维也非常大方，给了对方8门大炮，从此两人成为至交。

不久之后，爱惜人才的黄维，干脆请求将廖运周调到自己军中，依为“心腹”。

最爱的人伤得才会最深，被黄维最倚重的亲信，却在关键时刻背后“捅刀子”，毁了黄维的一世“英名”，还差点要了他的命。

1948年11月6日，震惊中外的淮海战役打响，60多万国民党军被解放军分割包围在淮海战场上。8日，集结在河南确山、驻马店地区的黄维兵团奉命东进前去救火。

此刻的廖运周，已经是黄维手下110师的师长，当时他正在湖北战场，接到命令迅速赶向淮海战场。

24日，黄维开向宿县，一头钻进了解放军的包围圈。更要命的是，解放军早已占领一百公里外的蒙城，切断了黄维的后方补给线。

发觉之后，黄维惊出一身冷汗，立即组织突围可是为时已晚，口袋已经被扎紧。解放军在外围筑地堡，修交通壕，黄维兵团的12万人马被包围在双堆集一带。包围圈不到五平方公里，正像毛主席后来下的最后通牒中所说，解放军随便打一发炮弹，就弹无虚发，能炸死一堆国民党兵。

黄维是黄埔军校一期生，久经沙场，通讯设施还那么先进，又有飞机在空中侦察提供解放军动向，为何犯下如此低级错误？

除了我军决策者运筹帷幄，用兵如神，黄维轻敌冒进之外，还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他的心腹爱将廖运周将他的一举一动报告给了粟裕大将。

原来廖运周早在1927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长期潜伏在国民党军队中，成为一名出色卧底。正是廖运周一步步把黄维引进我军包围圈，而对方毫无觉察。

26日午后5时许，黄维决定派投入四个师突围，已经和黄维会师的廖运周一听暗暗着急。

这时候包围圈刚刚形成，解放军立足未稳，一旦黄兵团装备精良的4个主力师下决心突围，我军当时可能抵挡不住，煮熟的鸭子就飞了。

廖运周心想，唯一的办法就是发动起义，给黄维来个釜底抽薪，乱了他的军心。于是廖运周自告奋勇说要担任突围前锋，冲出包围圈。

黄维听了非常感动，紧握着廖运周的手连声说：“关键时刻，还是廖老弟啊！”

廖运周转身走出去之后一声冷笑，随即将黄维兵团的突围计划和自己的起义打算告知淮海战役指挥部。

总前委经过研究之后，决定让解放军前沿部队在110师突围的左翼让出一条路，等110师过去后再把口子及时封上。考虑到110师两翼都是敌军，恐怕起义部队不能安全出去，廖运周再次来到黄维指挥部。

“老弟，怎么又回来了？”

“司令，我对您的安全不放心”，廖运周忧心忡忡地说，“司令，如果4个师一起突围的话，万一被敌人阻击，司令您的手中没有了预备队不是非常危险吗？”

“那依你之见呢？”黄维问。

“我建议把主力师留在司令身边，可以当预备队，以防不测；突围的话只用3个师，这样司令您手中就有了机动兵力，可随时策应第一线作战。”

“我师先突围，如果进展顺利，其他师就迅速跟进，扩大战果。”廖运周恳切地说。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老弟如此忠心，让愚兄何以为报？突围之后一定在委员长跟前举荐，大力提拔老弟！”

廖运周把一切安排妥当之后，一看怀表，离起义还有两个小时。

为预防万一，廖运周再次来黄维那里，给他灌迷魂汤，让他吃定心丸。

黄维见了感到困惑：“老弟怎么又来了？”

廖运周说：“司令， 我来给你报喜来了。敌军太麻痹大意了，阵地结合部竟然留有百十米的空隙，这不是天助司令吗？我怕你着急，特地来报告这一喜讯。在拂晓前我们就可以开始行动，保证突出重围。”

黄维听了眉头舒展，长舒一口气说：“一来是老天助我，二来是老弟精明能干，我黄某何其幸运，能遇到老弟，真是三生有幸。”

他转身对自己的副官说：“去，拿出我珍藏的白兰地，我敬廖师长一杯，祝他马到功成！”

廖运周在回敬了一杯酒，又向黄维敬了个正规的军礼后，意味深长地说：“司令，您多保重，运周去了。”说完，面不改色地告辞了。

黄维一直把廖运周送到门口，紧紧地握了握廖运周的手，目送他离开。直到廖运周消失在视线，黄维才转身回去。

这时候，他的鼻子有点发酸，眼眶已经湿润……

可是几个小时后，却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廖运周带着110师起义了！这个消息如同炸雷一样，让黄维目瞪口呆。他的心情如同打翻五味瓶，愤怒、懊悔、自责、惭愧、屈辱和恐惧交织在一起。

他恨自己有眼无珠，竟然把这个“叛贼”当成心腹，几个小时前还对他推心置腹，委以重任，在他出发前为其配置了那么多的坦克、榴弹炮等重型武器……

这时候的廖运周却成为了解放军的大功臣，刘邓首长派第二纵队政委王维纲，代表刘邓首长看望起义部队官兵，对他们说：“这次你们在战场上英勇起义，历史不会忘记，全国人民更不会忘记你们！”

110师起义后被编为解放军二野第四兵团十四军四十二师，廖运周继续任师长，从此结束了其长达20余年的“潜伏”生涯。

新中国成立后，廖运周先后担任沈阳炮兵学校校长兼党委副书记、吉林省体委主任、民革中央常委兼秘书长、祖国统一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等职。

1955年，廖运周被授予少将军衔，从而成为解放军历史上一位赫赫有名的“潜伏将军”。

而110师起义后不久，人民解放军野战军部队便发起总攻，黄维兵团4个军和1个快速纵队共11个师10万余人瞬间灰飞烟灭，黄维被俘。

成为阶下囚的黄维当时没有反省自己的罪行，以“忠臣”自居，把自己比作“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

在战犯管理所里，大部分人垂头丧气，他却一直挺着腰杆。不仅如此，他还留起了胡子“蓄须明志”，以表示自己不向共产党“低头”的决心。

但是面对新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面对人民当家做主的事实，黄维这个花岗岩脑袋最后也终于开窍，张开双臂拥抱新时代。

1975年3月，黄维作为最后一批国民党战犯被特赦。

当时我党的政策是，去留随便，但是黄维没有选择去台湾，也没有到香港和国外，而是留在了北京。

1978年，黄维还出席了第五届全国政协会议，当选为政协委员。1983年6届政协1次会议上，黄维更上一层楼，被选为常务委员。而廖运周则作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代表出席了会议。

相遇之后，廖运周不计前嫌，主动上前跟老上司、好兄弟黄维打招呼，而黄维却装聋作哑，怒目而视，由此可见，他还在纠结过去。

也许他不是为对方是共产党员而感到纠结，而是在为自己致命的疏忽感到自责。

从1978年以来，他们在政协会议上多次见面，场面都比较尴尬。

虽然两人私人感情的疙瘩没有解开，但是他们都有着民族大义，皆致力于两岸交流，促进和平统一，为此做出了突出贡献。

1989年3月20日，黄维因心脏病突发，在北京逝世，终年85岁。

得知噩耗，廖运周唏嘘不已，老上级的音容笑貌浮现眼前，如同昨日，可惜未能一笑泯恩仇，成为遗憾。

1996年5月，廖运周因病于北京逝世，享年93岁。黄维与廖运周长达数十年的交往，至此成为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