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由弱到强，是一步步从惨败中摸索出来的。

党的起步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在刀锋上跳舞，在泥沼中前行。

党不是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而是从无数的苦难中爬起，在绝境中寻得生路。

能化危为机，也能于险境中愈加清醒，汲取教训、修正策略，逐步明晰方向。

不是在风平浪静中舒展筋骨，而是在惊涛骇浪中锤炼筋骨。

中国共产党让世界为之瞩目，但其背后的惊心动魄，却未必人人能知。

中共的另一面，惊心动魄 ！

百年血火铸党魂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征程，既满含苦难，又遍布辉煌；既充斥曲折，又闪耀胜利。

自诞生之日起，这个政党就在乱世中起步，在风雨中成长，从瘦弱的小苗逐渐长成遮天的大树。

她不是依靠运气或偶然，而是在应对千难万险的过程中，化危为机，步步走向强盛，终于成了世界上最大执政党。

化危为机的答案或许就在那危局中显现的新机，乱象中焕发的新局。

从鸦片战争起，中华民族的抗争就从未停歇。

每一次反抗，都是在摸索中前行。

无论是洋务运动的技艺求强，戊戌维新的思想开化，抑或是太平天国的农民起义、义和团的风起云涌，皆因其头上悬挂着旧时代的陈腐思想，而终究没能成事。

辛亥革命虽斩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却未能将中国从苦难的深渊中拉出，依然是旧瓶装新酒，中华大地上的人民仍在悲惨中挣扎，民族独立的梦想遥遥无期。

革命、改革、抗争，均似徒劳。

新路何在？

旧路已然走不通，若要寻得光明，必然另辟蹊径。

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在这八十年的苦痛中，渐渐拨云见日，开启了新文化运动，寻找救国强国的新思路。

1919年，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直接将中国人民心中的怒火点燃。

五四运动如疾风骤雨般席卷全国，革命的号角响彻云霄。

中国人民的探索精神前所未有地高涨，前进的道路虽险峻，但那股求索的劲头，愈发坚定、愈发顽强。

80多年的血泪历程，成了催生中国共产党这颗巨树的肥沃泥土。

每一场危机，反而催促着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愈加清醒。

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火种，若要真正燎原，光靠激情不够，还需有理论作引，利器作身。

于是，马克思主义成了他们手中的利剑，而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便是这场改造中国的必经之路。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率先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算是为这条革命道路上的摸索翻开了第一页。

这一年，各地的早期组织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思想的星火四处蔓延，为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

自此，中国大地上那千百年来漂泊无依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终于有了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久旱逢甘露，中华大地上出现了新的可能。

荆棘满路踏血行

中国共产党的壮大，绝非一日之功，也不是一路坦途，而是在一次次危局中历经磨难，于绝境中生根发芽。

革命的道路，不是由鲜花铺就的锦绣前程，倒更像是在荆棘丛中摸索出一条血路。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乘风而起，短短六年间，党组织如雨后春笋，遍布全国各地，除去边疆和岛屿，几乎无处不见党旗飘扬。

从“五十余人”到“万余众”，从寥寥党员到数百万工农的庞大队伍，共产党犹如烈火燎原，迅速扩展，已经具备了足够的群众基础。

但后来大革命的失败将方才壮大的队伍打得七零八落，城镇乡村的根据地接连陷落，党员人数从六万锐减至一万。

那些曾经蓬勃的革命火苗，似乎被风雨扑灭，留下的是一片凄凉的废墟。

中国共产党并未因此被打垮，反而愈发坚韧，愈发清醒。

痛定思痛，党深刻反思，逐渐厘清了革命的关键所在。

首先，谁来掌握革命的领导权？

答案很明确：中国共产党必须保持独立，牢牢掌控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革命的力量在哪里？“枪杆子里出政权”，这是在血与火中得出的真理。

没有党的直接指挥，没有武装斗争，革命胜利不过是空谈。

革命的依靠又是谁？土地，只有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才能真正发动起千百万农民的力量，壮大革命的声势。

最后，如何让这艘巨轮行稳致远？

那便是党的自身建设，必须强化民主集中制，只有内部团结、组织严密，方能应对外部的惊涛骇浪。

1929年末到1930年初，是中国革命形势正一派欣欣向荣之时，党内的“左”倾急性病却又悄然抬头。

受到国内政治局势和共产国际影响，许多人心急如焚，期待革命高潮提前到来。

可过于急躁的暴动策划，反倒把党组织暴露在敌人的枪口下。

红军试图进攻大城市，结果又遭遇了惨痛损失。

好在党内并非所有人都被这种脱离实际的狂热冲昏头脑。

清醒的声音逐渐浮现，有人开始反思，有人公开抵制这种急于求成的冒进思想。

何孟雄犀利地指出“立山主义”的三大错误：忽视了发展的不平衡，忽视了主观力量，忽视了阶级力量的对比。

而在奉命攻打南昌的红一军团中，毛泽东、朱德等人根据实际形势，果断调整了计划，毅然决定不打南昌。

这样的决策，保住了革命的生机。

与此同时，周恩来、瞿秋白在上海召开连续的会议，及时纠正了李立三的冒险主义错误，将中国革命的列车重新拉回了正轨。

1931年到1935年，党内又一次陷入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泥淖。

这一次的教条主义，不仅时间更长，且危害更大，像是压在党身上的一块巨石，几乎将革命压垮。

中央红军从长征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湘江战后的3万人，革命似乎再一次濒临绝境。

重大危机，往往是转机的前奏，如同烈火下锻造的利剑，越烧越亮。

风雨飘摇之际，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解决了当时党内的路线、组织和军事诸多悬而未决的大问题。

会后，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终于在党内和红军中逐步确立，站在风口浪尖的他，终于在这场生死存亡的博弈中迎来了转折。

这次会议，不只是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更是一扫过去“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阴霾。

曾经的盲从与照搬外国理论的做法，被一扫而空。

取而代之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灵活应用，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逐渐在党内生根发芽。

党内同志终于意识到：理论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不能光靠纸上谈兵，革命的道路要靠自己摸索，靠自己的脚一步步走出来。

千锤百炼得真知

中国共产党从来不是在鲜花簇拥下走向胜利的，而是在一次次惨败后的风雨里，硬生生走出了一条血路。

每次挫折过后，总能从中汲取教训，愈挫愈勇。

我们说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这“正确”并不是说它从不犯错，凡事都是一帆风顺。

所谓“正确”，有两层含义：

其一是错误虽有，然多属支流，主流却始终是正确的航向；

其二，党虽犯过错，但从未被错误所压倒，而是一次次从错误中站起，愈发坚韧，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这一点，是党在世界政坛上与众不同的标志，也是它能够长盛不衰的根本所在。

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在于从不失误，倒更在于每次跌倒后都能勇敢爬起，从不讳疾忌医。

它敢于直面问题，善于自我革新，极富自我修复能力，这在政坛上并不多见。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几度在风浪中摸索，几度陷入“左”倾急病的旋涡，三番五次跌倒，又三番五次挣扎着爬起。

1927年11月到1928年4月，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一时被急切的理想驱使，推行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全国武装暴动计划。

结果是各地武装接连失败，惨不忍睹。

这一场“盲动主义”的冒险，不仅遭到了共产国际的批评，还引发了党内许多同志的抵制。

事实狠狠甩了几巴掌，党中央的头脑这才逐渐冷静下来，于是党的六大适时纠正了这一错误。

党终于在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上，逐渐摸索出了一些重要的理论成果。

然而，党在政治上仍未足够成熟，这次纠错虽有成效，却未能彻底清除“左”倾的病根。

1930年6月至9月，李立三带领的党中央，再次犯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

虽然时间不长，然造成的损失却是惨痛至极。

各地起义如昙花一现，刚露头便遭扑灭。

所幸的是，党内一些坚守原则的同志和共产国际及时提出批评，六届三中全会迅速纠正了这一错误。

然而，未能在思想上彻底拔除的“左”倾病根，很快在党内滋生出更为顽固的毒草。

这次以王明、博古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来得更加猛烈，也更加系统。

教条主义不仅在理论上显得“无懈可击”，连行动部署都更显周密，似乎是铁板一块，无懈可击。

正是这四年长达的错误，几乎将党和红军逼入绝境，几乎压垮了整个革命的脊梁。

第三次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几乎将中国革命推向了毁灭的深渊。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展开战略大转移。

尤其在湘江一役过后，中央苏区的工作几乎损失殆尽，达到骇人的九成之多。

红军经过这场惨烈的战斗后，只剩下三万人左右。

1934年，中央红军自11月25日湘江战役打响。

到12月1日主力部队掩护后续部队抢渡江水，在灌阳、兴安、全州等地与蓄势待发的敌人展开了三场激烈的阻击战（新圩、界首、觉山铺），以及后卫阻击战。

短短一周时间，红军损失3.7万余人，牺牲与失踪者达3.1万，伤亡人数更是高达两万余人，投降或被俘虏者约六千人。

血战湘江，这片土地染满了烈士的鲜血。

红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誓言要为中华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最终为信仰而献身。

红十团的两任团长沈述清、杜宗美接连壮烈牺牲，红十八团与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在敌人的炮火中英勇战斗，直至建制被迫取消。

这些可歌可泣的红军指战员，化作烈骨忠魂，永远留在了湘江的土地上，至少有23位团级以上的指挥官，永远倒在了追寻“红色中华”的路上。

这场血腥的湘江战役，反倒成了红军涅槃重生的转折点。

在这场生死搏杀之后，党和红军开始从“左”倾错误的迷雾中清醒。

从油榨坪会议、通道会议，再到黎平会议、猴场会议，激烈的争论与反思如火如荼展开，推动了遵义会议的最终召开。

这些会议一场接一场，讨论不停，争论不休，在革命的废墟上搭建起新的希望。

全世界最大执政党崛起的背后，是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惨败，毫不夸张。

但中国共产党从混沌中摸索，在失误中学习，从失败中崛起，每一次跌倒之后，便是一次更高的跃起。

历史的意义，不在于追忆往昔的荣辱，而在于从过去的教训中汲取智慧，摸索出未来的方向。

党能走到今天，靠的正是以自我纠错为核心的自我革命，而若要走向更远的未来，依然需要依靠这种自我革命的精神，不断调整航向，永葆前行的力量。

参考资料：

化危为机是中国共产党成长壮大的神奇密码 杜正艾

中国共产党自我纠错的历程与经验（1921-1949） 黄怡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