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霞姐。

湖南读者周迎伟联系我，说看了张淑英奶奶为前夫钟崇鑫申烈的故事，他想讲讲他们家的故事。(文末有张淑英奶奶家故事的链接，记得看完哦！)

周迎伟传来了很多素材，其中有他的姑妈周潭亭将近二十年间的零散记录。

里面对母亲的思念深深打动了我。

母亲去世十几年了，很奇怪，我从来没有梦到过她。

那晚，我终于梦见她了。梦里，她住处狭小，床铺只是几根木条，上面铺着一张烂床单。

怎么会是这副样子？

我心疼地流下眼泪，拉着她的手，问她：

“妈妈，您的背脊骨痛吗，断了没有？您冷吗？离这里不远有一家弹棉絮的，我去买两床新棉絮给您铺上。”

母亲没有说话，只是冲着我微笑。

我抹掉眼泪，起身，要去给母亲买棉絮。

结果梦醒了。

母亲不见了，只有我满脸的泪水。

母亲在世时，我总觉得她不会离开我，没有尽到孝心，也没有好好地陪伴过她。

如今连我自己都已经到了耄耋之年，好不容易梦见了她，没想到在梦中尽孝都难以实现了。

子欲养而亲不待。

我教书育人一辈子，也是到老，才真的明白了。

母亲姓段，湖南益阳人，家中原有兄弟姊妹11个，夭折了3个。

活下来的子女中，母亲排行老五。生下她时，外祖母觉得已经生满了额，所以取名“满妹子”，没想到母亲之后又多了三个孩子。

外祖母靠着看守段氏宗祠，带着一家人住在祠堂公屋里，种着两三亩的公田。

种地人都是靠天吃饭，遇上连年水灾或是病虫害，粮食几乎颗粒无收，一家大小就得饥寒度日。

遇上揭不开锅的时候，外祖母就带着孩子们出去乞讨。

母亲六七岁时，她的姐姐们都先后送给别人家做童养媳了，剩她和外祖母分担着家里的担子。

挖野菜、帮人看牛、织麻纺纱，只能换得极少的粮食，掺和着野菜就拿来填肚子了，饥饥饿饿地打发着日子过。

13岁那年，母亲也和她的姐姐们一样，被送给一户周姓人家做媳妇了，丈夫比她大三岁。

那家条件其实也不好，母亲仍旧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苦日子。

周家是个大家庭，上有祖父母、伯父母，还有三个姐妹。

母亲小小年纪就要学着料理家事、侍奉老人，学着处理妯娌姑嫂之间的关系，真的难为她了。

母亲16岁那年，村子里发生严重水灾，家里房屋都被冲走了，全家暂住在老家周家湾。

地里粮食肯定是颗粒无收，留在家里也没有别的活计，19岁的丈夫便被亲戚喊去当兵。

走的那天很突然，丈夫还在被水淹过的祠堂里打扫，突然就被喊回了家，说走就走了。

他人老实，话也不多，虽然心里不太情愿，但还是简单收拾了一套土布衣裤、一双旧布鞋，赤着脚就跟着亲戚离开了。

母亲话也没多说上一句。

当时母亲已经怀了孕， 纵使心里千般不舍，但在这种长辈多的大家庭里她也说不上话，只能望着丈夫离开。

那一年的冬天，我出生了。

水灾后新搭起的茅草屋，用茅竹做的墙，四处漏风，大冬天里人在里面瑟瑟发抖，母亲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做的月子。

营养就更谈不上了，连饭都是长辈们省下来给她吃的。

最好的营养就是祖父在深水田里用赶罾捞取的一碗小鱼小虾。

那个年代缺医少药，天花、麻疹流行，小孩子能长大很不容易。

伯父的几个孩子先后夭折了，我成了全家第四代里唯一的小孩，所有长辈都格外关爱我，曾祖母更是怕我有闪失，晚上要抱着我睡。

这也给了丈夫不在身边、初为人母的母亲几分安慰。

我打出生起就没见过父亲，家里人说父亲在我3岁时曾回过一次家，但我对此毫无印象。

父亲倒是每年会给家里寄几封信和一些钱来，在其中一封信里，他还特意给我母亲取了个正式的名字。

从此我母亲再不叫满妹子，她终于有了自己的名字了，叫段丽辉。

这是她日思夜想的人给她取的名字，她很高兴，觉得父亲没有忘记她，心里也更加期盼着见到丈夫了。

一晃又过去了几个年头，见着母亲年纪轻轻独守空房，祖父母也有意让母亲去部队寻找父亲。

可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谈何容易。

一来家里筹不出路费，二来母亲一文不识，出了老家连往哪个方向迈步都不知道。

到我9岁那年，一九三五年正月，大姑母患病在长沙住院，当时大姑父正在德国留学，就由我母亲去照顾。

带我父亲去当兵的亲戚就是我的大姑父，名叫刘璠，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

母亲到了医院，手术时还给大姑母输了血，结果大姑母还是医治无效过世了。

姑母去世后，姑父的两个同事太太，可怜母亲丈夫不在身边，便将姑母生前放在她们那里的钱，扣除了丧事花销，交给了我母亲，作为照顾病人的报酬。

有了这笔钱，家里又变卖了几担谷子，母亲这才凑齐去找父亲的路费。

可是还缺个同伴，长辈们不放心。

正巧那附近有一户钟姓人家，丈夫和我父亲是同一个部队的，他的妻子去过四川，现在又准备去找丈夫了，便联系了和我母亲结伴而行。

刚一入冬，两个女人便出发了。

临走前母亲跟我说，她没有出过门，也不知道能不能找到我父亲，回不回得来家，所以就不带上我了，叫我留在家里听话。

母亲动身的那天，阴雨绵绵，天刚亮她就随伯父还有另一位亲戚踏上了泥泞小路，前往铁角咀乘船到长沙，与同伴会合，再同往四川。

我看着母亲在细雨中艰难行走的背影，心里很沉重，但没有哭出来。

她们一路要翻山越岭，有时步行，有时坐划竿（两人抬的竹椅子），饥一餐饱一餐的，一天也走不了多少路。

几十年后母亲同我回忆起这段，说她当年在路上，人生地不熟，非常想我，非常想家。

每天黄昏，她都会望着自己走过的方向流泪，很觉得伤心。

两个小脚女人走了一个多月，终于到了西康省康定县，父亲的驻地。

当年西康父亲的驻地

我父亲读书虽少，但人很聪明，又凭着姑父的关系，当兵几个月后也考取了黄埔军校，是第六期的学员。

毕业后被分配在了国民革命军第53师318团3营，后来做到了机枪连长的职位。

西康是老山区，当地非常贫穷，父亲在部队里都是吃杂粮和藏民的食物，日子过得也很艰苦。

两夫妻离别多年，一见面就对着哭，感情尤胜新婚。

不久后母亲怀孕了。

部队打仗要时常转移驻地，母亲也只能跟着走，裹着小脚，怀着身孕，想多难就多难。

他们后来到了重庆巴县，我弟弟就是在那里出生的，父亲索性以地为名，给他取名周巴生。

那是一九三七年农历三月，很快，抗战爆发了。

我记得这年的农历九月，天黑得很早，阴沉沉的，风吹得茅屋都瑟瑟颤抖。

我们一家人吃过晚饭，关上门准备睡了，突然传来了敲门声。

开门一看，只见母亲抱着个小孩出现在门外，后面还跟着一个挑行李的人。

家里早得知了母亲生弟弟的消息，祖父母高兴得合不拢嘴，大家见弟弟白白胖胖的，很可爱，都抢着抱呀、逗呀的。

只有母亲脸上浮着一层愁云。

她说，父亲的部队奉命去了上海抗日前线，家属都遣散回家了。

他们同船到了城陵矶，母亲她们在那里转船回家，父亲则跟着部队直接随船走了。

“早听他们同事在一起时说，日本鬼子敢欺负我们中国，就坚决把他们赶走……他们是自愿申请去前线的。”

“到了城陵矶，我们下船，他抱着孩子默不作声，亲了又亲，舍不得，眼睛都红了。”

母亲说着也红了眼睛，声音也哽咽了。

农历十月下旬的一天，亲戚来到我家，跟祖父母说前方来信，父亲所在的部队牺牲巨大，他和那位钟姓战友都负了伤，转移到了后方，现在长沙治疗。

他叫我伯父过去看看。

听到这个消息全家都很惊恐，母亲含着泪也要同去，长辈们把她劝住了，让伯父一个人去了长沙。

几天后伯父回来了，跟母亲说父亲伤得不重，只有手脚被枪击中，精神还很好，正在医院治疗，说父亲想叫母亲带着弟弟去看看。

父亲还活着，母亲很开心，可又担心他身负重伤。

母亲第二天就跟着伯父去了长沙。

她不知道，所有这一切，都是伯父编造的谎言。

母亲到了地方才知道，我的父亲没能从战场出来。

伯父回来要带我母亲和弟弟同去，是因为部队留守处办理抚恤手续必须要妻子儿女亲自到场。

担心母亲承受不了，只能骗了母亲。

母亲得知真相，瞬间如五雷轰顶，整个人都傻了。

伯父领着她办完了有关的手续，拿到了一次性抚恤及埋葬费800元，常年抚恤费每年360元。

不是一笔小钱了，是父亲的命换来的。

曾祖父母、祖父母知道真相后更是大哭不止，全家人不吃不喝地沉浸在悲伤里。

在那荒凉的乡间，在低矮的茅屋里，凄凉的哭泣声断断续续。这样的画面在我的童年记忆里持续了很久，我都不记得到什么时候才逐渐停止的。

伯父劝母亲说，这笔抚恤金不能瞎用掉了，应该买点田，以后也好生活。

母亲听了他的建议，却没想到这为以后留下了祸根。

父亲过世时我11岁，弟弟才6个月大，我们都对父亲没什么印象，对所谓的父爱缺失更是懵懂无知，但这却是母亲心底最深的痛处。

虽然是亲自跟着大伯办理的抚恤金，可她心里其实还抱着一丝希望。

母亲想，打那样大的仗，和部队失散了也是很有可能的，可能等仗打完了，自己的丈夫就回来了。

她也是这样安慰祖父母的。

父亲不在，母亲费尽心血地对我们好，想把缺失的父爱一并补回来。

虽然用父亲的抚恤金买了点田地，但要养活老小一大家子人，家里情况依旧不好。

年成好的时候，尚且可以吃饱饭，若遇上灾年，就得计算着过活，从秋末开始就每天只吃两顿饭。

我年纪小长身体，到晚上总闹着要吃饭，母亲都会留一小碗给我。

光吃米饭粮食是不够的，有时候就得混着蚕豆吃。蚕豆皮硬，我哭闹着不肯吃，母亲就把她碗里饭挑出来给我，自己只吃蚕豆。

营养不够，弟弟小时候没有奶吃，母亲就用一个小瓦罐装上米，放在灶肚里煨成稀饭给他吃。

但凡我们姐弟有个三病两痛，母亲都急得吃不下饭，抹着眼泪为我们找方子，替我们祈祷。

在母亲的精心照料下，我和弟弟也一点点长大了，身体也不比别人差。

印象里，母亲总是穿着一身黑色或白色或兰色的土布衣裤，上面打着补丁，不管春夏秋冬，总是天微明就起床，煮饭、扫地、绞把子、种菜、喂牲口。

不仅如此，还要管全家人的衣服浆洗、缝补、纺纱、绩麻等各种家务事。

她那一辈妇女都裹过小脚，不能下水田，在双抢季节就负责晒谷、车谷。

记忆中，母亲戴着一顶破斗笠，顶着烈日在晒谷场上穿梭，谷子晒干后再用风车吹干净。

母亲个子矮，一大撮箕谷端上风车很要力气，浑身衣服都被汗水浸透了。

随着我们一路长大，国家的命运也终于迎来了曙光。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日本宣布投降，全国都在庆祝，但母亲却失望了。

如今仗真的打完了，父亲没有回来。

母亲还是没有死心，她一直关注着国内形势的变化，为父亲的下落设想了各种可能性。

她想，会不会加入了共产党呢？

这一度成母亲活下去的信仰。

想到将来父亲要回来，母亲总想把我和弟弟收拾得干净漂亮。

小时候一到过春节，亲戚们会给个几角拜年钱，如果家里不是太艰难，母亲就会走上几十里路，给我们买几尺布缝件新衣服。

有时也用她自己纺的纱，染成红色，织成条纹布、格子布给我们穿。

母亲只会做便衣，为了把我们打扮得时髦些，就跑到十几里外的小镇上，到裁缝店里，用纸剪下衬衣样式，回来再自己比对着剪裁。

缝好后给弟弟穿身上，左看右看，高兴得笑眯眯的。

母亲小时候家里太穷，没接触过绣花一类的精细活，大伯母会绣花，给她自己孩子绣的一顶莲花瓣的帽子很好看，母亲特别羡慕。

她想请教大伯母，又怕她笑话，就自己不时地偷偷看一眼。

终于被她知道了，原来把绣好的莲花用米汤贴在碗盖上，干了后就是弯弯的莲花瓣样子。

母亲高兴地向祖母要了几个蛋，照着样子试做了顶帽子，真成了，往我头上一戴特别漂亮。

等我都60岁了，母亲跟我回忆起这段，脸上还能露出当年的喜悦。

我的母亲

母亲没有文化，一辈子最佩服有文化的人，对我们姐弟的学习抓得很紧。

她早上起得早，就把我们也一起叫醒，或读书，或做事，总之不准我们睡懒觉。

母亲虽然不识字，她她会听、会看，有自己的一套评判标准。

我早起读书，如果母亲听到声音不流利，就会走过来说我没有专心；写毛笔字时，她看墨迹清淡，也要说我敷衍，墨没有磨浓；打算盘时手指笨了，她就要说我没有认真不熟练。

弟弟有一次发懒，不肯去上学，别人说孩子小，休息一天也没事。但母亲坚持，硬是拿着竹竿子把弟弟强行“赶”去了学校。

在母亲的严格监督下，我和弟弟后来也算学业有成。

我成绩一直不错，一路往上读，解放后被保送去了武汉大学，毕业后成为了一名教育工作者。

弟弟小学毕业后进了技校，虽然书读得不多，但文化功底一直不错。

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她又失望了一回。

父亲还是没有回来，还是没有信。

此时母亲刚过不惑之年，却已经过早衰老，乌黑的头发开始花白，脸上刻上了皱纹，牙齿也开始松动了。

无论从内心还是外表上，记忆中母亲似乎从来没有过青春美好的时光。

解放后土改，因为当年拿父亲的抚恤金买了几亩田地，我家被划成了富农，母亲的行动开始受到管制。

当时镇压运动很厉害，我的一个堂祖父就被判成反革命，被枪毙了。

母亲胆小，怕要坐牢，不得已把父亲当年寄回来的遗物都烧掉了。

不过母亲也从来没有承认过那是遗物，她仍旧相信，父亲还活着，总有一天要回来的。

亏得母亲平时与人和善，邻里间谁家有个事情请帮忙，她从不推辞，还常帮人家缝缝补补，照顾小孩，自家不缺吃的时候，也会接济邻居一些，所以虽然被划了成份，母亲也并未受到大的批斗。

我一九五三年生下了第一个孩子，孩子未满3岁，我被保送进了大学。

为了支持我的学习和工作，母亲一直在乡下老家帮我带着大女儿，直到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在常德工作，才将母亲和孩子一起接来。

母亲和我在一起生活了十年，那时候我和丈夫工作都紧，长期出差在外，都是母亲帮我们带孩子。

煤、米、菜都是她一个人买回来，做饭、洗衣也都是她自己干。

那年代还没有自来水，我们住在街道宿舍，每天只买一担河水，省着用。

母亲到河边洗衣服，总是一头挑着衣服，一头挑着一小桶水回来，直到女儿长大些，才能帮着代劳。

被子、衣服都要布票，我们的衣服烂的多，好的少，母亲每天晚上身边就放着针线盘，坐在灯下缝缝补补，做鞋子、纳鞋底，把孩子们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

我和丈夫当时的工资也不多，平均一个人19块，吃穿用全靠母亲精打细算。

不过一家人聚在一起，总是一个家，母亲虽然还是操劳，精神状态确比以前好多了。

外面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因为母亲富农的身份，我们两次搬家，被迫迁出机关大院。

到“文革”，母亲不得不再次独自迁回老家，我连送送她也不可以。

母亲就一个人带着简单的行李离开了。

环境如此艰难，母亲也活得有信心，她依旧想着父亲没死。

她想，也许去了台湾呢？

母亲回去只好暂住在舅父家，之前的房子在生产队使用了。

舅父是贫农，村里人对我母亲也是知根知底的，大家都没有为难我母亲。

后来按照政策，生产队空出了一间房，母亲便搬回了自己的老家。

母亲那时已经年过六旬，无法参加农事劳动，就由我们姐弟凑钱给她买口粮、买柴炭。

母亲还是一如既往，除了忙自己的事，也常帮邻居看孩子、缝衣、绩麻、纺纱。

母亲离开后不久，我也随着干部下放大潮去了另一个大山区，我的大女儿还不到16岁，也随着知青下乡了，丈夫则下放到了一个工厂。

一家人就这样分散在各处。

三年后我回城，也被分去了丈夫的工厂，我们便就此在那边安了家。

我心里惦记着母亲，但当时的政治环境还很紧张，我又是刚下放到一个新单位，处处要低人一等，也不敢请假，只能让女儿带着两瓶油去看望母亲。

终于第二年初夏，我到益阳出差，借着机会回了一趟老家。

母亲一直有一个习惯，喜欢站在门外，望着我出门。

我回去时正是耕种季节，田里人不少，但当我出现在那条归家的田间路上时，母亲还是一眼就看到了我，连忙迎了上来。

我也老远就望见她那瘦小的身影，走到近前，两个人满眼的眼泪，一时不知道说什么。

母亲的门牙掉了，显得更加憔悴、苍老。

母亲住的一间屋子，前半部分是床铺，后半部分做饭，几样简单的炊具、碗筷，放在一个木包装箱里。

她在院子里自己种了些菜，水是去池塘里挑，如果有个三病两痛的，就只能自己熬着。

东头的六嫂见我回来母亲没有菜，特意用小桶提了一小坨腊肉悄悄送来。还有义嫂、西头的生产队长一家、厚嫂、高叔，都对我母亲很是照顾，我很感激他们。

我陪着母亲睡了两晚，又匆匆离开了。

母亲一个人在老家住了三年多，因为我弟弟和弟媳工作忙，几个小孩无人照看，弟媳边冒着政治风险，跟干部说好话，终于把母亲接去了他们在株洲的家，一住就是二十四年。

我（中）和弟弟一家

八十年代两岸通信，一年冬天，两个去台湾的表妹回大陆来探望我母亲。

她们的父亲，就是我的姑父刘璠，姑母病逝后，两个表妹都是我母亲照顾的，一直到解放前期，她们才跟着父亲去了台湾。

这么多年，两姐妹一直不曾忘记母亲的养育之情。

看着两个表妹，母亲叹息着对我说：“原以为你父亲到台湾去了，现在去台湾的人都能回来了，看来你父亲没有生还的可能了。如果他人还在世，也才80岁，一定会回来的。”

母亲这次真的绝望了，盼了几十年的丈夫是真的牺牲了呀。

我和弟弟一生没有享受过父爱，甚至不知道父亲是何模样。

是母亲的思念感染着我们，我心底深处也总藏着一种对父亲无以名状的思念。

渐渐地，母亲的期盼也成了我的期盼，我也开始幻想，也许有那么一天，父亲真的能回来我们身边。

最终也不过是一起失望了。

甚至连父亲的骸骨埋在哪里都不知道，我感到好茫然。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和母亲同去四川找丈夫的老乡，她的丈夫叫钟铭，和我父亲都是53师318团3营的战友。

我们两家一直还有联系。

钟铭的妻子是个文化人，保存了很多材料，在一九八五年，就给钟铭申报了抗日烈士。

我和弟弟也想给父亲申烈。

母亲苦了一辈子，如果能申烈成功，也是个安慰。

但一去问，申烈需要很多原始材料记录，找起来很麻烦，我们都没有精力和时间弄。

另外，也确实不知道从哪儿下手，这事就算了。

钟铭有个孙子一直致力于研究当年祖辈的战斗经历，他将53师参加小南翔战场的那一段搜集整理出来。

我们也才得知，父亲是怎么牺牲的。

一九三七年农历九月下旬，国民革命军53师奉命调往上海前线，参加淞沪会战。

父亲周载云，时任第53师318团3营机枪连连长，正是三十而立之年。

部队从重庆出发，沿长江而下，途径湖南城陵矶，父亲把母亲送下了船，他自己随着队伍，于10月6日抵达南京。

两日后，53师分批到达江苏句容驻守待命，十日后，第三战区司令部发布第五号令，决定正式举行蕰藻浜两岸大规模反击战，53师遂奉行紧急调往淞沪战场。

午后父亲所在的队伍便乘着火车抵达昆山，随后紧急进入老人桥、新泾桥、小南翔一线。

10月21日，晚上7时，以善野战的桂军四个师为主，在蕴藻浜沿岸陈家行、顿悟寺一线，同时左翼集团军在广福南北一线，集中所有炮火对日军发起大规模反击。

53师被分配到大场和小南翔之间的走马塘一线。

53师当年在小南翔的防守阵地图

22日，日军对桂军阵地进行大规模进攻，多处阵地被攻破。总司令陈诚为稳重起见，令53师在新泾桥、唐家桥布防。

次日下午，桂军四个师病例损失五分之三以上，被迫撤出战场，由第53师、32师、14师等部接替。

第十六军军长李韫珩，亲自带领53师在杨家宅、陆家桥、孟家宅、战头桥、蕴藻浜南岸一线顽强抵抗日军。

24日到25日，53师在小南翔正面与敌人激战，我父亲所在的部队扼守新泾桥和仙师庙阵地，击毙敌人1300余人。

自10月中下旬以来，20多天时间里，中国部队以车轮战的方式，投入了约25个师的兵力，与日军进行了规模空前的阵地反击战，平均每天阵亡5000人，消耗极为惊人。

26日，大场失守，主力部队开始大规模撤往苏州河南岸，53师与其他几个师担任掩护任务，阻击日军，遭遇日军二路夹击，父亲所在的营在仙师庙夜袭敌营，营长周庭芝不幸中弹身亡。

激烈的战斗还在持续转移。

10月30日，上午，日军加强了对53师正面阵地的进攻，被其多次击溃。下午4时，日军继续出动30辆战车掩护步兵，全线进攻53师阵地，战斗进入白热化。

入夜，53师派兵一部向谢家宅、张仙庙突袭，未果。

我父亲率部设防于小南翔，多次击溃敌人进攻，然而最终未能抵住敌人的炮火。

父亲于1937年10月30日，牺牲于小南翔张仙庙一带，时年30岁。

我一生没享受过父爱，不知父亲为何模样。但血浓于水，我和母亲一样，心底缠着对父亲深深的思念。

一次次的期盼，一次次的幻想，一次次的失望，我好茫然。

好在，青山处处埋忠骨，父亲，安息吧。

我只能这样安慰自己。

一九九六年冬，母亲感冒不适，此后便一病不起。

春节前我去看她，母亲精神还可以，只是不敢下地走路。我扶她去阳台晒太阳，帮她把头发剪短了，她笑着说：“这就舒服多了。”

那几天里母亲的病情好了许多，我也就回去了，听弟弟说，春节时母亲还起来和全家一起吃了团圆饭。

年后，母亲的病情又加重了。

农历三月中，我带着二女儿去看她，她已经有些迷糊，但还知道嘱咐我保重身体。接着两天似乎又好了些，能吃下小半碗麦片了。

三月十五日是我弟弟60岁的生日，我们把母亲扶起来坐在床上，所有人围在她身边照了张相，这也成了母亲最后的留影。

母亲在清醒时曾对我说，梦里看见我的外公外婆还有祖父母了，但不知道他们在的是什么地方。

停一会儿，她又对我说：“我现在好多了，不会死了。”

我安慰她会慢慢好起来的，帮她换了内衣才让她睡下。

第四天晚上母亲仍是昏昏沉沉的，我帮她盖上被子她又掀开，嘴里哼哼唧唧说着“我要回去”。

自那以后再没清醒过。

农历三月十八日，上午母亲只喂下了几勺开水，尿也失禁了，我和弟媳不时地给她换尿布，再然后大便也失禁了。

下午5点钟，丈夫、弟弟、弟媳和我，四个人在客厅里开始商量起母亲的后事。

弟弟再走进房间，母亲已经无声无息地离世了。

我们和母亲最后的全家福

母亲不识字，而我工作到中学校长，母亲很羡慕有文化的人。

母亲生前曾对我说，希望我写一篇文章来记录她辛酸的一生。她临终前两天，我答应了。

没想到几次提笔都没法完成，一晃十几年过去，我也老了，担心一旦痴呆失忆或者撒手人寰，没完成对母亲的承诺，到九泉之下无颜对母亲。

二零零三年，我开始断断续续动笔，我是周家最年长的，我含着眼泪将母亲的一生，家庭的情况记录下来给后人阅读。

只希望他们懂得祖辈如何生活过来，从中得到激励。

提笔才后悔，母亲生前没有好好跟她交谈，很多事情不了解，特别是心里的酸甜苦辣领会得不多。

写出的，也只是对母亲和父亲的无限思念。

也就在这一年，我弟弟的孩子，我的大侄子周迎伟，开始做一件我们这辈人想做而没能做成的事——申烈。

迎伟当时拿到一本族谱，见上面有我父亲的一页，写着：

“学丙，字载云，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毕业，民国二十六年丁丑十月上海淞沪战役阵亡，子一，女一。”

他是第一次看到关于祖父这么正式的记录，突然有点好奇，在家里把族谱翻了三天三夜，还有一本黄埔同学录。

迎伟这孩子脑子活络，开始想，祖父是淞沪战役阵亡，那应该是抗战烈士。

也许申烈这个事情，可以办一下。

他拿着族谱还有黄埔同学录开始到处跑，跑长沙，跑图书馆，跑统战部，还有其他一些关联单位。

他也不知道从何入手，一处处找人出主意，这个事情到底该怎么办。

我和弟弟知道后都劝他别搞了，花时间花精力，还要花好多钱。当时的挂号信还挺贵的，寄出去邮到也要八九天，很漫长的。

但迎伟不听，说自己反正下岗了，有充足时间，一定可以找到需要的材料的。

抚恤金什么的已经无所谓了，但这是一个家族荣誉的事情，他说自己一辈子也没太多能耐，就想帮长辈把这个事情做成。

迎伟根据各处的需求开始到处找材料，给各个地方写挂号信。

重庆、台湾、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广州黄埔军校，都写过，但都没有找到需要的材料。

后来淞沪纪念馆的副馆长还真给他回信了，要他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再去问问。

功夫不负有心人，二史馆那边果然找到了。正好单位有个同事出差过去，就帮他把这个档案调过来了。

名册上详细书写着：“队号：53师318团3营机枪连；职位：上尉连长晋少校；姓名：周载云；籍贯：益阳；死亡地址：上海抗日阵亡；遗族姓名：祖父母、父母，妻段丽辉，子巴生”。

此次，迎伟还翻拍到一张父亲在黄埔军校就读期间的学员照片。

此前，不仅是他，连我们姐弟都不知道父亲长什么样子。

我那永远年轻的父亲

接着就是按程序申报，他亲自去跑了一些部门，一点点地去走这个流程。

迎伟耳朵还不好，以前工作留下来的伤，不戴助听器根本听不清别人讲话。

他办这件事不容易，到人家办公室，都是拿笔写在纸上跟他们交流。

果然应了那句话，有志者事竟成。

二零零四年三月份，民政局、武装部领导带了一队人，敲锣打鼓把烈士证送到弟弟家。

当地的各大媒体也有跟踪报道了。

有烈士后人看到报道后，特别来取经，根据迎伟经办的流程，不久也申烈成功。

弟弟弟媳好高兴，我也高兴，迎伟为我们这个家族做了大贡献，我们都感激他。

唯一的遗憾就是我母亲不在了，没等到这一份荣誉。

母亲如果在世，她一定会欣喜的长吁一口气，她虽然不懂得什么是民族矛盾，但她认准一个理：

“你父亲是打日本鬼子死的，是正事，没有错。”

这话母亲生前多次说过。

后来二侄清伟从美国回来，在他们祖母的墓碑上刻上祖父的名字，还嵌上了照片。

夫妻俩生死分别六十几年，也算天国相聚了。

周载云烈士有一位妻子，叫段丽辉。我想大家应该都不记得她。

丈夫牺牲后，27岁的她，含辛茹苦养育儿女，侍奉老人，操持家务和农事。

段丽辉生前曾和女儿说过：“我为什么专守周家，主要是想着你父亲，舍不得你们姐弟。我如果要带你们走，你祖父母不会同意，再说带到别人家，人家要是不喜欢，我会痛悔一生。”

这不仅是段丽辉的心声，也是无数烈士遗孀共同的心声。

她们一天天煎熬着、想念着、期盼着，活得如一层薄薄的灰尘，被岁月轻轻一吹就散了。

如果没有讲述，没人知道她们来过，没人理解她们的艰难困苦，以及她们的伟大付出。

这是我记录下这些故事的原因。

编辑：佳汇 霞姐

关注我，看更多真实战争故事！

()点击蓝色文字可直接查看张淑英奶奶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