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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陈永贵连珠炮弹似的质问，邓公仅用一句反问就让其无言以对。

1980年，陈永贵在一次会议结束后专门将邓小平拦了下来，毫不留情地发出一连串质问。

邓公闻言却毫无波澜，只是笑着掐掉烟头，不卑不亢地反问道：“你加入共产党有多久呢？”

那么，陈永贵都问了些什么刁钻的问题？邓公这句反问又有何深意？邓公与陈永贵之间还发生过些什么呢？

上个世纪60年代，大寨村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的率领下，发展成了全国的农业典范。这个位于陕西省的一个小山村一举成为全国农村的榜样。

1965年初，农业“学大寨”的风在各地农村吹起，大寨村苦干、实干的精神得到了发扬，最终中国农业连续两年取得了丰收。

然而后来，这个毛主席亲自发掘并一手树立起来的农业发展典型却受到了一些质疑，陈永贵的工作也遇到了一些困难。

在关键时刻，是邓公站出来坚定地支持了大寨，支持了陈永贵，稳定了人心。

1975年9月，全国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邓公在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

“我们要用不断革命的精神来学大寨。如果全国的粮食生产都像大寨那样，那我们国家的粮食 就不用发愁了。”

这番话不仅对大寨做出了高度评价，也是对大寨领头人陈永贵的充分肯定和赞扬，极大地鼓舞了各地学习大寨、发展农业的信心与决心。

大会结束后，邓小平也亲力亲为，与华国锋以及陈永贵展开密切配合，将全国农业学大寨落到实处。

这次学大寨运动使得各地农村基础建设水平和农产量大幅提高，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农业的发展。

取得这样的成绩，离不开陈永贵实干精神的带领，更离不开邓公不遗余力的支持。

1977年7月，邓小平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也见到了许久不见的陈永贵。

陈永贵见到邓小平后快步走上前去握手，并说道：“想不到我们又在一起工作了，小平同志。”

邓公笑道：“今后还得你多指教呢。永贵同志。”

二人还就思想路线进行了深入地交流，邓公表示：“我认为，毛主席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

陈永贵听罢只是点点头，但是实际上，他对于邓小平这些话，并没有很深刻的理解。

邓公复出后的这段时间，陈永贵仍然在副总理的位置上，负责农业工作。在邓公和叶剑英等中央领导人的帮助下，陈永贵也将农业工作干得风生水起。

而陈永贵在之后的工作中遇到挫折时，邓公又再次站出来为他和大寨村发声支持。

但在这个过程中，邓公也为了能转变陈永贵的一些思想，提高他与时俱进的觉悟做了不少工作，却始终收效甚微。

最终话导致1980年，二人之间起了一次争执，陈永贵甚至当面“发难”，丢出了一连串的质问。这又是为何呢？

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一些包括农业发展在内的方针政策发生了转变。

然而陈永贵在工作中的一些思想思路却没有与时俱进，仍然没能将邓公所说的“实事求是”看透吃透。

于是随之而来的，就是对陈永贵和大寨村的一些非议，让陈永贵的工作遭到了很大的打击。

这时，又是邓公及时站出来，替陈永贵和大寨村说了公道话。

他让大家“一定要实事求地对大寨”，并表示：“大寨精神永远没错，还是要提倡的。”

邓公的这些话以公平公正、实事求是的态度评价了大寨，肯定了大寨精神以及陈永贵的贡献，让陈永贵和全体大寨人受到了莫大的安慰和鼓励。

就是这样，陈永贵在工作上遇阻时，邓公几次三番为他提供帮助和支持。但是两年后，陈永贵却反过来向邓公发起质问。

1980年1月15日，一次中央会议即将结束时，作为副总理的陈永贵却提前离席了。

他有一肚子的问题想问问清楚，于是便提前来到休息室门口“堵”邓公。

会议散场后，邓公见到陈永贵在门外站着，笑着朝他打了招呼后准备离开，没想到陈永贵却上前来邀请他去休息室聊一聊。

邓公愣了一下，随即爽快地跟着进去了，没想到刚坐下来准备点烟，陈永贵就迫不及待地发起了质问：

“小平同志， 这些日子你天天开会， 不断提出一个又一个新点子， 我有点接受不了。 我想问一下，那些革命理论还算数不算数？”

邓公听摆先是沉思了片刻，然后掐掉手中剩的半截烟，对着陈永贵笑了笑示意他不要激动，然后正色到：

“这简直像三岁孩子那样幼稚！关于这些问题 ，我最有发言权。 你才加入共产党才有多久呢?永贵同志，我希望你还是按照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首先检查一下自己吧。”

陈永贵听完这番话，一时不知道该如何正面回应，而邓公不等他反应过来就提起公文包转身离开了。

二人的这次谈话，是邓公复出后少有的这样严肃的交谈，事后，陈永贵曾回忆道邓公那天的神情，表示当时他的笑容都是十分“可怕”的。

经过这次谈话之后，陈永贵也对自己的工作和思想进行了总结和反思，才慢慢理解了邓公的深意，也领略到了他的智慧。

实际上，陈永贵之所以会问出这些问题，绝不是有心为之，也不是故意要找邓公的“不痛快”。

而是他在思想上没有转变过来，还是固执己见地困在以前那一套观念里，没有与时俱进地结合最新的发展情况思考问题。

这些也都和陈永贵的个人经历和成长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普通农民出生的陈永贵带领大寨村创造了中国农业发展的的典范，然而在任职副总理时，他竟然毫不留情地当面质问邓小平。

陈永贵出生于1914年，是在山西土生土长的农村汉子，从小是在田地里摸爬滚打长大的。

1948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发挥所长，为大寨村的发展做着贡献。

直到1963年3月，毛主席南下考察时听说了陈永贵的事迹，也记住了他和大寨村的名字。

6月份时，毛主席在谈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更是直接提出了：“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

可以说，陈永贵这个农业人才是毛主席亲自挖掘出来的，大寨村这个农业典范也是毛主席亲自顺利起来的。

之后，陈永贵一直稳扎稳打，甚至担任了山西省委书记等重要职位。尽管已经身居高位，陈永贵也从来没有忘记初心。

他总是一身标准的农民打扮，始终亲自在基层奔波，常常以身作则扎进田里，将实干、苦干的大寨村精神发扬得淋漓尽致。

所谓“时势造英雄”，陈永贵身上那股子肯拼肯干的劲儿为他赢得了一个个难得机会。

1975年，陈永贵又被选为了副总理。从目不识丁的农民到成为堂堂副总理，他可谓是创下历史。

在那个年代，陈永贵由于是农民出身，文化程度并不高，但是他口才却很好，又总是敢怒敢言，能从基层视角发表一些独特的见解。

并且他也从来都没有架子，凡事都亲力亲为，没有忘记过身为农民和父母官的本分。

但是也正是他身上这些显著的特性，让他看待问题有时会不全面，很容易就顾头不顾尾，钻进牛角尖去了。

因此，邓公在复出后曾好几次苦口婆心地提醒他，要转变思想、实事求是，但他却并没有听进去，也因此遭到了不少质疑。

直到1980那次会后谈话，邓公的那句反问才终于让他如梦初醒般地重新审视了自己以及各项工作。

当年9月，陈永贵主动向中央提出请求，辞去了副总理一职。中央同意他的请辞后，邓公又专门找他谈了话。

邓公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一个共产党员应该能上能下，我希望你能按照党员的标准和纪律做。”

顿了片刻，邓公又补充道：“中央直到你在过去做了大量工作，这是好的。”

这也是邓公又一次在陈永贵失意受挫之时抚慰、鼓励他。这番话也成为了陈永贵在人生最后阶段的岁月里继续砥砺前行的动力。

1983年，时年68岁的陈永贵向中央申请，称自己想再为国家、为人民干一些实事。

最终，邓公等领导人一致同意了他的请求，让他回归本分，到北京东郊农场做顾问的工作。

这段时间里，他又一次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光发热，在基层做了大量工作，也向中央贡献了许多宝贵的建议。

不幸的是，两年后陈永贵便被确诊为肺癌晚期，邓公得知后十分痛心，亲自指示了有关部门安排最好的医生全力救治。

最终，陈永贵在1986年3月26日于北京病逝。他墓碑上的8个大字很好的概括了他平凡却又传奇的一生：“功盖虎头，绩铺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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