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1年9月18日军突然发动侵华战争，东北的大地被战火摧残，沈阳成为了抗争的前线。面对强敌的进犯，东北军的不抵抗政策导致了迅速的撤退，然而，2000名沈阳警察却选择了留守，用血肉之躯抵抗侵略者的铁蹄。他们缺乏武器与支援，却爆发出难以想象的战斗力。为何沈阳的警察们选择坚守而不撤离？面对强敌，这场战斗最终的结果又是怎样的？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军费开支迅速膨胀，到了1921年，军费高达7亿3千万日元。但随着经济的变迁，这一开支被迫削减至不足5亿日元。军费的大幅削减导致日本政府开始裁减军队规模，这一决策引发了广泛的不满，许多军人开始组织秘密团体，私下积聚力量。

随着1929年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日本经济遭受重创，政府为了转移国内日益紧张的社会矛盾，开始寻找外部的扩张机会。作为近邻的中国自然成为了日本的首选目标。

1927年田中义一上台为首相后，立即召开了一场秘密会议，讨论侵略中国的策略。会议确立了主要方针，即将“满洲”从中国分割出来并置于日本控制之下。田中将这一战略方案整理成奏折，上呈给天皇，即著名的《对华政策纲要》，奏折中的一句话——“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满蒙；欲征服世界，先征服中国”——赤裸裸地展示了日本的野心。

自1931年起，日本逐步升级对中国的挑衅行动。同年一位名叫郝永德的中国公民通过欺诈手段从万宝山村的12户农民手中骗取土地，并将其转租给188名朝鲜农民种植水稻。

这些朝鲜农民私自挖掘水渠，严重影响了附近的200余名中国农民的农田利益。当地农民愤而将此事上诉至吉林省政府。政府作出裁决，要求朝鲜侨民离境。然而日本领事田代重德却介入此事，指派日本警察护送朝鲜侨民，并要求继续施工，激化了中日之间的矛盾。

1931年7月1日，当地农民对朝鲜侨民建造的堤坝进行了填埋，以此抗议。日本警察随后介入，声称保护朝鲜侨民的安全，开枪打死了数十名中国农民，导致了一场血腥冲突。国际舆论方面，日本政府则通过媒体扭曲事实，煽动朝鲜和日本民众的反华情绪，为其侵华计划制造舆论基础。

在中国东北，随着日本军事活动的增加，包括在沈阳周边进行的47次军事演习以及将擅长冬季作战的仙台第二师团调动至该地区，紧张气氛日益加剧。张学良面对日本对满洲明显的侵略野心，也曾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他曾经在与蒋介石的通信中提及：“日本推进其大陆政策，欲速攻满蒙，此意明显无疑；面对这种局势，我们必须提前做好准备。”张学良的军事行动却受到了国内政治形势的制约。

九一八事变前，国民政府主要精力集中在内部的政治斗争上，尤其是对工农红军的“围剿”，这直接导致了对日本在东北日益严重的挑衅缺乏足够的重视。蒋介石在1931年7月发布的《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电》中明确表示：“只有首先内部安稳，才能对外抗敌。唯有保全民族生命力，我们才能够抵抗外侮；只有实现国家统一，才能有效地进行外患排斥。

这种内部先行的政策导致了东北地区在军事准备上的严重不足。当1931年8月中日冲突不断升级时，蒋介石在给张学良的电报中再次强调：“无论日军今后如何在东北挑衅，都应避免冲突，保持克制，兄长切勿因一时之气愤损害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在这样的背景下，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前夕并未对东北军进行正式的战备动员，而是坚持了一种“避免冲突”的消极防御态度。当日军突然袭击北大营时，东北军在未得到明确抗击指令的情况下，处于被动防守状态。荣臻参谋长根据张学良的指示传达了不抵抗的命令：“保持静默，将武器存放，以身作则，为国捐躯。

9月18日的深夜，日军的铁道守备队突破了北大营的外围防线，东北军士兵提供了顽强的抵抗。同夜北大营的留守高级指挥官，东北军第七旅的参谋长赵镇藩以及从家中匆忙赶回的620团团长王铁汉，在620团团部附近组织了有力的反击。

这次反击虽然付出了300多名士兵的伤亡，但成功掩护了非战斗人员从北大营撤离。尽管造成了日军数十人伤亡，但实际上只击毙了2名日军士兵。关东军的第2师团第3旅团第29联队也在沈阳北站附近发动了对奉天城主城门小西门的进攻，并迅速攻破城门进入城内。

随着日军的突袭，东北军根据张学良的绝不抵抗令迅速撤离，沈阳等主要城市迅速陷入日军手中，在这场仓促撤退中，沈阳警察局长黄显声表现出了不同寻常的抵抗意志。他已经预见到这场突袭的发生，早已秘密储备了大量武器，当日军攻入城中时，他迅速动员手下的警察部队发起了强烈的反击。

黄显声命令：“只要我们尚有一息尚存，绝不放弃防线！”他个人带头，将指挥所设在前线，与手下的警察在城市的巷战中与日军展开了殊死的搏斗。这在当时是全城唯一进行抵抗的力量。

日军对这种意外的强烈抵抗感到措手不及，初期遭受了重大损失。为了镇压这股突然的抵抗力量，日军迅速从第二师调来增援，试图通过围剿来迅速平息这一抗击中心，避免影响到整体的攻势。

尽管敌军势力强大，黄显声及其部队却始终未示弱，他在激励部下士气的同时，也亲自参与前线的战斗。黄显声还下令加强防御工事，准备与日军展开一场持久战。经过三天三夜的连续战斗，虽弹尽粮绝，但他的部队没有一人投降或撤退。

最终当城防已不可持续，黄显声下达了突围命令，确保了部队的最后撤退。只有在确保所有部下安全突围后，他才选择撤离战场。尽管黄显声的抗战以失败告终，他的勇敢抗命、保卫家园的行为，极大地提振了民众的抗战情绪，也对日军的嚣张态度形成了有效的震慑。

然而这些个体英勇的抗战光芒虽明亮，却难以改变整体局势。在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指导下，东北三省迅速被日军占领，逾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迅速沦陷，东北人民不得不开始长达十四年的抗日斗争。

此后除了锦州等少数地区外，辽宁省的大部分地区很快沦陷。九一八当夜长春同样遭受了日军的袭击。关东军第2师团第3旅团在沈阳发起行动后，迅速分兵两路，一路南下支援沈阳战事，另一路直扑长春。9月19日凌晨，长春的宽城子兵营的守将，第23旅663团3营的营长傅冠军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成为九一八事变中第一位殉国的东北军将校。

在傅冠军营长的牺牲激发了手下士兵的战斗决心之下，他们以一个营的兵力硬抗对方一个联队的进攻。尽管日军在宽城子的守军顽强的抵抗下，不得不组织起以中队长、少尉为班底的敢死队发起冲锋。

在激烈的战斗中，即便是长春城内的一些投降官员被派来劝降，面对弹药即将耗尽且明知无援的情况下，守军仍然坚决拒绝投降。最终在日军援军的加入之后，宽城子军营在持续的战斗后被攻破，全营90余人壮烈牺牲，50余人受伤。

南岭军营的抗战同样悲壮。驻守南岭的25旅671团也给日军造成了严重的伤亡。但由于弹药短缺和兵力不足，经过12小时的顽抗后，南岭军营最终被日军攻破。671团及炮兵19团共有250余人阵亡，而日军也损失了43名士兵，其中包括一名少佐，这也是日军在九一八事变中首位阵亡的高级军官。

辽宁和吉林的沦陷使黑龙江成为了孤立的战区。与辽宁和吉林相比，黑龙江的驻军较少，九一八事变时全省仅有少量步骑兵旅。面对日军的全面进攻，黑龙江几乎无力抵抗。

在东北的抗战中，东北抗联的角色逐渐凸显，成为持续对抗日军的核心力量。这段悲壮的历史见证了东北军和地方官兵的牺牲与英勇，也是抗日战争长达十四年斗争的开端。

到了1933年年末，中国共产党指导下的各地游击队已成为抵抗日本侵略的关键力量。这些勇士们在严酷的条件下展开了超过10万次的对抗行动，有效牵制了日伪军接近40万的兵力，坚决不让东北变成日本侵华战争的安全后方。卢沟桥事变的发生于1937年7月7日，这一天是日本对中国全面侵略的开端，同时也触发了中国人民的全面觉醒和全民族的抗战。

自1931年至1945年的14年间，中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据统计超过3500万的中国人民在这场战争中牺牲，包括无辜的老弱妇孺。在日本军队的残暴行径下，超过800万的中国劳动者被迫流离失所，成为了战时劳工。此外日军还占领了中国30多个主要城市，超过20万的中国妇女惨遭掳掠，并被迫成为所谓的“慰安妇”，承受着难以言说的苦难。

面对这段血泪斑斑的历史，我们怎能忘记？那些因侵略而起的国家仇恨，深刻地刻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今天之所以需要不断回顾这段历史是因为它激励着我们保持警醒，更是我们作为后代的责任与义务，去记住那些历史的伤痕，揭示历史的真相，以此教育和警示未来的每一代。

“九一八”，这个由无数英雄鲜血铸就的日子，深深镌刻着中华民族的痛苦与坚韧。在今天，当防空警报再次响起时，请向我们的下一代讲述这段历史，让他们知道：这段历史我们永远不能遗忘。

中华民族是不可欺的，不可侮的，也是不可战胜的。通过不断的努力与奋斗，我们将自己塑造成了一个崭新的民族，自强不息，坚守着和平与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