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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是以诸侯国的霸权迭兴和群雄逐鹿为其社会特征的，这个特征肇端于西周后期的“共和行政”。

“共和行政”不仅是周代王权变化的转折点，也是当时社会经济基础和精神面貌发生重大变化的一个标志。

司马迁曾经十分深刻地论述了这个方面的问题。

他说：

“及至厉王，以恶闻其过，公卿惧诛而祸作，厉王遂奔于彘，乱自京师始，而共和行政焉。是后或力政，强乘弱，兴师不请天子，然挟王室之义，以讨伐为会盟主，政由五伯，诸侯恣行，淫侈不轨，贼臣篡子滋起矣。”

司马迁是在讨论春秋时期的十二诸侯兴衰问题时讲这番话的。他已经把研究春秋时期历史的眼光投向周厉王时期，认为“共和行政”实际上，就是春秋时期诸侯兴起的滥觞。

西周后期，特别是在“共和行政”以后，社会思潮和精神面貌的深刻变化，以及社会观念的变迁都表明，社会历史的发展已经到了重大变革的关头。

诸侯霸权迭兴，群雄逐鹿，在西周王朝覆灭后登上历史舞台，乃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西周前期，经过了成、康、昭、穆时期的平稳发展，社会安定，经济繁荣，贵族礼乐兴盛。

人们“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诗经·七月》)，沉浸于恢弘而和谐的氛围里面。

然而，周厉王后期的国人暴动，却犹如山崩地坼一般，惊醒了人们，随之而来的长达14年之久的“共和行政”，更是社会政治格局中前所未有的大变动。

公元前 842 年，广大的国人和部分官员、贵族以及士兵举行暴动，袭击周厉王。

周厉王逃奔彘（今山西霍县)避难，太子静藏匿于召公家不敢露面。在周王朝大厦将倾的情况下，共伯和挺身而出，主王政沉浮。

古本《纪年》谓“共伯和干王政”，是关于此事的最早的文献记载。

共伯和即卫国诸侯卫武公，是卫僖侯的庶子。

由于卫僖侯的世子早逝，所以共伯和继卫僖侯而为卫君。

西周后期，卫武公因敬慎威仪、注重道德修养而闻名遐迩。周厉王时期，卫武公以侯伯身份入周王朝任职。

《诗经·淇奥》序谓卫武公“入相于周”，《汉书·地理志》河内郡注引孟康说谓“共伯，入为三公者也”。

从彝铭记载推测，共伯和入周可能是先担任“师”职，继而又任“司马”之职的。

《汉书·百官公卿表》引或说谓三公指司马、司徒、司空，孟康说共伯和入周位列三公，是有根据的。

《元年师兑簋》载：

“惟王元年五月初吉甲寅，王在周，各康庙，即位。同仲右师兑入门立中廷。王乎内史册令师兑足师和父司左右走马、五邑走马。”

此“师和父”，即入周任师职的共伯和。他当时已经拥有指挥“左右走马、五邑走马”的大权。

这个时期的《师晨鼎》、《师俞簋》、《谏簋》以及20世纪70年代出土的微史家族铜器群中的一件簋铭，都有关于司马共的记载，司马共当即由师职而升为司马的共伯和。

彝铭记载表明在周厉王三年至五年这段时间，共伯和担任司马之职，在册封典礼中屡任师职人员的傧右，实为这些师职人员的长官，其职位应当就是周王朝最高一级的司马。

关于共伯和在周厉王奔彘邑以后执掌朝政的情况，《师骰簋》铭文载：

“惟王元年正月初吉丁亥，伯和父若曰：‘师骰！乃祖考有劳于我家，女又小，余令女司家’”，此“伯和父”即共伯和。

从铭文里看，他当时已经以王的口吻在进行册命之事。铭称“惟王元年正月初吉丁亥”，或谓此指厉王纪时，但于干支月相皆不合，但是却与共和元年完全契合。

此年正月壬午朔，丁亥为六日，恰在初吉范围之内，这应当不是偶然的契合。

所谓“惟王元年”，即共和元年，亦即共伯和称王的元年。器主师般在这件彝铭的最后说“拜稽首，敢对扬皇君休”。伯和父被称为“皇君”，颇为引人注目。

“皇君”之称见于彝铭者，如“弗敢不对扬朕辟皇君之易（锡）休命”(《叔夷钟》)、“奔走事皇辟君”(《召卣》)，皆指君主而言，而不是普通的大臣或贵族的称谓。

古代文献中也不乏共伯和执政称王的记载。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载，春秋后期，和周敬王争夺王位的王子朝兵败之时，曾经檄告各国诸侯，历数周朝史事，其中谓“至于厉王，王心戾虐，万民弗忍，居王于彘，诸侯释位，以间王政”。

这段话明确指出，周厉王奔彘邑以后，治王之事者是“诸侯”，而不是召公、周公这样的王室重臣。

前人曾经指出，召公、周公是周王朝的卿士，不得以诸侯视之，并且“释位”之说也不是卿士执政所应称者。

王子朝的这个说法是引史事为证，说明诸侯可以干涉王政，想以此号召诸侯参与王室内乱，帮助自己夺取王位。

他关于“诸侯释位，以间王政”的说法，只能理解为古本《纪年》所说的“共伯和干王政”。

战国末年的《鲁连子》一书载：

共伯名和，好行仁义，诸侯贤之。周厉王无道，国人作难，王奔于彘，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号曰共和元年。十四年，厉王死于彘，共伯使诸侯奉王子靖为宣王，而共伯复归国于卫也。(《史记·周本纪》正义引《鲁连子》)

这里把共伯和称王一事讲得十分明确，并且指出共伯和“行天子事”长达14年。

关于共伯和执政称王的情况，《师嫠簋》铭文也有所记载，铭谓：

师和父“乍殳”，嫠叔市巩，告于王。惟十又一年九月初吉丁亥，王在周，各于大室，即立(位)，宰琱生内（入)右师嫠。王乎尹氏册令（命)师嫠。王若曰：“师嫠，才（在）昔，先王小学，女（汝）敏可吏（使），既令女更乃祖考司小辅，今惟踵就乃令(命)。令(命)女(汝)乃祖旧官小辅，暨鼓钟。

铭文中“师和父”后面那个“乍殳”字，疑当读作“籍”。

“师和父”即共伯和。“师和父‘乍殳’”，指师和父举行籍田之礼。

周天子行籍田礼为周代定制，它表示最高统治者与民同甘苦和对于农业生产的关心。

共伯和历来主张加强个人修养以为民之表率，他对于籍田礼应当是很重视的。

名嫠者参加了王——共伯和所举行的籍田礼，还在典礼上担任了重要角色，因而倍感荣幸，所以在铸器纪念时，于铭文开始即首述之事。

其下的铭文，谓名嫠者穿着绘有五彩的蔽膝参加籍田典礼，并且以乐官的身份向王报告风雨和土地的情况。

对于名嫠者来说，这是一次难得的显露脸面的好机会，所以特意铭记此事。

这件彝铭表明，共伯和执政称王的时候，奉行周礼，尽力网罗各方人员以稳定政局。

“共和行政”以共伯和致政于周宣王而告结束。此后，共伯和依然有相当崇高的威望。

《国语·楚语上》谓：

“昔卫武公年数九十有五矣，犹箴儆于国曰：自卿以下至于师长士，苟在朝者，芜谓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于朝，朝夕以交戒我；闻一二之言，必诵而纳之，以训导我。”

他虽然已至耄耋之年，但仍然虚心纳谏，循礼自重。

据专家研究，周宣王时器井人钟乃是共伯和之子所作之器，钟铭谓“作和父大林钟”，并谓共伯和“克哲厥德，贲屯用鲁，永冬（终）于吉”，表明共伯和最后善终。

共伯和死后被称为“睿圣武公”。

可以说有周一代，共伯和都是以周王朝的挽救者和“睿圣”的面貌出现的，绝无指其为篡权叛逆的言论出现。

共伯和以诸侯身份入主周室，执政称王，这表明了诸侯国的势力和影响已经有了前所未有的提升；另一方面也表明周王朝已经没有能力解决面临的重大问题，而需要借助诸侯的力量。“共和行政”的史实说明，诸侯势力的兴起已经形成了不可逆转的势头。

从“共和行政”开始的王权观念的变化，对于春秋战国这一历史时期可以说是振聋发聩的开场锣鼓。

纵观西周王朝，发生严重的王权政治危机，而由卓越的政治家化险为夷的情况有两次，一次是周公执政，一次是“共和行政”。

两者都通过杰出人物的非常之举而安定了政局，并且都在适当的时候移交权位。

但仔细分析起来，两者又有所不同。

周公与共伯和虽然都是姬姓贵族，但周公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据《逸周书·度邑》记载，武王曾经有意传位于他。

在西周王朝刚刚建立、宗法制度尚不完备的时候，周公执政称王，具有某些合法的因素，他和王政大位的距离并不很远。

可是，共伯和只是藩邦诸侯，虽然曾经入周任职，但他既非王子，又非王弟，周厉王也没有传位于他的意思。

当时周王朝经过八九代人的传位继统，宗法制度已经趋于完备，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共伯和并不具备执政称王的合法理由，他与王政大位的距离是相当遥远的。

但共伯和死后被谥为“睿圣武公”（《国语·楚语上》）；而周厉王却遭周人的抨击，据《毛公鼎》铭文记载，连其子宣王也批评他刚愎自用的做法。

这些情况表明，昔日具有至高无上权威的周天子，已经走上了下坡路，人们对于周天子已经不像以前那样虔诚地顶礼膜拜。

共伯和的成功，不仅在于他能够审时度势以制定适当的策略，更为主要的原因在于当时社会人们的王权观念，已经发生重要的变化。

人们对于周天子的崇拜，可以说直到“共和行政”以前，在舆论上还是一致的。

《诗经·文王》谓“文王在上，於昭于天”，“亹亹文王，令闻不已，陈锡哉周，侯文王孙子，本支百世”，“仪型文王，万邦作孚”。

人们认为周王的权位，乃是自文王以来由上天授予的，王位应当由文王的孙子的“本支”世代相承，诸侯要唯周天子马首是瞻。

周康王继位时曾对诸侯和大臣们说，自文王、武王以来，除有天命保佑以外，“亦有熊罴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诸侯们“虽尔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尚书·顾命》)。

虽然当时还没有后世那种“愚忠”的观念出现，但是只有“文王孙子”的“本支”，才可以“百世”为王，是人们的共识。直到周夷王的时候，周天子也还有很高的威望。

相传，周夷王有病，“诸侯莫不并走其望，以祈王身”(《左传·昭公二十六年》)。然而，“共和行政”前后，周王却成了人们抨击的目标。

《诗经》中的《大雅》、《小雅》主要是西周时代的作品，其中《小雅》的《六月》及其以后的 58 篇，《大雅》自《民劳》以后的12篇，郑玄称之为“变雅”。

孔疏谓这些诗“皆王道衰乃作，非制礼所用，故谓之变雅”。

按照《诗序》所言，这70 篇诗作大体都是刺厉王或幽王之作，其中固然也有些篇章赞扬了周宣王，但这些赞扬的诗作却缺乏对于周天子的虔敬和热诚，且周灵王时有“自我先王厉、宣、幽、平而贪天祸”（《国语·周语下》)的说法，可见周宣王的威信其实并不很高。

直斥周王的诗作大量地出现于“共和行政”之后，可以说是王权观念变化的一种反映，典型作品当推《桑柔》，《诗序》说它是“芮伯刺厉王”之作。

《潜夫论·遏利》云：

“昔周厉王好专利，芮良夫谏而不入，退赋《桑柔》之诗以讽。”

这篇诗将共伯和与周厉王进行了对比，写道：

维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犹，考慎其相。维彼不顺，自独俾臧。自有肺肠，俾民卒狂。

维此圣人，瞻言百里。维彼愚人，覆狂以喜。维此良人，弗求弗迪。维彼忍心，是顾是复。

从《国语》、《诗经》、《鲁连子》等的记载看，共伯和是一位睿智、自重、循礼的长者，与《桑柔》诗中所说的“惠君”、“圣人”、“良人”若合符节。

周厉王则以“专利”和暴虐著称，他拒谏饰非，钳制民众，刚愎自用，贪得无厌。

周厉王时期，“国人谤王”(《国语·周语上》）的事情表明社会舆论对于周王的抨击相当激烈，周王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和威望已经大为降低。

西周末年，人们对于周幽王宠幸褒姒、任用虢石父为卿士颇多抨击。

史伯曾说：

“今王弃高明昭显而好谗慝暗昧。……夫虢石父，谗诌巧从之人也，而立以为卿士，与剸同也；弃聘后而立内妾，好穷固也；侏儒戚施，实御在侧，近顽童也；周法不昭，而妇言是行，用谗慝也；不建立卿士，而妖试幸措，行暗昧也。”(《国语·郑语》)

《诗经·十月之交》曾经列举周幽王任用7个佞臣的情况，指责他们随意征发赋役，以至于民众怨声载道。周幽王对于褒姒的宠幸，也使贵族和民众普遍不满。

《诗经·瞻卬》斥责“妇有长舌，维厉之阶，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这虽然有女宠祸国论的偏颇，但其所指的周幽王宠幸褒姒的恶劣影响乃是事实。

当时已经有贵族一针见血地对周王进行批评，《诗经·节南山》所谓的“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就是其中一例。

对周王的抨击并不意味着贵族和国人要废除王政，恰恰相反，他们是“恨铁不成钢”，目的在于“柔远能迩，以定我王”(《诗经·民劳》)，使王位得以巩固，使王权得以改善。

尽管如此，还是可以肯定，“共和行政”以后，王权观念已经趋于淡薄，周王的威信日益降低。

与上述相对照的是，西周后期诸侯、贵族的威信正趋于上升的势头。

西周前期和中期，周天子的神灵“於昭于天”、“在帝左右”(《诗经·文王》)，将周天子奉若天神之类的语言，在西周后期的诗作中不再出现。

且不说周厉王和周幽王，就连号称“中兴”之主的周宣王的情况亦是如此。

“共和行政”以后，虽然出现了一些赞美周宣王的诗篇，但其威信已经远不能与西周前期和中期诸王相比拟，并且这其中的有些诗篇，与其说是赞美周宣王，倒不如说是赞美那个时候的贵族大臣更为合适。

例如，写周宣王北伐南征的《六月》、《采芑》两首诗作，前者写“文武吉甫，万邦为宪”，后者写“方叔元老，克壮其犹”，分别述尹吉甫和方叔的功业，对于周宣王则一带而过。

其他如《崧高》赞颂申伯和甫侯，《悉民》赞颂仲山甫，《韩奕》赞颂韩侯，《江汉》和《黍苗》赞颂召伯虎，《出车》赞颂南仲等，都是这种格式。

这些诸侯、贵族在诗作中的形象十分高大完美，如谓“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万邦，闻于四国”(《崧高》)，“衮职有阙，维仲山甫补之”(《烝民》)等。

这类诗句在西周前期和中期的诗歌中未见踪影，可在“共和行政”以后却大量涌现，其原因并非诗人心血来潮，而是王权下降、诸侯和贵族势力崛起的反映。

作为一种偶像，周王在西周后期已经失去了往日的灵光，某些诸侯和贵族颇有起而代之的苗头。

《尚书》载周代诰誓文献，多集中于成康时期，至穆王时期已属少见，到了西周后期则成绝响。

其间的原因固然很多，但王权衰落，人们对待周王室的态度，由近乎狂热的顶礼变成了冷淡与漠视，不再关心周王室的诰誓文献，应当是重要原因。

总之，到了“共和行政”以后，王权趋于衰落，王权观念淡薄，诸侯和贵族势力兴起，都呈现着不可逆转的形势。

也就是说，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政治格局，早在“共和行政”时期就已经埋下了种子。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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