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8月的一天，53岁陈掖贤自缢在了自己家中。同事们发现他时，身体早已僵硬、冰凉。
得知此事，友人袁宝珊震惊之余更多的是遗憾。他认为，陈掖贤的死，更多的是他个人的性格使然。
幼年丧母，寄人篱下1927年冬天，陈达邦与李坤泰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求学时相识、相爱，并走入婚姻殿堂。
一年后，李坤泰有了身孕，并给未出世的孩子取了乳名“宁儿”。由于长期过度学习劳作与营养不良，她身子一直不是很好。
党组织出于考虑，提前安排其回国参加工作，同时调养身子备孕。就这样，那年冬天，李坤泰便挺着肚子回到了祖国，至此与丈夫陈达邦一别便是永诀。
1929年2月，李坤泰生下宁儿（陈掖贤）。但作为党的同志与干事，她注定不能陪在孩子身边抚育他成长，还没来得及坐月子就毅然挑起了党组织的工作，为国家与民族的前途而奔波，与宁儿团聚的时间少之又少。
九一八事变后，李坤泰化名赵一曼，被党组织委派到东北领导抗日地下工作，算是彻底与自己的孩子作出了告别。
临别前，赵一曼看着怀中的宁儿有千般不舍，特意抱着孩子到照相馆照了一张相，并把照片托给了自己的二姐李坤杰，说“这样好歹可以给宁儿留个念想！”
赵一曼走后，宁儿更多的是由他的伯父与姨妈照顾更多，此时他的父亲陈达邦仍远在莫斯科，日夜忧心忡忡，思念并担心着他们母子的安危。
1935年11月，在东北参加抗日领导工作的第四个年头，赵一曼在一次对日作战中不幸受伤被俘。当时日本人并不知道她就是大名鼎鼎的红枪白马女将军，对她施以各种酷刑逼供，却仍一无所得，拷问到最后，敌人无计可施了，遂于1936年8月，将其残忍地杀害。
赵一曼同志宁死不屈、慷慨就义的消息传出，党组织与中央领导层无不哀恸。后来陈毅说她是“革命英雄，临敌大节不辱”，聂荣臻也说她“拥有着中国共产党的最高贵品质”。
出于保密工作，在赵一曼牺牲时，根本没有人知道她的真实身份就是李坤泰，更不会知道她还有个年仅7岁的孩子，丈夫是陈达邦。
就义之前，赵一曼拖着被折磨得体无完肤的身躯，捏着万分沉痛的心给“宁儿”留下两封信，信中有一句话似乎已经预见陈掖贤悲惨结局——“宁儿，母亲对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一件遗憾的事情。”
另一句则令人看了肃然起敬，也奠定了后来陈掖贤的革命信仰——“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
赵一曼去世后，陈掖贤一直交由陈达邦的堂兄抚养。小家伙天生心思敏感、细腻，在知道自己和其他兄弟姐妹不一样后，一下有了寄人篱下的感觉，整个人变得孤僻、自闭，丝毫没有了从前那种自信与活泼。
对于赵一曼的事迹，虽然陈掖贤从小就耳濡目染，但是却并不知道这就是自己母亲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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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时的陈掖贤无数次问过自己，“我的爸爸是谁，我的妈妈又是谁？他们为什么不来看我？”
最终他自己得出一个结论，他是被爸爸妈妈所抛弃的孩子。
正如赵一曼在遗嘱中所说，没有好好教育他，这恰恰成为了陈掖贤后来致命的缺陷。
与新家庭格格不入1942年，陈达邦终于结束了在法国的工作，被党组织调回国内领导革命。听说“宁儿”不仅还活着，而且已经长大成人，陈达邦欣喜异常。
15岁这年，陈掖贤终于见到了自己心心念念的爸爸，令他猝不及防的是，自己朝思暮想了十几年的爸爸，当时已经有了新家庭，所以他与父亲的感情一直未能更进一步。
尽管到了新家之后，父亲、继母和兄弟姐妹们皆对他很好，可十几年来养成的自卑、孤僻，让他一直与家人们格格不入。
之后陈掖贤，一直是与伯父、姨母家关系更亲，慢慢长大后甚至不愿意回自己父亲的家。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歌颂革命女烈士赵一曼的丰功伟绩，一部电影《赵一曼》火遍大江南北。也是这一次，让已经消失了近20年的李坤泰再次走入人们视野。
电影上映时，李坤泰的姐姐李坤杰，凭借着电影描述，靠一张照片与电影里赵一曼怀里的“宁儿”，当即判断赵一曼就是自己的妹妹李坤泰。只是没有想到朝思暮想了近20年的至亲，如今早已慷慨就义。
当陈掖贤的姑姑陈琮英（任弼时妻子）告诉陈掖贤，他母亲其实就是大名鼎鼎的红枪白马女将军赵一曼时，陈掖贤大受震撼。
与此同时，陈琮英还交给陈掖贤两封信，正是赵一曼就义前给“宁儿”写的遗嘱。
陈掖贤抽泣着看完，当即找来大头针与墨水，在自己左臂上刺上了“赵一曼”三个大字。
赵一曼身份被证实之后，陈掖贤一下成为了中南海最惹人关注的烈士遗孤，享受着光荣与待遇。为了他的教育，党中央特意安排他到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深造，希望他学有所成，能够继承亡母遗志，为新中国建设出一份力，此外还给他拨了一笔革命烈士家属抚恤金，但却被他拒绝了。
个人生活令人糟心1956年，陈掖贤以优异成绩从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毕业，当时同期毕业的很多同学，都被安排到了外交战线工作，但令人意外的是，陈掖贤却被外交部门给婉拒了。
原来，据了解他的同学透露，陈掖贤个人形象实在太邋遢。外交战线，尤其外交官的形象、谈吐，关乎国家形象，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慎之又慎。但陈掖贤却极不注意个人形象，乃至可以用不修边幅、邋遢怠惰形容，学校领导与同学也曾多次暗示过他。
虽然在外交部吃了闭门羹，但作为优异成绩毕业的学生，他的基本知识还是相当拿得出手的，党组织综合考虑之下，把他委派到了北京工业学校任职做一名政治课老师。
也是在这里，陈掖贤遇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莫逆：袁宝珊。
据袁宝珊回忆，“有一说一地讲，陈掖贤虽然个人形象上过不去，但是他的教学水平还是相当高的。他拥有非常渊博的历史与政治知识储备，授课时又能够针对课题旁征博引，侃侃而谈，相当受学生们的推崇与喜爱”。
其中有一名叫做张友莲的女学生就被他迷住了，每次总是痴痴地坐在座位上看他讲课。
袁宝珊回忆，当初学校安排他与陈掖贤同住一间宿舍，他可是深受其苦。
原来，陈掖贤不仅不顾及个人形象，还不太爱护公共卫生。他喜欢抽烟，也喜欢垃圾、脏衣服随手就扔，每次袁宝珊外出几天回来，势必要被那股酸臭味儿给熏倒。每次搞宿舍卫生，都要下极大的功夫，但每次他都不动手帮着搞卫生。这一度让袁宝珊腹诽，这到底是怎样一朵没心没肺的奇葩。
当然，除了这些零碎小事外，袁宝珊印象最深刻的是，陈掖贤几乎灾难般的理财能力。当时陈掖贤每个月工资有69元，按照当时普通人家来说，30块钱一个月养活一家5口，也是绰绰有余。
可每到月底，陈掖贤总会向袁宝珊诉苦，自己的钱不够花。要知道袁宝珊工资甚至还没有陈掖贤高，每个月都还能有40-50块的剩余。
钱没了，陈掖贤就花样百出，找人借贷、用粮票换钱，久而久之搞得人尽皆知。组织上非常担心他的个人生活，所以特意安排袁宝珊暗中调查他工资用度。
暗访之后，袁宝珊看出了名堂。
一日午后，陈掖贤悠闲地在宿舍喝起了小酒，配着极其罕见的炸昆虫，吃得啧啧香。袁宝珊跑去一打听，好家伙，这种炸虫子一两要好几块钱，陈掖贤竟满满地买了一大盘。还美其名曰错过这村就没那店了，所以多买点儿解馋。
又一日，路过某胡同竟然发现了可议价的西凤酒，价格2.7块钱一两，一口气买了二两。还有更夸张的，陈掖贤刚发工资时，从来都是买那种大厂机器平切的细烟，一包就是好几毛钱，有时候一天能抽去好几包。他的花销有多大，看地上堆满板结的烟蒂就能看出来。
搞清楚症状后，领导们很快对症下药，让袁宝珊帮陈掖贤代管工资。
对于陈掖贤的工资，袁宝珊刚开始这样作安排：工资先给他买足一个月的粮票之后，分成四份，每个礼拜再给他一份，这样就能确保他到每周都有钱花。
可没想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陈掖贤花钱依旧大手大脚，月初就把下周的钱给花了。为了提前花钱，他总是会以饭票多了为由出售换钱，有时候甚至会去借小额贷款。在党组织的政策之下，他仍旧寅吃卯粮，月初刚过没几天就伸手向袁宝珊要钱。两人因为此事，还多次大吵一场。
帮陈掖贤代管工资的事，直到他在1957年结婚，党组织才把财政大权重新交回他手中。
矫枉过正，自缢而死陈掖贤的新婚妻子，正是他学生张友莲。
成家之后，原本大家还以为陈掖贤性子该有所收敛改变，没想到新婚燕尔后没多久，夫妻两人就隔三岔五地吵起来。
吵的原因大概有二：
一、陈掖贤不注重个人卫生；
二、陈掖贤的财务情况一塌糊涂。
对于第一点，大家有所预料，可没想到的是第二点。袁宝珊很清楚，陈掖贤夫妻两工资加在一起轻松超过了100元，怎么会不够用？实在是匪夷所思！
当然，还有最大一点原因，就是两个人婚姻没有经过多少深入了解便缔结到了一起。结果在一块过日子后才发现，对方远不是自己看到的那样，原本梦想诗意的生活，却硬生生过成了满地鸡毛。
那时候住在他家隔壁的邻居，总是能够听到下班后他们夫妻俩的争吵声音，有时候也会摔东西，乃至大打出手。
等到他们第一个女儿出生后，家里情况更加糟糕，不仅要养育孩子，还得相互迁就着过柴米油盐的日子。
张友莲原本身体就不太好，加上生完孩子后没有好好坐月子，导致身体一下孱弱起来。精神与疾病的双重打击，一下把她逼成一个神经质女人，甚至到了需要住院吃药才能稳住病情的地步。
家庭的琐事、世俗眼光的束缚、为人夫冈的框框架架，越发压得陈掖贤喘不过气来。
在他心里，也很想让自己和家人过上体面、幸福的生活，可却从来没有人教过他如何与人相处，如何去关心、体贴别人，如何去规划与家庭的未来。这些东西都是他在书本与社会中，永远无法获得的。
加上父亲去世后，陈掖贤整个人变得郁郁寡欢、木讷无比。他不再与人交流，但仍旧入不敷出，照顾不好自己，经常被人发现饿晕在自己家里。
1982年8月中旬一天，多年来的身心俱疲与贫困交加，迫使陈掖贤作出了生命的最后诀别，以自缢家中的方式，告别了这个世界，只留下几句话：“不要以烈士后代自居，要过平民百姓的生活，不要给组织上添任何麻烦。以后自己的事自己办，不要给国家添麻烦。记住，奶奶是奶奶，你是你！否则，就是对不起你奶奶。”道出了自缢的原因。
他对自己自视甚高，总是以自己是赵一曼的儿子来严格要求自己，必须事事争先作榜样，必须事事以党和国家为重。
但另一面却又不具备模范的能力，知行总是不合一。久而久之，让他越发感觉羞愧、抬不起头，感觉自己给母亲赵一曼丢了脸，陷入深深羞愧与自责中。
而他这种强烈的心理矛盾与矫枉过正的缺陷，恰恰成为了害他的罪魁祸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