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古堂|可居室:随处可居,奇货可居

张济评文化 2023-05-15 14:05:04

“北有王世襄,南有王贵忱”,这是国内文献学及收藏界关于“二王”的说法。王世襄有“京城第一玩家”美称,而潘景郑则称王贵忱是“魁奇之士”。二十余年前,中华书局出版《文献家通考》,所收录彼时在世的文献家,亦仅有王贵忱与潘景郑两位老先生。王世襄与王贵忱亦是知音相惜,曾为其书斋号“可居室”,意为随处可居,奇货可居。

所谓“随处可居”,说的是王贵忱从辽北至岭南,半生漂泊,随遇而安,有古人之风。而“奇货可居”既是赞其学识精深,发前人所未发,是大学者,亦是言其收藏颇丰,也成体系。其收藏以古文献、古钱币、名人手札等为大宗,亦兼及金石、书画等门类,又深入挖掘藏品文献、文物价值,嘉惠学林,并编著《中国钱币文献丛书》《曾国藩未刊书札》《张荫桓戊戌日记手稿》等,为学界所推重。

王贵忱“可居室”

此次,中国嘉德2023春拍,适值三十周年大庆,征得王贵忱旧藏清代、民国、近现代名人信札、诗词文稿多通,并大部分出版于《可居室藏清代民国名人信札》。其中作者,多为有清望、雅享时誉之学者、艺术大家和收藏界、军政界声名显赫之名流。如王国维、罗振玉、蔡元培、王懿荣、张学良、吴大澂、潘祖荫、张廷济、端方、梁鼎芬、杨守敬、樊增祥、黄宾虹、梁启超、张謇、郑孝胥、张伯驹、谢稚柳等,不一而足。而这批信札上款人亦多可考据,则愈显其珍。

/ 国学大师,精神苍穹 /

晚清民国时期,是满纸烟云的年代,各种思潮相互撞击,或保守,或激进,或革新改良,交错并行。而风云际会之时,俊杰迭出,以国学大师而言,他们笔触下的道德文章、严谨之治学态度以及传奇的人生际遇,作逸闻谈资之余,那一袭袭长衫背后,无法掩盖的更是一个大时代的精神苍穹。

Lot 644

蔡元培 致章宗元信札

出版:《收藏·拍卖》2005年第1期,第60页,收藏拍卖杂志社。

著录:《可居丛稿》,第509-510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

25×16 cm. 约0.4平尺

蔡元培提倡“宽而有制,和而不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堪称“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很多人对他的爱戴,始于其人格的感召,在他身上,有着旧文人的风骨,也有着憧憬“新时代”的天真烂漫。其曾言:“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如此,新文化发轫,便是情理之中了。

此蔡元培致伯初信札,信纸为“北京大学用笺”,上款人“伯初”即章宗元,近代法学家、经济学家,章宗祥兄。曾任外交部主事、翰林院编修、北京财政学堂监督、唐山工业专门学校校长等。信中“今来雨轩”始建于1915年,其最初的匾额由徐世昌所书,如今则是赵朴初所写。民国时期,这里是各界名流雅集之地,如郑振铎、沈雁冰的文学研究会即是在“今来雨轩”成立。邓中夏、高君宇的马克思研究会也是从此地开始活动。

而“闻黄任之兄演说,先生亦深表同情。兹有任之与弟等所发起之职业教育社”,其中“黄任之”即黄炎培,1916年其曾组织职业教育研究会,提出职业教育之目的在于“解决社会国家最困难的生计问题”。而1917年5月6日,其又创建中华职业教育社,设中华职业学校,以“敬业乐群”为校训,提出“劳工神圣”、“双手万能”的实用教育,要使“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

中华职业教育社最初成立时,囊及教育界、实业界共48人,包括黄炎培、蔡元培、梁启超、吴廷芳、张謇、张元济、马相伯等。其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以“提倡、研究、试验、推广”职业教育为宗旨的教育团体。同年七月,黄炎培又亲自起草《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可谓是职业教育思想形成的发轫。

而蔡元培则当选中华职业教育社评议会主席记事,其一生为教育事业而默默付出,亦为教育之亟需改革而极力奔走,并身体力行,令人尤是钦仰。尤是在旧教育制度的种种弊端不断显露时,蔡元培更加深刻明白教育与国家民族兴盛的重要意义,亦更坚定为教育的蓬勃而广纳英雄。是信,蔡元培奉上《组织大纲》、《办事方针》各一册,希望能吸收章宗元为特别会员,即是其对职业教育发展推动的实证。

Lot 627

王国维 致沈曾植信札(附封)

出版:《可居室藏清代民国名人信札》,第339-340页,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

著录:《可居丛稿》,第499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

23×13 cm 约0.3平尺

傅斯年曾言“因彼处我畏王静庵君,梁非我所畏,陈我所敬亦非所畏。”其中,梁为梁启超,陈是陈寅恪。笔者以为,傅斯年敬畏王国维,除了学识外,更多的定然是景仰他的峻洁品行。诚然如是,王国维为“甲骨四堂”之一,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等各方面均成就卓著,而其尽己所能地捍守了前朝传统士大夫最后的坚贞,亦是旧文化最高的“精神意度”。

在进入民国后,曾经“超前”的王国维总是显得不合时宜。他不断以旧知识分子形象自居,一副玳瑁老式眼镜,一袭粗旧长衫,瓜皮帽后的“猪尾巴”小辫,俨然典型的冬烘先生模样。这是王国维“老学究式”的无言抗争,他以遗老装扮,坚持着自己对旧文化诉求与信念。王国维全然不在乎新时代人注视的异样目光,个中亦无形透着一种他固有的坚忍与从容。

此“王国维致沈曾植信札”,附封,封上“外书一册。贵上大人安启。王缄。”信纸为商务印书馆监制。沈曾植,字子培,号乙庵、寐叟,而“贵上大人”为旧时敬称,可参见《王国维全集》中,如其1918年6月上中旬致沈曾植信札,亦有相同称谓。

据王贵忱《王国维遗墨及书册数种》考据“此‘小红袍’递呈封,上款为‘贵上大人安启’,乃避时人长辈名讳书例,甚为少见。此札未见著录,往承已故友人雷梦水先生代为找到。信文中‘纨房’二字,疑为‘纨扇’笔误。索书诗扇,系于一九一六年八月三十日,见《王国维全集·书信》一百一十二页。”可作参考。

此外,信中“《学术丛编》第二册已印就,奉呈教正”。考1916年,英国人哈同成立广仓学会,研究中国古文字、古典制度等,并聘请王国维为学会学者,兼仓圣明智大学教授。同年,仓圣明智大学又出版《学术丛编》《艺术丛编》两种专业刊物,而王国维则任《学术丛编》编辑主任。

《学术丛编》一共印制二十四册,后来又分类装订,称为广仓学宭丛书甲类,亦称学术丛书。其所涉经、史、文字等内容,是王国维古今中西学术整合的重要著作,其“古史新证”的学术思想及研究成果,在学术界亦有极大影响。王国维的墨迹鲜少,而此札关于其重要大著作,据其刊行宗旨“明上古之文化,解经典之奥义,发扬古学,沾溉艺林”,亦可知“守旧”的王国维,必当为此刊费劲心力。奉呈另一遗老沈曾植,也可见其对旧文学的重视。

Lot 645

梁启超 致麦仲华信札

出版:《可居室藏清代民国名人信札》,第317页,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

24.5×15.3 cm. 约0.3平尺

作为曾经的“戊戌维新志士",梁启超励志改良,积极参与变法,成为时代先锋;在流亡海外期间,又以笔为刀,被尊推为新秩序的意见领袖;而归国后,其亦是心系天下,所发表的《少年中国说》,个中强烈之进取精神,让深处黑暗的国人尤为振奋,各方势力更是无不夹道欢迎,礼遇之盛如众星之拱北辰,可谓国士无双。

关于梁启超,梁实秋即曾言:“像先生这样,有学问,有文采,又热心肠的学者,求之当世能有几人?”黄遵宪亦曾慨叹:“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

此“梁启超致麦仲华信札”,信纸为笺纸。上款人“麦仲华”,字曼宣,号曼殊室主人,广东顺德人。秀才出身,曾留学英日,学贯中西。其与兄长麦孟华皆是康有为的弟子,1899年,其与康有为的长女康同薇结为伉俪。

信中“书悉师大附中主任为林砺儒(张校长丁忧且不管附中事),广东人。”其中“师大附中”应即北师大附中,林砺儒曾为该校校长,其是著名教育家,在任期间,励精图治,勇于创新,又对校风大力整顿,使得“北师大附中”成为彼时中学教育开路先锋,教育成果斐然,可谓全国师生仰慕的名校。

“即以快函托之,但不知其能挽回否耳(因该校入学试验竞争极烈)”应为麦仲华托梁启超为某人入校事宜作人情。梁启超亦坦言“北师大附中”入学试验竞争激烈,未知是否能成。彼时,北京仍有前清“大人行书”请托的遗风,每年招生,林砺儒都能收到极多说情信件。

为此,林砺儒写《子弟入学之请托运动》一文作公开答复,言及“假使一个学校招生,是按情面、势利定去取的,那么,这便是极腐败的学校……再进一层,重情不重法,讲私不讲公,谁也识得是中国人的大毛病。若是一辈一辈的子弟入学,都使他们自信是凭人情得来的,那么,中国法治的精神,要等到几时才能成呢?”如此公正、敬业,令人钦佩。

“南海寿序尚未动笔,欲得同学全体列名(最少亦须长兴同学备列),不以在京者为限。”则是梁启超将为康有为大寿写序文。作为康有为最得意的弟子,梁启超自“公车上书”开始,即跟随恩师,大力倡导维新变法,成为保皇派改革先锋,之后又因反对帝制,而分道扬镳。而后,随着康有为不再过问政事,梁启超也潜心治学,二人终于又重归于好。此康有为七十寿,梁启超亲自从北京至上海为之寿,康梁情谊,令人唏嘘。而“长兴同学”是指万木草堂的同门弟子。万木草堂位于广州长兴里。

/ 罗振玉:近代传古第一人 /

罗振玉为“甲骨四堂”之首,其自幼习经史考据之学,因此极是擅长考证。王国维于《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一文中,即曾云:“审释文字,自以罗氏为第一,其考定小屯为故殷墟,及审释殷帝王名号,皆由罗氏发之。”而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亦言:“甲骨自出土后,其搜集、保存、传播之功,罗氏当据第一,而考据之功也深赖罗氏。”

为挽旧文化式微,为华夏文明存亡续绝,罗振玉所继承研究的乾嘉考据学、金石学等,更是掀起汉学研究浪潮。其亦曾言“ 学术传布之责,天下有力者,当共肩之” ,也可证其“订伪补阀,为古人役”,不余遗力,实可称“近代传古第一人”。

Lot 612

罗振玉 致邹安信札(附封)

出版:《可居室藏书翰·罗振玉》,第19-21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

25.7×17.2 cm. 约0.4平尺

此专题中,囊及多封罗振玉致邹安信札,大多附封,信纸为笺纸。上款人邹安(1864-1940),字寿祺、一字景叔,号适庐、双玉主人,浙江海宁人。居杭州,贡士,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补行殿试,中进士。后任江苏丹阳知县。精金石文字之学,富收藏。其亦曾为哈同所创办仓圣明智大学的教授。

信中,罗振玉言及借用北宋写本《悉檀字记》、《天竺字源》等书,以玻璃板缩小刊印,价与石印本相当。其又言因系古写本,不能在书口直接添加“仓圣大学”字样。同时说阮元、金望乔因好古而在三代彝器上刻字,沦为千古笑柄。另有提及《南宗衣钵》,此为书画类著作,罗振玉著有《南宗衣钵跋尾》。

因彼时“仓圣明智大学”出版各种古典书籍,故罗振玉展信所言“姬君又有六书照办之说”,其中“姬君”应即仓圣大学校长姬觉弥,彼时罗振玉亦受哈同的聘请,在爱俪园整理甲骨文。此外,罗振玉亦言及刊刻书籍,是其心中夙愿,并非受人雇佣。不过,因此举费钱甚巨,其将鬻卖收藏,以为专力传古之事。

Lot 613

罗振玉 致邹安信札(附封)

出版:《可居室藏书翰·罗振玉》,第15-17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

25.7×17.2 cm. 约0.4平尺

是信亦是关于书籍刊刻事宜,言及《天竺字源》《殷虚古器物图录》《南宗衣钵跋尾》等。罗振玉又寄《恒农冢墓遗文》二十册,乞交王国维,《符牌录》、《汉晋石刻墨影敬》、《殷虚书契待问编》各二十册,共六十本,请求交予其弟子。而《大藏经目》为姬觉弥托人所购,亦请转交。

信中“内藤博士”应为内藤湖南,而“朱曼妻买地券”即“朱曼妻薛氏买地券”,其原碑在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出土于温州平阳县(今苍南县)云岩乡鲸头村,晋碑,书体和《天发神谶碑》有相同之处,为金石学家所重。罗振玉亦言及“杨君”向其所借两本圣教序,原是有额本,而归还的却是无额本,且正文中缺字。类此秘事,好之者可进一步探究。

Lot 614

罗振玉 致邹安信札(二页,附封)

出版:《可居室藏书翰·罗振玉》,第5-9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

25.7×17.2 cm. 约0.4平尺

此札一通二页,亦言及《书契后编》及《殷虚古器物图说》、《符牌续录》、《周金文存》等书刊刻事宜。罗振玉叹言为此刊刻之事其殚精竭虑,又因款项窘困所限,然毕竟传古之事,大有裨益。而所提及《续藏经》为日本京都藏经书院铅印本大藏经《卐字藏》的续编,由日本京都藏经书院前田惠云、中野达慧等人主持编印。

此外,信中“哈三百,弟二百”言及哈同,“静翁”为王国维,“姬君”为姬觉弥。罗振玉一生刊刻书籍多种,费钱极巨,其以一人之力为之,殊为可敬。旧时印书,或逐名,或谋利,而罗振玉“传古之盛心”“不因此而悔也”等,可见其纯粹“传古”之心迹。

Lot 615

罗振玉 致邹安信札(二页)

出版:《可居室藏书翰·罗振玉》,第11-13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

25.7×17.2 cm. 约0.4平尺

仓圣明智大学所出版的《学术丛编》《艺术丛编》,都是采用古籍线装装帧形式,刊名亦不是直接印在封面,而是沿用古籍的书签,贴于封皮左上角,在贴签上印刊名、卷期、刊印者等。此信中罗振玉应邀为《艺术丛编》写书签,并附寄。其亦言及“新罗古刻本”为海内学者所未见等。“筑后丸”“熊野丸”为日本邮船。

Lot 616

罗振玉 致邹安信札(二页,附封)

出版:《可居室藏书翰·罗振玉》,第23、25、27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

25.7×17.2 cm. 约0.4平尺

是信中,罗振玉言及《古明器图録》四卷、《古镜图录》三卷、《佚石集存初集》一卷、《高昌壁画菁华》一卷、唐写本《世说新书》残卷、六朝写本《礼记子本义疏》(我国久佚之书)残卷、《隋唐以来官印集存》一卷、赵撝叔《鹤斋丛书序》等书刊刻事宜,其中部分已编印完成。而《天竺字源》则与哈同分印,彼此分担印制费用。

其另有提及因目疾而回信有误,请邹安海涵,而其所见三本《落水兰亭》皆有名人题跋,邹安所言另一本,未知索价几何。如果是善本,可以玻璃板影印。海东石的石刻,多是关于高丽历史,则散印数纸即可。其亦考据新罗碑刻的释文,并告知此碑出土之地为高丽庆尚道昌宁。

Lot 617

罗振玉 致邹安信札(三页,附封)

出版:《可居室藏书翰·罗振玉》,第29-35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

25.7×17.2 cm. 约0.4平尺

是信一通三页,罗振玉详细罗列《天竺字源》《悉昙字记》的刊刻预计成本,各印三百部,即须五百七十七元。为了印书,罗振玉的生活境遇亦陷入窘困,然其仍持之以恒,并未放弃。在其关于敦煌文献《鸣沙石室佚书》中,有言“又系照定价,全数售出,恐尚略有亏损”,由此亦可见其印书,确是为传古,而非有它。

此外,是信中关于古籍出版“玻璃板”、“金属版”的印制,都是直接的参考文献,尤是其详细的印制成本,亦有难得的史料参考价值。而其所拟撰的《三遗民宝绘集》(陈老莲、石涛、龚贤),则亦可见罗振玉在金石学之外,对于书画类目的书籍出版,也多有关注。

Lot 618

罗振玉 致邹安信札(二页,附封)

出版:《可居室藏书翰·罗振玉》,第37-41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

25.7×17.2 cm. 约0.4平尺

坊间关于罗振玉与王国维的“决裂”,有诸多传言,今已无法细究。然事实上,罗王之间数十年亦师亦友,除甲骨文外,包括《流沙坠简》等,亦不乏其他学术交谊,所构建之国学学术大厦,亦是后人所未敢攀之绝学也。

此信中,罗振玉为王国维与《学术丛编》解约之事,致信邹安,其言辞间无不对王国维推崇倍至,如“静公品学,当世无其人,今之亭林也。弟生平最畏敬者。”即是盛赞王国维的品学当世无双,亦是其所敬畏者。“静公光明磊落人”、“然静公犹洁定,不以此责该园”等,亦可证罗王二人关系笃厚。

彼时,哈同对于罗振玉印书事宜,实有襄助之力,而为了王国维解约之事,罗振玉仗义执言,言辞亦是坚决,并痛斥哈同不履行约定,事事干涉撰述之事,以至于稿子无法刊印,印制也不能赶期,酬金也没有按时奉上,故而王国维解约之责,责任全在哈同。同时罗振玉又言,世间通识学术的能有几人,而不懂的无知之人横加干预,岂不荒诞。其亦言,当初王国维就任时,是其推荐,故而必须为其交涉诸多“不公”。

是信意义极大,对于罗王二人的关系澄清,有直接佐证价值。坊间所言罗振玉剽窃王国维考据成果,以及各种恶意揣测,当可不攻自破也。

此专题中,另有罗振玉致龚心铭、方若、吴保初、范兆昌、范兆经、柯绍忞等信札,亦有罗振玉金文书法,体势开阔宏伟,结构严谨自然,富有古意。而信中,则或言及金石碑帖,或言及古泉币,或言及书法、钱财等,不一而足。

/ 晚清名宦,金石学家 /

“金石治学”成为系统学说,至少可追溯至两宋,而清乾嘉时期以来,则发展迅即,遂成“显学”之一,涌现出一大批以“金石考据“为尚的名家,并进一步推动书画艺术的繁荣及多元化发展。及至晚清时期,以金石为尚者,亦可谓比比皆是。如吴大澂、王懿荣、端方、潘祖荫、张廷济、杨守敬等,共同构建了蔚为灿烂的“金石艺术”。

各类金石专著,亦是饱含诸家谨严的治学态度,对于古文字、古文献等的考释、断代等学术的研究,亦是其功大焉。如吴大澂所著的《权衡度量考》《说文古籀补》《古玉图考》《愙斋集古录》,亦或是端方所撰的《陶斋吉金录》《陶斋吉金续录》《陶斋藏石记》《陶斋藏砖记》《陶斋藏印》,以及潘祖荫所辑的《攀古楼彝器图释》《汉沙南侯获刻石》等,不一而足。

Lot 607

王懿荣 致吴重熹信札(七页)

出版:《可居室藏清代民国名人信札》,第166-172页,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

23×12.5 cm. 约0.3平尺

此“王懿荣致吴重熹信札”,一通七页,上款人吴重熹(1838-1918),字仲怡,亦字仲饴、仲怿、号蓼舸、石莲、晚号石莲老人,室名石莲庵、石莲闇。山东海丰(今无棣)人。1900年由江安粮台道升福建按察使。此后,历任江宁布政使,驻沪会办电政大臣,江西巡抚,邮传部右侍郎、左侍郎。1908年出任河南巡抚。1910年召北京供职。

王懿荣是金石大家,而吴重熹为吴式芬之子,又为陈介祺之婿,得益于家学渊源,自然在金石学有精深造诣,尤是藏、鉴、考和传古等方面,皆有建树。是信中“潘师”应为潘祖荫,“清卿”应为吴大澂,“谊卿太史”应为吴大澂之弟吴大衡,字谊卿,号运斋,江苏吴县人。“令郎贤倩”暂不可考。“陈右铭”应为陈宝藏(1831-1900)字右铭,江西义宁(今修水)人。举人出身,曾参曾国藩幕府。“汇东侍郎”应为游百川(1822-1895),字汇东,号梅溪,同治元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同治六年,迁御史。“洪文卿阁学”即洪钧,字陶士,号文卿,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同治年间状元。

信中,王懿荣提及河南省安阳市出土北朝《梁子彦墓志》,又《鞠彦云墓志》出土,其欢喜无量,并录入其书,以为同人雅赏。其亦言及吴大澂将“紫金鱼”连读,是误读唐朝制度,并说“赐紫、赐绯、金鱼、银鱼乃绝读”。笔者考《唐书》廿四《车服志》亦有“开元初,驸马都尉从五品者假紫、金鱼袋,都督、刺史品卑者假绯、鱼袋”,可证王懿荣之说。由此,王懿荣亦感慨吴大澂“好古而不读书”,错误断句,连之可笑也。

Lot 606

潘祖荫 致王懿荣信札(册页,五开)

出  版:《可居室藏清代民国名人信札》,第90页(选一页),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

23.5×12 cm. 约0.3平尺

光绪二十五年(1899),王懿荣首次发现甲骨文,并断为古代文字,其功甚巨。此潘祖荫致王懿荣信札册页,五开十页,计十通,笺纸精美。信中“仲铭”应为曹鸿勋(1846-1910)字仲铭,又字竹铭,号兰生,清末状元,潍城西南关人。“西泉”为王石经(1833-1918),字君都,号西泉,别署甄古斋主,山东潍县人,喜好金石,擅于篆刻。“程蒲孙”为程秉钊(1837-1891),字蒲孙,号公勖、蒲庵,安徽绩溪人。清光绪十六年(1890)进士,改庶吉士。

是册页中,亦提及“克鼎”,清光绪年间,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任村出土大克鼎,同出者尚有小鼎7件、镈、钟、盨等,皆为克所作之器,故习称大鼎为大克鼎,小鼎为小克鼎。大克鼎出土后未久,即为时任工部尚书潘祖荫所得。其亦得有大盂鼎,遂“天下三宝,潘祖荫得其二”。作为传家之宝,潘祖荫亦专门组织幕僚洗剔、传拓、 观赏、释读和研究。

其余信札中,潘祖荫亦言及造像、铜器,并与王懿荣辨别真假等,其金石所好甚笃,故信中又言久无关于金石的消息,甚为郁闷。

Lot 601

吴大澂 致某人信札

出版:《可居室藏清代民国名人信札》,第119页,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

23.5×12.5 cm. 约0.3平尺

吴大澂是吴湖帆祖父,在金石治学一脉,其可谓承前启后之关键人物。因收藏之富,吴大澂上承先贤余绪,把原本附庸于经学的小学、金石之学,以出土旧物考释古文字、断代等,对被奉如圭臬的汉代许慎《说文解字》进行订正。同时其又著书立说,如《权衡度量考》、《说文古籀补》等。此后,端方、王国维、罗振玉等又将此治学方式继承,并发扬光大。

此信中,吴大澂谈及此前所寄古泉币、古玺印的铭文,为晚周时期,而两个圜印,为蜡封时所用,为秦朝旧物,并说古泉币不算精品,泉文也不可辨。其又拓双鹿瓦当,送称钧鉴。

Lot 605

端方 致伍肇龄信札(四页)

出版:《可居室藏清代民国名人信札》,第248-251页,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

29.2×18.2 cm. 约0.5平尺

端方为金石名家,著有《陶斋吉金录》,收藏亦丰。其收藏体系品类丰富,如多本《华山碑》及《刘熊碑》拓本的序列性收藏,或青铜柉禁等,奠定其晚清金石圈巨擘地位。宣统三年起为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入川镇压保路运动,为起义新军所杀。

是信中,端方言及“徐海之沉,尖甫淡苏杭之路议又兴,□□无方,支搘乏术”,应是指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江苏徐海一带从四五月份开始连降暴雨,以致农作物歉收,盗贼蜂起,饥民遍地。其作为新任两江总督临危受命,负责督促江苏的大小官员投入赈灾事宜,惜彼时朝廷腐败,其亦难以力挽狂澜。

上款人“伍肇龄”字崧生,四川邛州(今邛崃)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后后授编修。长期从教,先后主讲邛州书院、成都锦江书院和尊经书院,任山长多年,培育人才众多,有“天下翰林皆后辈,蜀中名士半门生”之誉。工书法,善诗文。著有《石堂藏书》、《石堂诗抄》等,与董贻清等合修《直隶绵竹志》。

Lot 609

张廷济 致芾庭信札

出版:《可居室藏清代民国名人信札》,第21页,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

23×29 cm. 约0.6平尺

此信中,张廷济致信友人“芾庭”,笺纸,节录宋米芾《弊居帖》,即《甘露帖》。此帖是米芾向人陈述其“宝晋斋”的地理位置与建筑布局,富有古意、诗意,盛景怡人。

上款人“芾庭”或应为林枫(1798-1864)字芾庭,号退村居士,侯官人。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举人。工诗,喜访古探胜,搜集地方掌故,勤于著述。晚年家境清贫老屋三楹,炊烟不继行医为生。著有《榕城考古略《听秋山馆诗抄《闽郡县图记》等。

因林枫喜欢访古探胜,而张廷济清嘉庆三年(1798)考中解元之后,屡试不第,于是亦结庐高隐,以图书、金石自娱。故其临写此《甘露帖》相赠,合乎情理。《浙江馆藏文物大典》亦有张廷济写此帖条屏。

Lot 631

杨守敬 致梁鼎芬信札

出版:《可居室藏清代民国名人信札》,第138页,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

24×28 cm. 约0.6平尺

杨守敬为金石名家,其书法亦是享有大名。名流向其索书者,可谓车马盈门。而此信则是杨守敬因缪荃孙的七十大寿,而请求梁鼎芬代撰联文,则更是难得。“缪筱翁”即缪荃孙,字炎之,一字筱珊,清末民初著名的文献学家,好古若痴,终生于编刊、传播古籍用力甚勤。

王贵忱亦言“梁鼎芬善作文情并盛之短札见称于时,又特长制联语,一时名流若陈夔龙、朱益藩、黎湛枝、朱汝珍诸人,常请其代作。杨梁两家为金石文字交,故有请鼎芬代为操觚耳。”

另有龚橙、缪荃孙、叶德辉、陈弈禧、谭祖任等信札,不一而足。

/ 名流政要,艺坛大家 /

回首晚清民国其时之群星璀璨,遗老遗少、政坛要员以及烂漫的文人学者、艺坛大家等,于各个领域独树一帜,亦饱有争议,诸人笔墨亦书写着一个“三千年所未见之大变革”的时代。

Lot 666

张学良 致子翁信札(两页)

23.5×16 cm. 约0.3平尺

张学良是近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其一生际遇亦是传奇。惜其墨迹流传鲜少。是信笺纸精美,富有文人雅逸。行书书法亦佳,飘逸洒脱,收放自如,呈大家风范。上款人“子翁”暂不可考,王贵忱《可居丛稿》中,有言其友人认为或应是二十世纪初的江湖艺人,曾在哈尔滨、沈阳唱戏。王贵忱亦认为是信当书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

在信中,张学良言及过访“子翁”不遇,其潜台词应当是此人亦应是长居沈阳。其又言五六日后也将前往北京,届时可与子翁畅谈。此外,张学良请子翁代为探听京中的时局变化。彼时各方势力角逐,张学良的“奉系”手握重兵,自然是密切关注。

Lot 650

黄宾虹 致王任之信札(两页,附封)

出版:《可居室藏清代民国名人信札》,第266页,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

27.5×18 cm. 约0.4平尺

黄宾虹是艺林大家,其亦富有金石收藏。是信其致王任之言及安徽歙县的历代名医传承,从张扩、庞安时、王朴、程琎、程衍道、程有功等,为世所推重。而王任之得益于家学渊源,又续此医道衣钵,诚然是黄山钟灵毓秀也。

上款人“王任之”安徽歙县人,曾任安徽省卫生厅副厅长,为新安医学一代名家。王氏祖居歙县,世代从医。黄宾虹亦安徽歙县人,和王任之是同乡,也是世交。同王任之的祖父、父亲及王任之本人三代都有过交往。

Lot 628

郑孝胥 致沈曾植信札(两页,附封)

出版:《可居室藏清代民国名人信札》,第246页,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

22.7×12.2 cm. 约0.2平尺

郑孝胥与沈曾植俱是前清遗老,彼此交谊诸多,诗话往来亦是不断。信中“江亭暮散,终觉匆匆”即二人曾于江亭饯别。“江亭”又称“陶然亭”,是北京宣南文人宴集胜地,亦是四大名亭之一,其取白香山“更待菊黄家酿熟,与君一醉一陶然”诗意,历代文人歌咏之。而《萚石斋诗》为钱载所著,录诗多首,郑孝胥叹言“独坐触之,往往涕泗”,似乎是因诗文之变化,而慨时代之变迁。

Lot 642

张謇 致徐乃昌信札(两页封)

出版:《可居室藏清代民国名人信札》,第209-210页,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

23.5×14 cm. 约0.3平尺

张謇为清末状元,近代实业家。其一生创办多所企业,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与发展,贡献甚大。是信其致徐乃昌,其中“公于实业界之赐甚大,不止下老一人所营而已。”亦可见徐乃昌在实业中,亦费力诸多。徐乃昌为人清正,以礼待人,重视录用、提拔有才识的人。清亡后,其隐居著述和校刊古籍,成为近代著名的藏书家、学者。

Lot 647

张伯驹 致张牧石信札(两页封)

24×12.3 cm. 约0.3平尺

张伯驹为近代收藏界传奇。是信其致张牧石,言及地震事宜,并说其因地震不能居住屋内,而在河边搭床,山色水光,柳枫蝉声,可尽情领略。此可见其心境颇是豁达,苦中作乐。上款人“张牧石”,从寿石工游,张伯驹晚年的印鉴多出其手。

另有张伯驹行书《一剪梅》词稿、行书《鹧鸪天》词稿,亦是难得。张伯驹的书法师承甚广,如包世臣,何绍基,龙门二十品,以及“二爨”,索靖,司马金龙墓漆画题字等,林林总总,有几十家。最后融众家为一炉,自成一脉,字体甚为怪诞,古意极浓,前无古人,自称“鸟羽体”。此二作,亦即为其典型面貌。

/ 结语 /

此次,信札专题中,另有谢稚柳致王贵忱信札数封,以及王蘧常、周馥、赵烈文、张宗祥、章梫、张尔田、方地山、吴梅、傅增湘、张祖翼、郑文焯、瞿鸿禨、吴昌绶、吴庆坻、樊增祥等信札或书法作品,实因篇幅所限无法一一俱足,届时方家可莅往预展现场一窥究竟为宜。

而蔡元培、王国维、张学良等人墨迹,则尤是难得。其余晚清金石学家的交谊,如王懿荣、潘祖荫、端方等,亦是重新呈现,令人可追忆彼时风尚。罗振玉的一组信札,则将其为传古之事,而不余遗力的形象,生动刻画,其为王国维仗义执言,言辞坚决的态度,亦将“罗王”多年的“交恶”流言不攻自破。类此种种,皆证此次可居室珍藏的信札,其之可珍也。识者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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