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浦友悟还在晚清北洋政府交通部任职。就在这一年，浦家迎来了第一个千金浦洁修。在之后的11年间，蒲家又相继增添了浦熙修、浦安修两位千金，浦友悟一家也从嘉定迁到了北平。

跟随浦友悟东奔西跑的一家人，日子过得只算是清茶淡饭常伴，收入更是只能维持一家人的温饱，更何况是支撑三姐妹的学业。

加之，深受陈旧思想腐蚀的浦友悟，坚信女子读书无用地观念，让三姐妹的求学之路又增添了更多的艰难。

而三姐妹的命运随着大姐浦洁修的长大慢慢发生了变化，最终三姐妹不仅都考上了自己理想地大学，还成为了和“宋氏三姐妹”一样享誉盛名的“浦氏三姐妹”。

浦洁修从小就坚韧好学，愿意尝试接受新思想。但她知道父母并不支持自己读书，于是在读完高中就听从父母的安排，毕业后选择在一所小学任教。

任教期间，一直受科教兴国思想影响的浦洁修，依然坚持寻找着求学之路。

当得知可以报考北京师范大学公费生时，她兴奋不已，深知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但也知道，如果将这个消息告诉父母，定然会遭到他们的反对。

为了能够安心地备考，浦洁修选择了隐瞒。直至最终成功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浦家父母才得知大女儿一直在偷偷瞒着家里备考大学。

由于考取的是公费名额，父母也不好说什么。加之就在北平读书，无需前往外地，也只得支持浦洁修继续攻读大学。

虽然是公费名额，但在校期间的生活费依然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为了能够让父母继续支持自己的求学报国之路，浦洁修只得自己咬牙解决这一切。

于是她一边在大学里的探索科学的奥秘，寻求报国之路；一边继续自己的任教，从而解决生活问题。

大学毕业后，浦家再生变故。母亲不堪病痛折磨离开了人世，父亲又因工作的调动不得不前往南京。

就这样，抚养照顾家中弟弟妹妹责任落在了浦洁修身上。

艰难的时候，浦洁修不仅要同时在三、四所学校同时任教，还要回家照看好弟弟妹妹们。

即便如此，她还是攒下了出国留学的钱。

1932年，安顿好家人后，浦洁修怀着一颗赤子之心远渡重洋来到了德国。在这里，她遇到了和她有同样报国之心的杜春宴。就这样，两人走到了一起，结下了白首之盟。

1937年，拿到特许工程师证的浦洁修和已是博士的丈夫回到了国内。学有所成的两人，怀揣着报效祖国的热切之情，投身到了工作岗位中。

回到国内后，浦洁修先在北平中国学院任化学系主任、教授。“七·七事变”爆发后，又辗转来到了重庆，在武昌中华大学执教，并积极参加“东北救亡会”，为抗战前线研制所需物资。

与此同时，浦洁修对当时时局的情况有着清晰的认知，利用自己合法的身份，掩护了一些我党人士撤离到解放区、香港等地。更是不顾个人的安危，将我党的一些宣传刊物秘密放在家中。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后，在中共南方局妇委会的领导下，浦洁修积极地投身到争取自由、平等的妇女的解放运动中。并跟随宋庆龄、邓颖超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妇女联谊会，并当选为理事。

在重庆期间，浦洁修摆脱陈旧思想的束缚，她认为家国大义不仅仅是男人的责任，也是每一个中国妇女的责任。

为了早日赶走日本侵略者，她积极参与组织重庆各界妇女开展反对内战、坚持抗战、争取民主和妇女权益等一系列的革命活动。

在家国大义面前，浦洁修真正成长成了一名战士。

1945年8月，重庆国共和谈期间，对浦洁修早有耳闻的伟人，亲自接见了她。

亲耳聆听伟人的讲话，让浦洁修深受鼓舞，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更加充满信心。

1946年，浦洁修再次回到了北平，直至北平和平解放后，她将这几年所能把控的企业、资金尽数、完好地上交给了国家。保存了她力所能及的民族工业基础，避免了国民党撤离前的迫害。

1949年新中国成立，能够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到新中国的建设中去成了她最大的心愿。

周总理在得知情况后，给出了很中肯的建议，表示从统一战线的工作大局考虑，建议她还是留在党外，在民主党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面对周总理中肯的建议，浦洁修也是欣然地接受，在中国民主建国会陪伴我党走过了半个多世纪。

期间，她兢兢业业地做好民建工作，在北京妇联副主席、北京市粮食局局长、数届人大代表等重要职位上贡献者她的生命。

直至1991年，已是84岁高龄的浦洁修在病床上再次上交了自己的入党申请书，见证了她半个多世纪的赤子之心，让人无不动容，她的夙愿也得以实现。

而比大姐仅小三岁的浦熙修可以说是受大姐影响最深的人，虽然父亲曾经明确表示过只会供读她到初中毕业，但她依然坚持读到了上京华美术专科学校。

后来同大姐一样，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并获得了免食宿的名额。

1933年，浦熙修大学毕业后就嫁给了丈夫袁子英，3年后又随丈夫迁居到了南京。

来到南京后，受过高等教育的她，懂得妇女要想真正地获得解放，就必须经济上独立，于是积极地寻求工作机会，投考了一家地产公司。

虽然面试碰壁，没能成功入职地产公司，但面试经理看中了她的文笔，还是将她推荐给了《新民报》的社长陈铭德。

于是浦熙修进报社成为了一名广告发行员，经过长期的摩打，才华渐渐得到社长的赏识。

在正式成为一名记者后，她几乎投入了自己所有的热情。

她认为，“一个记者的条件 ,除了基本的知识外 ,需要有热情 、良心 、正义感, 并且要有吃苦耐劳为社会服务的精神 。”她不仅是这样说的 ,也是这样做。

抗日战争爆发时，浦熙修跟随《新民报》一同迁往了重庆。

1941年，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香港也岌岌可危，许多进步人士想买一张香港的机票都十分困难。

但她发现国民党财务部长孔祥熙的妻子宋霭龄却乘专机飞抵重庆，飞机上不仅没有搭乘其他人员，反而是装满了孔祥熙在香港家中的细软，陪着宋霭龄下飞机的尽然还有一只洋狗。

浦熙修看到眼前的一幕，难以压抑内心的怒火，决心要将国民党高层这一丑陋的嘴脸展现于光天化日之下。

与浦熙修一同前往拍下这一幕的还有《大公报》的女记者彭子冈，回去后，二人都决定将这一事件写成新闻登报发行。

但《大公报》方面刚发行的报纸，很快就被国民政府察觉，一清而空。

灵机一动下，浦熙修想到了办法，将整个事件化整为零，分别以三条简讯发布在了《新民报》上。

结果呈现在《新民报》上的三条简讯分别报道的是，“第一条，报道宋蔼龄由港抵渝。第二条，王云五到机场接眷失望而归 。第三条，重庆街头出现了吃牛奶的洋狗。”

《新民报》上短短的三条简讯，在山城引起街谈巷议 ,群情愤慨。自此，浦熙修以文风泼辣活泼闻名。

1944年，浦熙修加入民盟组织后，文风立场更加的明确、犀利。在1946年举行旧政治协商会议时，她不仅组织各方的记者采访，还亲自访问了全体38名政协代表。并以简练、明确立场的文章，准确地传达了各方代表的真实意向。

周总理在与 《新华日报》人员谈话时，对浦熙修的工作作风做出了高度赞扬，还特别赞扬她那股锲而不舍的钻劲，要求记者向她学习。

就在旧政治协商会议举行期间，时年36岁的浦熙修才正式接触到时年50岁的民盟会负责人罗隆基在相处期间被其才华深深折服，两人最终走到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