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请点击右上方的“关注”。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希望能给您带来舒适的阅读体验。

4月8日，马英九率团参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过程中，一面布料微微泛黄，布面上写着大大的“死”字的旗帜，引起了马英九的注意。

而在随行人员介绍这面旗帜的历史后，马英九居然多次鼻子发酸，险些当场落泪。

这面“死”字旗有何不为人知的历史？背后又隐藏着哪些慷慨激昂的热血故事？

4月8日，在一众人员的簇拥下，马英九来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进行参观活动。

走入纪念馆大门，历史的厚重感扑面而来，磅礴大气的展厅内，每一件馆藏都在默默诉说着属于自己的传奇故事，那些锈迹斑斑的武器，那些泛黄的信件，它们的存在共同勾勒出那段可歌可泣的历史。

随着参观队伍的深入，马英九被一面写着巨大“死”字的白色旗帜所吸引，“死”字两侧还有用墨水写就的长诗，令人不由地对这面旗帜背后的故事产生好奇，而在纪念馆工作人员的介绍下，一段尘封多年的历史随之揭开。

1937年7月7日夜，一场酝酿已久的阴谋，在北平西南的宛平城附近的卢沟桥悄然发生。

寂静黑夜里，一声石破天惊的炮响撕破了丝绸般的夜空，也撕碎了中日之间短暂且虚假的和平。

在这个阴谋与热血交织的夜晚，70多名中国军人在卢沟桥上寸步不让。

面对数倍于他们的日军，他们呐喊，他们反击，他们坚守阵地，他们在血泊中跌倒又爬起，他们无路可退，因为身后便是北平。

炮火声从夜晚持续到白天，当天边泛起鱼肚白，卢沟桥两侧躺满了血迹斑斑的尸体，桥上的满目疮痍记录了战斗的惨烈，流淌千年的永定河见证了中华民族抵御外敌的碧血丹心。

七七事变后的第二天，举国震惊，联合抗日成为全民族共识。

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

抗战、前线、战斗、牺牲成为那个时代的主旋律，前线的坏消息接踵而来，白纸黑字构成的报纸仿佛多了分血色，冰冷的数字描绘出战场的尸山血海，亡国灭种的压抑氛围在后方每一座城市蔓延，谁也不知道今天的后方是否会成为明天的前线。

在救亡图存的号召下，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赶赴前线，他们明知此去九死一生，但他们仍旧慷慨赴死，他们是这个民族的全部希望与未来，如今他们也要为这个民族去搏出希望与未来。

请缨，签字，誓师，同样的场景几乎每天都会出现在后方城市，而在1937年初冬的川西地区，一位名为王建堂的年轻人，也即将随队出征。

王建堂出生于四川省北川县曲山镇，当时算是安县辖下的小镇。

王家是当地有名的富贵之家，王建堂也算含着金汤匙长大，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

王建堂

但人生起伏无常，15岁那年，王建堂家道中落，他的求学之路也由此漂浮不定，先是随经商的舅父到内江中学插班，没过多久便因舅父的商号倒闭，只能转去省立第二中学就读。

随后几年里，王建堂一路磕磕碰碰，终究还是没能完成学业，但好在肚子里还有几分墨水，便在家乡私塾找了份教书先生的工作。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前线传来的消息令王建堂产生了投笔从戎的想法，他奔走四方，很快便组织起100多位同样有报国热情的年轻人。

他们将王建堂推选为代表，联名向安县县长请缨上前线。

安县社会各界欢送出征大会

见县里的青年对抗战杀敌有如此热忱，县长大喜过望。

毕竟在那个逃兵和汉奸多如牛毛的时代，如王建堂这一干忠肝义胆的有志青年，就如同长夜明灯，有助于提振士气和征兵宣传。

不久后，王建堂为首的一百多名青年被命名为“安县特征义勇队”，安置在安县县城准备出征。

而在出征前，一份来自曲山镇的包裹，彻底将这群年轻人的斗志点燃。

1937年冬天，在安县特征义勇队即将赶赴前线之际，一份包裹经安县县长成云章之手转交给王建堂。

包裹内是一张由土白布做成的旗帜，旗帜长约5尺，宽约3尺，正中写着一个斗大而又苍劲有力的“死”字。

王建堂出征在即，突然收到一张写着“死”字的白布，多少有些不吉利，可白布完全摊开后，其内容却令在场所有人动容。

只见“死”字右边写着：“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分上尽忠。”

左边则是一首四言绝句：“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

你说这是一位怎样的老翁，在挥笔写下“死”和“死后裹尸”时，他是多么的踌躇，多么的不舍，最后又化作壮士断腕般的决绝。

这是何等的悲壮！何等的惨烈！

这是一位父亲对儿子的临别寄言，也是一曲壮怀激烈的抗战悲歌！

王建堂抹了抹眼泪，将“死”字旗收入行囊，向曲山镇的方向作了一揖，自此踏上征程。

80年前大洪山保卫战，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部旧址——湖北省随县洪山镇周家湾村。

在此后数年时间里，王建堂先后参与了武汉会战、鄂西会战、大洪山保卫战、常德会战等大规模战役，王建堂皆是奋战在最前线，参与大小战役数十次，多次负伤甚至濒死，他也从一名普通的热血青年成长为钢铁般的军人，在战火中实现了淬炼。

在枪林弹雨中战斗数年后，王建堂逐渐从见习排长升至连副，分管连里一百多人的后勤军需。

有一天发放军饷时，王建堂发现其中一块银元缺了一角，放在市面上根本用不了，但他又不舍得丢掉，便将银元收入怀中，闲暇时经常拿出来把玩。

一次战役中，王建堂所在部队接到攻克日军阵地的任务，可在日军密集的火力下，战士们寸步难行，几乎每前进一米都会有战友倒在血泊之中。

眼看着身边的兄弟一个接着一个倒下，愤怒、不甘……种种情绪涌上心头，此时的王建堂全然将生死置之度外，率领部队再次发起冲锋。

在舍生忘死地进攻中，王建堂忽然感觉小腹就像被人抡了一拳似的，巨大的冲击力甚至令他当场顿在原地。

王建堂久经沙场，无须查看伤口便知道自己大抵上是中弹了，但敌人的阵地近在咫尺，后退只有死路一条，前进才能搏得一线生机，再不济也要跟日本鬼子换命。

最终，在王建堂的带领下，我军攻克了敌军阵地，而在指挥部下打扫战场时，王建堂这才想起小腹的伤口，赶忙查看伤势。

只见身上几层衣服都被子弹打穿，一个硬块镶进肉里，右腹局部已是血肉模糊，棉花与弹片几乎融为一体，剧烈的疼痛在这一刻从王建堂的腹部传导至全身，令他身子一软几乎要昏倒在原地。

随后卫生员小心翼翼地用镊子将带血的碎片夹出伤口，这才发现原来王建堂放在口袋中的那块带缺口的银元，准确无误地将弹头拦截，银元本身被打碎变形，却为王建堂挡出了这颗致命的子弹，实在是吉人自有天相。

多年后王建堂向儿孙们回忆起这段往事，也不禁感慨自己的无心之举，居然让自己从阎王爷手中抢回一条命，否则他恐怕真要用“死”字旗马革裹尸了。

至抗战结束时，草根出身且从未上过军校的王建堂，凭借赫赫战功成为一个营的副营长，且多次在战斗中立功，曾两次接受战区最高司令长官颁发的甲级勋章。

可惜的是，那面父亲赠予的“死”字旗在某次战斗中遗失，成为王建堂晚年常常挂在嘴边的一桩憾事。

1946年6月，在蒋介石的野心操纵下，国军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解放战争全面打响。

王建堂从军是为了保家卫国，将枪口指向同胞与他的初衷相去甚远，在挣扎与彷徨中，王建堂迎来了1949年。

随着三大战役和渡江战役相继打响，国民政府大势已去，尽管蒋介石鼓吹构建西南防线，但政府要员与大部分中央军已经陆续迁往台湾，王建堂所在部队成为弃子。

1949年12月，王建堂随部起义，四川解放，王建堂也借此机会解甲归田，结束了他波澜壮阔的军旅生涯。

尽管抗战有功，但国军旧部的身份令王建堂时常受人诟病，正因如此，哪怕是在亲人面前，他也很少提及那段金戈铁马的光辉岁月。

但有五件事情，王建堂始终为之自豪。

第一件事是父亲送给他的“死”字旗，当年被四川各大报刊争先报道，鼓舞了众多当地青年踊跃参军，为此四川军管区还在1940年为王家颁发了一块“父义子忠”的匾额。

第二件事则是他在抗战中两次立下大功，都是由战区司令长官陈诚亲自为他颁发勋章，这也是普通战士难以想象的殊荣。

第三件事发生在他当排长的时候，由于团长指挥失误造成重大损失，向来刚直不阿的王建堂直接冲上去给了团长一耳光，气得团长要将他就地枪决，没想到此事居然惊动了上面的师长甚至是军长，在他们轮番说情下，王建堂死里逃生。

第四件事是王建堂在一次住院疗伤期间，居然与著名文学家张恨水被分到同一个病房，两人的交谈令王建堂在文学上受益匪浅。

第五件事则是抗战结束时，王建堂随部队前往天津参与受降仪式。

而这些属于王建堂的光辉往事，也随着他的解甲归田被封存。

直到1980年9月，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下，修补抗战记忆成为政府的主要工作，王建堂的特殊身份受到政府照顾，为他提供每月23元的生活费，并任命他为北川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委员，负责撰写他的从军经历。

尽管那面浸染了鲜血的“死”字旗不复存在，但白发苍苍的王建堂依旧凭借记忆复刻了一张一模一样的“死”字旗。

1992年夏天，80岁高龄的王建堂溘然长逝，而那面崭新的“死”字旗则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所收藏，王建堂与“死”字旗的故事得到传承。

岁月如梭，斗转星移。

那些悲壮的、激昂的岁月虽然离我们远去，但历史的回响却依旧萦绕耳畔，令精神不朽，使浩气长存。

本文由“论史鉴今”原创，已开通全网维权，未经授权不得转载，侵权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