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3月下旬的一天，还下着蒙蒙细雨，刘鼎从上海登上了西行的火车。

他手中提着满满一大箱的物资，里面还有一大瓶乙醚，这是陕北红军医院缺少的药品。

还有一封密信，是宋庆龄委托他转交的。

刘鼎将信塞进了一把小锤子里，放入随身携带的小型工具箱。

按照约定时间，刘鼎来到了餐车车厢，只见左侧靠窗位置坐了一位40多岁、商人模样的人，手里拿着一份《申报》。

这和说好的接头人如出一辙。

刘鼎小心地坐到他对面，点了两个菜，边吃边留意对方手上的报纸，上面小字标注的日期，也是两边约定好的那一期。

两人对视后，会意一笑，已明白对方就是此次相约同行的人。

这个来和刘鼎接头的，是张学良的亲信赵毅。

刘鼎则是一个刚从监狱出逃的犯人。

到达西安的第二天，刘鼎在张公馆见到少帅张学良。

两边刚落座，刘鼎先开口道：“感谢张先生派人专程去上海迎接……”

称呼张学良为“先生”而不是官职，这是刘鼎早就想好的。

虽然对方掌管几十万大军，又是一方诸侯，但他这次谈话必须是在身份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的。

他代表的是中共党中央。

张学良客套的话没说两句，突然板起面孔，说：“刘先生，你是共产党，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

一、你们共产党骂我卖国投降，可是你们知不知道我张某人与日本人有杀父之仇、毁家之恨，抗日救亡绝不后人？

二、中东路事件，你们骂我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反苏反共，可是你们知不知道苏联红军把东北军打得很惨？

三、红军流徙到了陕北，闹得人心不安，东北军不能不管，红军却使东北军遭受了严重损失，你们不知道吗？”

张学良开口就是三个咄咄逼人的问题，语气里还带着火气。

刘鼎心中也不免一惊，却依旧表现从容。他知道在这种气氛下，自己绝不可贸然答话。

他请张学良允许他考虑一下，第二天再作答。

回去以后，刘鼎仔细分析，觉得张学良大老远把他请来，不可能就为了发泄一通。

他思考张学良的性格特点：好勇斗狠，看不起弱者，佩服强者。

刘鼎判定，张学良这是在试探他。

第二天再见张学良，刘鼎已经准备好了答案。

他侃侃而谈，感谢了张学良的坦诚，肯定他的爱国情怀，当然，把所有的锅都推给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

继而，刘鼎对九一八事件、中东铁路事件，都进行了客观分析。

一番发言入情入理，深深打动了张学良。

见对方听进了自己的话，刘鼎趁热打铁，说东北军当下最好的出路就是联共抗日。

这样不仅可以一洗“不抵抗”的恶名，还可以摆脱蒋介石消灭异己的圈套。

张学良听后，当天下午就带着刘鼎一起飞去了洛川。

刘鼎这个朋友，他张学良交了。

西安事变时的张学良

在洛川，张学良放下一切公务，专心同刘鼎长谈了十几天。

除了睡觉，二人朝夕相伴。

一日三餐，同桌只有他们两人，边吃边谈，信马由缰。

刘鼎的阅历、谈吐、态度、见识、思路，都让年轻的张学良佩服不已。

他们大到家国命运、小到恋爱婚姻，无所不谈。

看似闲聊，但刘鼎知道，此时张学良正经受着内心煎熬，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犹豫和徘徊。

刘鼎要借这些漫不经心的谈话，让张学良了解中共、了解红军、了解未来的可能性。

在一次次的长谈中，张学良已然视刘鼎为知己、军师。

他以为刘鼎一定是中共的高层。

还忍不住对身边人感叹，共产党人竟然这般心胸开阔、知识渊博，为国为民，难怪能屹立不倒。

下定联合抗日的决心后，张学良提出要与中共党中央进行正式会谈。

地点选在肤施，就是后来闻名遐迩的革命圣地延安城。这里当时为东北军所控制。

1936年4月6日，张学良收到毛主席密电，同意会谈，中共代表是周恩来、李克农。

4月9日傍晚，刘鼎随张学良从洛川飞往肤施。肤施只有一个简陋的机场，为了少帅的这架专机，刚刚新铺了跑道。

为了避开国民党的耳目，这次行程东北军都只是几个高层知道。

周恩来还在城东二十里外的川口等待，直到少帅安顿好才派亲信去接他进了城。

晚上8点，张学良在天主教堂的门口迎接周恩来和李克农的到来。

见面寒暄后，大家一起走进楼上的套间，各自落座。

会谈开始前，张学良对周恩来说：“我从上海请来了一位中共代表，叫刘鼎，是否可请来一起谈？”

还有上海来的共产党代表？是谁呢？周恩来有点纳闷，但立刻表示同意。

见刘鼎进门，周恩来和李克农一阵惊喜——原来“刘鼎”就是上海特科的“阚尊民”。

他们不仅认识，而且还很熟悉。

1929年秋天，阚尊民从苏联到上海特科，就是去向周恩来报道。

同时来的，还有他的第一任妻子、后被称为“远东第一女谍”的吴先清。

阚尊民当时任中央特科第二科情报科的副科长，而科长就是陈赓。

阚尊民到特科接到的第一项重要任务，是调查上海的整个政治、军事、社会、经济状况。

他带领特科的同志，化装后混在各种人群中进行调查。军队驻军、监狱构图……事无巨细，应有尽有。

搞这些干啥用呢？

当时的中共想学习苏联，搞城市武装暴动。他的工作，是为上海暴动做必要准备。

年轻时的刘鼎

身为情报科的副科长，阚尊民不光要埋头干好这些隐秘任务，有时还要“抛头露面”，出入各大场合，应酬大上海的各种人物。

当时他有一个配合密切的搭档，杨登瀛。

他不仅是中共首个潜伏于国民党的高级特工，而且和日本的媒体、商社、各租界的巡捕房都有联系，是个八面玲珑的人物。

1930年冬天，中央特科接到一项急迫任务。

党内一位重要领导人在上海英租界被捕。一起被巡捕找出的，还有一大箱子重要文件，涉及党内许多重要机密。

必须要抢在巡捕房掌握文件内容之前，将这些机密文件找回。

国民党警方听说消息后，想把箱子弄到手，便找英探长交涉。

英探长正犹豫要不要给，毕竟他完全看不懂文件上密密麻麻不规则的汉字。

杨登瀛前往打探消息。英探长正好请他帮忙鉴别一下文件的内容和性质，替自己拿个主意。

特科得知消息后，让杨登瀛稳住对方，借口找个专家帮忙鉴别这批文件。

这个“专家”就是阚尊民。

去之前周恩来曾特意叮嘱：“其他的可以不管，所有复写文件一定要拿回来。”

为了贴近“专家”的形象，那一天，阚尊民特意穿了一身西装，头戴礼帽，手上还提着一个公文包。

探长见阚尊民气宇轩昂，应对起来也是一副从容、得体的模样，便对他的身份没有丝毫怀疑。

简短交谈后，阚尊民被带入存放箱子的房间。

他淡定地关上门，迅速翻查所有文件，挑出其中复写的、最机密的，小心藏在身上。

为了迷惑对方，他还故意拿了不重要的几张，明晃晃地攥在手里，走出房间，若无其事地说：“大部分是学术资料，这几份我带回去看看。”

探长忙叫人把这几份文件一一检查登记，将二人客客气气地送出巡捕房。

为把戏做足，几天后，杨登瀛又把手上的文件送回去，告诉探长，箱子里都是一些学术资料。

他漫不经心地下结论：被捕的可能就是个普通学者。

英探长果然相信了“专家”的话。不多久，被抓的领导人顺利出狱。

而中央特科，却迎来了有史以来的最大危机。

顾顺章被捕叛变，整个中央特科系统面临毁灭性打击。

顾顺章不仅是三科科长，而且自特科成立，就是周恩来的副手。他叛变，危害极其之大。

不幸中的万幸，顾顺章叛变后供出的机密文件，被潜伏在国民党内的我党特工钱壮飞提前知晓。

冒着全家暴露的危险，他及时将消息传递了出来。

周恩来当机立断，马上转移中央机关和领导人住地，切断一切与顾顺章有关的关系，销毁机密文件。

阚尊民全程参与了这场生死攸关的撤离。

因不曾跟顾顺章正面接触过，他被留在了上海，肩负重任，联系、保护和照顾钱壮飞等需要完全隐蔽的同志。

不久后，“九一八”事变爆发，国民党内部矛盾加剧。

中共急需知晓国民党内部的情况，命阚尊民冒险与国民党改组派的一位“高先生”秘密联系。

那是10月的一个清晨，阚尊民如约到了上海外滩公园，与“高先生”接头。

没成想，阚尊民一进公园就被早早潜伏的特务围个正着。

特务把他死死摁在地上。他一边挣扎，一边故意冲着特务们大声吵闹，想要提醒可能已到附近的“高先生”。

关进巡捕房后，特务们逼问他联络点信息，阚尊民少不了挨一顿毒打。起初他还能硬抗。

后来他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不如就带他们走一遭，还能趁机让组织和家人获知自己被捕，尽快转移。

阚尊民带特务们去到一家水果店，那是他负责的通信点之一。

快到门口，他突然大喊：“快来看呐，特务随便抓人了！”

水果店老板闻声，立即从后门溜走报信去了。特务们扑了个空，气急败坏，狠狠扇了阚尊民两个耳光。

阚尊民被关入龙华监狱，在里面经受了一番严刑拷打，始终没暴露自己的身份。

国民党见审讯不成，便想到让叛变的顾顺章过来劝降。

阚尊民知道顾顺章对自己的工作并不了解，又抓住他急于在新主子面前逞能，自抬身价的心理，便故意奉承他说：

“你是顶头上司，我在你领导下，我干了什么，你都清楚的。你不在了，什么也干不成，我在家里无事可为。”

这话果然满足了顾顺章的虚荣心，转头就对审讯官说：“他的事我都清楚，包在我身上好了。”

十几天后，阚尊民被送去了南京陆军监狱，判了两年。

组织为了阚尊民早日出狱，安排营救工作，派出了吴先清，正是他的妻子，也是搭档。

吴先清是大户人家出身，有亲戚在国民党内任高官。她几经周折，最后以阚尊民假意投降的方式，提前办理了出狱手续。

阚尊民先是被敌人安排在中国日报社做翻译工作，后又被安排住进一家旅馆里。

他知道有人在暗中监视，只好谨言慎行，规规矩矩地待了几个月。

终于等到一个合适的时机，趁人不注意，悄悄溜出住处，辗转回到上海。

因身份已暴露，无法继续在上海工作，阚尊民请求去中央苏区工作。

在前往中央苏区的途中，经过闽浙赣苏区，被领导人方志敏给“强行”留了下来。

这里正缺懂机电、军事技术，同时又理解党政精神的人。

在这里，阚尊民做了很多组织宣传的工作，还组建了第一个电话通讯系统，研制了红军兵工史上第一批“小钢炮”。

1934年春天，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不得不撤离苏区。

为了掩护中央红军西进，方志敏摔队向皖南地区，以牵制东南方面敌人，坚持一年多后被俘牺牲。

不久，阚尊民也被俘。

被押送的途中，连绵阴雨，十几辆囚车艰难地行驶在狭窄的山路上。队伍过一条溪滩时，几辆车抛了锚。

负责押送的敌团长正急得直挠头，突然想起俘虏中有个自称“是被红军抓来干技术活儿的”人。

这人就是阚尊民。

阚尊民果然三下五除二就把汽车给修好了。敌团长心想，红军的高级干部里哪有这么厉害的技术人员。

他越看阚尊民的气质，越像个搞技术的，不像个带兵打仗的，相信他是被红军抓来的，没怎么为难他。

为了迷惑住敌人，阚尊民开始主动帮俘虏营干些技术活，修修汽车、水泵、电器等。甚至配钥匙、修锁的活他也一并干了。

监狱不仅放松了对他的看管，有时甚至允许他跟着司机上街买修理工具和五金零件，或是跟着厨房大师傅去置办蔬菜粮油。

为了方便，还给他发了一个大营门的出入证。

阚尊民就靠着一次次外出的机会，摸清了去九江轮船码头的路线，以及轮船开往上海的时间。

一天星期六，门岗守卫不如平时那么严，阚尊民带着厨房管理员要他代买蔬菜的钱，大喇喇地走出了俘虏营，直奔九江码头。

正好有艘船要去上海，他把钱给了一个“拉黄鱼”的船员，藏在船舱里逃离了九江，去往自己熟悉的上海。

“拉黄鱼”是船员间的行话，专指拉私活。

这已经1935年的深秋。

此时的上海地下党，因叛徒背叛，组织接连遭受了三次大破坏，几乎全部瘫痪。

阚尊民找不到可联络的人，游荡在上海街头，与党中央彻底失去了联系。

无助之时，突然想起一个打过交道的中共秘密党员，在其帮助下，结识了著名国际友人、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女士。

史沫特莱答应帮阚尊民找个安全住处，便把他带到另一位国际友人路易·艾黎的家。

阚尊民在这座三层小洋楼里生活了几个月，其间还做了路易·艾黎中国养子的老师，带他们做了很多手工。

那年的12月，北平爆发一二·九学生运动，上海各界也掀起了抗日救亡热潮，国民党开始四处搜捕革命者，路易·艾黎家也没能幸免。

为了保护阚尊民的安全，路易·艾黎提前把阚尊民送去了宋庆龄在法租界的住处躲避。

阚尊民之前留德又留苏，还在上海特科工作过几年，履历颇丰，给宋庆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也因此接到特工生涯中最重要的一项任务。

路易·艾黎（左）和宋庆龄

日前，痛失东北的“少帅”张学良联系到共产党高层，表达想要联合抗日的想法。

由于此事过于隐蔽，张学良希望中共能派遣一位“相当负责，但不是声名显赫”的人常驻他身边，方便联系。

宋庆龄先得到了这个消息，建议中间人找阚尊民谈谈，觉得他是个不错的人选。

阚尊民身份在上海已经暴露，不可能一直东躲西藏，他一直想早日到达陕北，接受党的指挥，投入战斗。

但张学良联合抗日是真的吗？没有党组织出面交代，个人可以贸然行动吗？

再说，以他“逃犯”的身份，适合去从事如此关系重要的工作吗？要是搞砸了怎么办？

最后，对方给刘鼎出了个主意：到西安后，一定让张学良送你去陕北。

就算不能联合抗日，送个共产党到陕北这种事，对张学良来说也是举手之劳。

但出于特工的敏感，阚尊民表示思考过后再给答复。

对于这位东北军“少帅”，他其实有过了解。

阚尊民曾经跟随刘伯承参加远东游击队，抵抗过张学良的东北军。后来到上海特科，还和陈赓一起深入分析过张学良。

当时得出结论，这位“少帅”既不同于顽固守旧的封建军阀，也不同于只懂吃喝玩乐的少爷公子，是有政治追求的。

想到此处，阚尊民觉得张学良主动联共抗日，倒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他同意了这趟西安之行。这次他给自己起了个新名字，叫刘鼎。

鼎，有正当、鼎力的意思。

使用过无数化名的他也没有想到，刘鼎这个名字，将跟随他整个后半生。

载入新中国的史册。

刘鼎的西安之行是成功的。

不仅顺利和组织联系上了，更重要的是，他使张学良完全转变了对红军的看法，甚至想要加入共产党。

不久张学良与周恩来在延安举行了“肤施会谈”，整场谈话出乎意料地顺利，从晚上8点一直聊到凌晨4点。

临别时，张学良送给周恩来一张中国地图，说：“让我们共同保卫中国”。

周总理后来说，会谈如此顺利，这其中有很大原因是刘鼎的前期工作。

会谈之后，刘鼎跟随周恩来到了陕北瓦窑堡，见到了久别重逢的特科战友，大家都对刘鼎这段意外的插曲充满了好奇。

最后研究决定，将刘鼎以中共驻东北军代表的身份留在张学良身边，作为党中央和张学良的联络人。

回到西安后，刘鼎通过史沫特莱，找到一位从德国逃亡来的医学博士，在西安七贤庄设立了一个牙科医疗所。

七贤庄也成了中共在西安的秘密联络站。抗战全面爆发后，这里直接成为了八路军驻西安的办事处。

八路军驻陕办事处旧址

在长达半年的合作共事中，张学良对刘鼎格外关怀。

刘鼎也以东北义勇军代表和张学良随从的身份住进了张公馆。他每天都打扮得特别的海派，打领带、穿背带裤。

东北军的人根本不会把他同山沟沟里的红军联系到一起。

当张学良察觉到国民党对刘鼎有怀疑时，提出要派卫兵保护他，刘鼎觉得不利于工作就拒绝了。

张学良发了支枪给他带在身上，对刘鼎说：“只要你不被特务捉走，我就能保护你。”

在西安的这半年多时间，刘鼎做了很多工作，成了打通上海和陕北的一个重要桥梁。

他还通过自己的关系，将一些国际友人送往陕北，或者帮他们直接采访到张学良。

但因身份特殊，刘鼎要求这些国际友人，在著作里，半个字也不要提自己。

在这期间，刘鼎还见到了毛主席，并和主席有了数十封密电往来。

电文中，主席称呼他为：刘鼎兄或鼎兄。

1936年12月12日晚上，张学良紧张地找到刘鼎，要他立即向党中央发电，请求配合。

这一晚，他与杨虎城发动兵谏，活捉了蒋介石。

这次行动张学良慎之又慎，除了杨虎城，其余人一律隐瞒着。直到全部部署完毕，他才告知刘鼎。

刘鼎不敢耽搁，赶紧准备发电报给延安。不想那一晚，整个西安城都被张学良断了电。

幸好刘鼎还提前准备了发电机。

结果意外又来了，专用的大功率电池也没电了。电台没有专用电池就无法工作，刘鼎只好又骑着摩托车，满大街地找商店买电池。

当时已经是后半夜了，店铺全都关了门，刘鼎靠着过硬的老关系将电池买了回来，顺利向延安报告了这一重大事件。

刘鼎全程经历了这场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事发当晚，在混乱中，七贤庄的外国医生也被乱枪击中遇难。

处于漩涡中心的刘鼎，出色完成了任务。中共中央给予了刘鼎高度评价。

毛泽东曾亲口说过：“西安事变，刘鼎是有功的。”

这句话，后来也成了刘鼎艰难坎坷的后半生里，唯一的救命稻草。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红军接管了肤施。刘鼎终于见到了自己的入党介绍人朱德。

十年未见，此时朱德已经成了红军总司令。他也在朱德的安排下，专心做起了教学工作，开办延安摩托学校。

两年后，经朱德亲点，刘鼎去到太行山，做了军工部部长。在太行4年里，刘鼎带领着一众工人“重建”了太行山兵工厂。

然而1943年6月，整风运动蔓延到了太行山，刘鼎因之前被捕和被俘的经历，被质疑为“叛徒”“特务”。

直到此事惊动了延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都表示信任刘鼎。

彭德怀更是直接下令，“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把刘鼎调回了延安，远离运动的漩涡。

任八路军军工部部长时的刘鼎

这次运动，刘鼎虽然逃过一劫，却也为他的后半生埋下了伏笔。

受这莫名的“质疑”影响，后来一直不准出任正职。

十年动乱时期，时任航空部副部长的刘鼎再次被翻了“旧账”。

他被关进了“牛棚”，红卫兵们开始揪斗他，给他挂牌子、“坐飞机”，家里人也是饱受牵连。

1968年3月，一队解放军突然闯进航空部，把刘鼎装进囚车，拉到了秦城监狱里。

将刘鼎关进监狱，是周总理亲自下的批示。

当时航空部的部长已经在揪斗中过世了。刘鼎的“罪名”比他还大很多，如果不进秦城监狱，结局可想而知。

这可能是总理唯一能为他做的一点事吧。

算起来，这已经是刘鼎的第三次入狱了。和前两次迫切想逃出去不一样，刘鼎这次安静了下来。

无数个静默的夜晚，往事跟电影倒放一样，航天、军工、西安事变、上海特科、苏联，再到德国。

更早是什么时候？

刘鼎想起了四川南溪那个富家少年 。

刘鼎的父亲原是清末落榜童生，能书善画，他的字画现在都还挂在城楼上。

他一路白手起家，经过几十年的经营，终于建起一份家业。他对自己的成就很满意，而且为人乐善好施，舍得为乡里修路架桥，却偏偏不舍得给刘鼎读书。

他只希望唯一的儿子可以子承父业，一辈子留在自己身边，不需要跑到外面去求什么大学问。

刘鼎却不是个唯命是从的人，从小出了名的调皮。父亲不让他读大学，他就把父亲给他买来营生的相机给卖了凑路费。

二十年代的一台相机，比现在的一台豪车还稀奇。

没有父亲支持，刘鼎在浙江只读了两年书，就交不上学费了。他没有如父亲所愿，退学后乖乖回家。

他有了一个新的想法，去欧洲走勤工俭学之路。

他写了许多封信哀求父亲，请父亲支援路费。对传统的父亲来说，这简直就是大逆不道，坚决不同意。

刘鼎在最后一封信里表了决心：“我坚决要出国留学，不给路费，我卖苦力当船夫子也要去。”

其实刘鼎想要外出求学，和父亲有很大的关系。

刘鼎升初中那年，父亲突然被关进了监狱。罪名是“抗捐”，其实就是得罪了知县。

当时刘鼎才14岁，作为家里唯一的男孩，他一边安慰母亲，一边要每天去监狱给父亲送饭。

送饭还有讲究，要给看监的人送银元、带好饭、说好话，减轻他们对父亲的虐待。

最后刘鼎只身跑到了一百多里外的泸州，找驻扎在那里的护国军司令部“告状”，才救出了父亲。

这件事对刘鼎影响很深，他深深感受到社会的黑暗、官僚的腐败，在心里埋下了救国的种子。

这个道理，那时的他还没办法和家里说明白。

因为革命者，是要杀头的。

1924年春天，刘鼎在一位同乡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在北京办理了出国手续，乘火车横穿西伯利亚，取道莫斯科前往柏林。

在德国，刘鼎先后在哥廷根大学和柏林大学选学了机电专业课程。

在哥廷根，他终于见到他小时候的偶像，老乡朱德，他也在朱德的介绍下加入了共产党。

朱德对刘鼎照顾有加，他们一边勤工俭学，一边开展革命活动，生活充满了激情。

两年后，刘鼎又跟朱德到了苏联东方大学，学习军事战术和游击战术，之后因学业完成得好，留在大学任教兼翻译。

刘鼎就是在这里认识了他的第一任妻子吴先清。

1929年秋天，刘鼎带着妻子回国赴任。而他们刚满1岁的儿子，被留在了苏联国际儿童保育院里。

父子再见，已经是二十多年后的事了。

1951年刘鼎在莫斯科与大儿子重逢

第一次被捕逃出来后，刘鼎在去中央苏区工作前夕，带着妻子吴先清一起回了趟四川老家。这是自从18岁那年离家求学后，第一次回家。

每天过着刀尖舔血的地下工作日子，刘鼎在老家度过了一段难得的轻松时光。

然而春节刚过，有邻居跑去警察局告密，说阚家来了一对“共匪”夫妻。

刘鼎夫妻二人连夜出逃，当时县城门已关，是亲戚用竹篮把俩人从城墙上放下来的。

他们辗转回到上海后，刘鼎前往苏区，吴先清则继续留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

此时吴先清已经怀孕了，不久后在上海的朋友家里生下了第二个儿子。

后来，吴先清被派回了苏联执行任务，1937年受苏共肃反扩大化的牵连，被捕后流放到了西伯利亚，从此不知所踪。

而他们的第二个孩子由吴先清的娘家养到3岁，后应刘鼎父亲要求被接回了四川老家，看护长大。

他没有见过父亲，对父亲也没有印象。

刘鼎后来还有过两任夫人。

跟第二任妻子也有两个孩子，大儿子在延安保育院长大，二儿子在一次反扫荡中寄放在老乡家里，后来再去找就被告知已经病死了。

刘鼎的第三任妻子易辉，也是陪他走完后半生的人。俩人后来生育的4个孩子一直留在刘鼎身边。

他们对父亲印象最深的，就是带着他们做手工、画图纸。

儿子刘文山一直记得，有一次兄弟俩试验一个废旧电灯，把家里电路烧跳闸了，父亲也没有生气。

反而随手在毛玻璃上画了一幅“两小儿手举电灯的漫画”，警示兄弟俩。

那是父子间少有的亲密时光。

自从刘鼎被带走后，家里一点消息也打听不到。

家人一度以为他死了。直到三年后，才有人通知家里去探视。第一次去时，家人发现刘鼎已经不太会说话了。

因为长时间没人交流，他的语言功能有些退化。

刘鼎在秦城监狱里经历了什么，无人知晓。唯一知道的是，他没有闲着。

不说话的他一直在忙一件大事。

他将自己多年搞军工、实际动手操作的经验，全部总结出来。成功的，失败的，以及失败之后怎样改进的过程事无巨细。

监狱里不允许给犯人太长的铅笔，防止削尖了以后自杀。

刘鼎要来的铅笔，只有一个手指头这么长，更没有刀子，他就用牙啃，硬把铅笔削出来的。

纸同样也不够，刘鼎就在给他们上厕所用的草纸上、牙膏盒上写，用细细的蝇头小字，密密麻麻地填满所有能写字的空间。

1975年，女儿刘文米直接写信，辗转递到毛主席手中，信里写道：主席曾经说过“西安事变，刘鼎是有功的。”

主席批复：确有此事，放他出来。

刘鼎这才被放了出来。

出狱的那天，他手里拿着老厚的一摞手稿，什么纸都有，足足二十多万字。

那是他将近半生的工作经验总结，没有一个字喊冤叫屈。

出狱以后，刘鼎所在的三机部党核心小组就他所谓的“历史问题”得出“结论”：

不以叛徒论处，保留党籍，适当安置。

这个沉重的枷锁比他在狱中承受的还要沉重，刘鼎无事可做，也无处申冤。

他过去的一些老同志、老朋友、老部下，时常来看望他，不免要问起在狱中的情形。

刘鼎始终闭口不谈，连对家人也一样。

每每稍有人提起，他便立马转变话头，把话题岔过去。

他只跟儿子刘文山说起被关在狱中没有空间运动，他自己编了一套拳，每天打两遍锻炼身体。

直到1978年，刘鼎恢复了工作，后被任命为航空工业部顾问。

此时他已经是75岁的老人了，不仅完成了《西安事变史》和《西安事变大事记》的编写，还每日笔耕不辍撰写太行山军工史料。

力图在有生之年再为我国的历史、军工事业留下点什么。

直到1985年确诊胰腺癌住院。

躺在病床上的刘鼎，许是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他唯一还剩下一个执念，就是头顶上蒙受的冤屈。

他在病床上，提笔写了两次信给党中央，申诉自己的问题。时任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亲自批示，重审刘鼎的案子。

胡耀邦对易辉说：刘鼎是个好同志

终于在1986年5月26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作出了撤销刘鼎历史处分的决定。

两个月后，刘鼎安然离世，享年83岁。

一年后，与他交往了半个世纪的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得知他去世的消息后，写了四千多字的纪念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标题写着：刘鼎，杰出的中国人!

在革命早期，什么样的人才愿意去做特工？

这是我见到刘鼎儿子刘文山先生时，谈论了很久的问题。

我记录了很多英雄的故事，也记录了不少特工的经历。大家看到后，都会感叹：特工的结局都不咋好。

是呀，他们完成任务，不能宣扬，要做无名英雄。

他们任务失败，如果被俘，将会是一辈子的“污点”，甚至牵连九族。

这样的工作谁愿意去做？想必我是不愿意的。

但特工又是最古老的行当之一，是许多国家、组织寻求安全的重要工具，在战争、冲突之间尤为重要。

它必须得有人去做。

刘文山最开始也不理解父亲刘鼎，直到父亲离开后，他才开始研究父亲。

他看了父亲留下的所有手稿，查阅跟父亲有关的书籍报刊，然后一点点做标记。

在那些泛黄的文字和尘封的记忆中，最后他只能得出两个字的结论：信仰。

没有坚定的信仰是做不好红色特工的。

这一点，我深表赞同。

编辑：佳汇 霞姐

（图片由刘文山供，部分来源于网络）

参考资料：《刘鼎传》《刘鼎纪念文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