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的农历春节，我们是在军营里过的。

营地设在越南北江市巴美乡巴美村的两座破庙里，营里放了一天春节假，我怕班里的战士好奇心重，到外面惹事，就带着全班在营房里学习。

忽然听到外面闹哄哄一片，不知是怎么回事。

后来一打听才知道，是16班的班长王道舜带着三个战士，在水田里挖出一颗哑弹，据推测是当年法国殖民者留下的。

虽说是一个十几年前的“古董”，仍然是有爆炸风险的。

大家都有点发怵，王道舜偏不怕，先把炸弹带进防空洞，找来扳子镊子，费了一番工夫，把炸弹拆除了。

他还说，“都说美帝国主义的定时弹最凶，今天我就是要摸摸底，搞清楚炸弹到底是啥子结构，好为排除定时弹做准备。”

我觉得这个王班长太亡命，后来抢修北江大桥的时候，才知道，这就是他的工作作风。

1964年8月，美军开始对越南北部展开大规模轰炸，越南战争爆发。

应越南政府邀请，中国先后派出三十余万大军参与“援越抗美”。

这里要解释一下，抗美援朝是抗在前，援在后。援越抗美是援在前，抗在后。所以，铁道兵、防空兵、工程兵、雷达兵就成了“援越抗美”的主角。

我所在的铁道兵二团是1965年11月25日入越的。

装我们的“闷罐车”一路上摇摇摆摆的，但我们在车里睡得还不错。

凌晨时分，朦胧听见车下“嚓、嚓”的声音，有人走在道砟上的脚步声和低沉的说话声，火车不知什么时候停在了一个小站上。

按指令，部队将要在这里隐蔽到晚上才过境。

一整个白天，我们都没有自由活动。从这里向南看去，能望见越南郁郁葱葱的山峦，听说敌机天天都在轰炸那里的铁路。

晚饭是兵站给我们准备的。四菜一汤，很丰盛。工作人员不停地为我们添饭、加菜，轻声地要同志们“多吃一点”。

下午四点多，小火车继续向南进发。八点过，到达越南老街。车站上，全是火把，越方工作人员在喊：“召嘎浓基！（同志们好）”

来迎接的中国干部告诉我们，前面的好几段铁路、桥梁是刚抢修通不久的，有的地方的定时弹还有没有排除。

一到越南，就闻到如此浓烈的战争气味，心头不免一紧。

我在国内大桥上的留影

五天后，我们就进驻了北江。

我们营的任务是抗击美国飞机对北江大桥的轰炸，做到随炸随修，确保大桥畅通无阻。

这座大桥是连接中国友谊关到越南河内的一座公路铁路两用桥，全长142.59米，为四孔钢桁梁组成，水深8米左右，呈南北走向，是我国政府援越物资的重要通道。

除了北岸有一小片低矮的丘陵以外，桥的周围全是平坦的水网稻田，从空中俯瞰，大桥轮廓一览无余，防御难度很大。

为此，在以大桥为中心，半径一公里的边缘地带，埋伏着负责防空的31支队，以及指引高射炮夜间射击的探照灯部队。

驻守大桥的铁道兵大约有900人，一共是四个连的兵力，抢修大桥的设备都被隐藏在北岸。

加上提供后勤保障的越南民兵，千余人兵力集结在北江大桥。

有一次，我跟营指导员聊天，他跟我说起一桩事，当时战士们正在搭建营房，他去现场视察，看到16班班长在那里忙着搭屋梁。

指导员本想上去指导一下工作，那个班长就说：“哎呀，我的指导员，你安心，这点小活，我还能扛不起（干不好）？”

指导员就说，这个班长幽默，当个笑话给我说。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就问是谁？

还能是哪个，就是过年的时候，拆哑弹的王道舜。

我这才恍然大悟。

提起这位王班长，我跟他是一块入伍的，所以当新兵的时候就认识。

他这个人个头不高，长得很结实，是四川南充人，后来听他自己说，那时候家里兄弟姐妹多，他早早就不读书了，学过一段时间的川剧。

但是，他这个人不是学戏的材料，于是就来到重庆，投奔他的一个姐姐，之后就去了安装公司工作，搞基建，后来跟着师傅一块当了铁道兵。

我们那一代年轻人，十有八九都做过“参军报国梦”。

我也是，想当兵想得厉害。初中选拔飞行员没成功，读高中又被免除兵役，所以一直没机会。

大学毕业分配到重庆钢铁公司，没想到当兵的机会又来了，我卡着22岁这个最后的年龄线报了名。

几个大学同学都要我慎重考虑，认为我当时已经快23岁了，进了军营没个三年五载回不来，到时候婚姻问题不好解决。

再说，像我们这种大学生在那个时代是香饽饽，都是重点培养对象，何必去军队吃这份苦呢？

说实话，当时我心里也有过挣扎，可后来心一横，还是下决心要跟着部队走。

进了新兵营，我跟王道舜表现都很端正，能吃苦，所以很快都当上了基层干部。

不过，那时候，我跟他都有各自的任务，因此交往不多。

出国后我做了营支部副书记，要发展党员，所以就要经常搞调查，了解基层士兵的情况。

借着这个机会，我就对王道舜这个班格外注意。我对他的了解，是在战争过程中，通过观察一点点积累起来的。

我对他这个人，一直有一种感觉，这是一个有极强报国心的人。

由于刚刚出国作战，连里有点过分紧张，什么都规定得太死。

有一次，有越南老乡提议杀猪办伙食招待我们，为吃不吃这顿饭的事，连里还要向上级请示，拖到下午四点了还没有吃上中饭，大家肚子确实饿了，个别人吃了点干粮，我没有制止。

因为这桩事，连领导批评了我，认为我管教不严。副班长还劝我写个检查交差，我没有同意。

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早饭后，八九个小时了，战士们确实是饿了，压缩饼干我们带得并不少嘛。

后来开会的时候，我还是主动站出来承担了责任，这样战士们的压力就小了。尤其在战争环境下，只有心态放松了，才能好好工作。

换装越南军服的我

4月17日，我带兵一起去六连、七连搞调查。

这时候，我已经调入营部工作，主要是跟新入党的战士谈话，了解了解党员的基本情况，及时向上级汇报。

下午工作完成后，我赶着回营部，途中刚好经过北江市。

当时，整个城市都组织了战略撤退。工厂的烟囱不再冒烟，街上看不到什么人，只有一队队荷枪的民兵在巡逻。

偌大的城市一片凄凉。

突然，空袭警报响了，要马上隐蔽。

我忙着工作，也顾不了那么多，就穿城而过。

敌机轰轰，不时出现在远远的天际，但只是绕着圈子，不敢进来，其实是在战术侦察。

此后美军就开始对北江大桥展开了持续的精确轰炸。

五天后的下午，部队组织打预防针，卫生所里挤满了人，都光着手臂叉着腰等着，我站在第一号。

卫生员正往针里吸药液，警报声猛然响起来，敌机就临空了，四周响起轰轰的枪炮声。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飞机怪叫和猛烈的炮火声，我大喊一声：“不要慌！”

我估计敌机贸然闯进来，地形不熟悉，需要绕圈子找目标。我们的炮火又是那么猛烈，敌机是不会马上投弹的。

我一面稳住大家，一面指挥大家通过交通壕，进入防空位置。

几十号人很快撤出去了，但我不敢松气。

这时敌机正在投弹，有两架敌机从我们的头顶上往北江大桥俯冲，投下了十几个炸弹，接着又是几个轮番地轰炸。

号称“雷公”F105战斗轰炸机，在空中发出怪叫，又是投弹，又是扫射，气势汹汹，看着可怕，实际上它很心虚。

轰炸之后不久，营部的侦察组立即出发，技术组和医务人员也陆续奔赴现场。

北江大桥被炸坏了。

二号桥墩和二号支点被炸坏，幸好梁没有炸断，勉强可以过汽车。但火车不能通行，必须立即抢修。

六连、八连接受了抢修任务，部队很快上了现场。深夜一点还不到，八连就把北江大桥抢修通了。

抢修大桥的时候，王道舜这个班主要负责搭建木梁，超额完成任务，全班没有一个人叫苦。

营首长对我说，16班真是了不得，绝对是我们营的“铁拳班”。

我当时还私下跟王班长的兵聊过，问他们对班长的印象。

他们的回答出奇地一致，都说我们最服班长的，只要他一声吼，我们就嗷嗷地跟着去。

别看他敢拆弹，不怕死，但是心特别细，总是嘱咐自己的士兵不能蛮干，遇事要动脑筋，而且对战士的生命负责。

他认为，老百姓信任军队，把自己疼爱的孩子送到部队。作为部队的领导，不仅要让战士受到磨炼、做出贡献，还要让他们安全地回到父母身边。

后来，他带兵参加挖掘隧道的任务，遭遇垮塌事故，一位干部没有冲上去救护，而是先去了安全处躲避。他十分气愤地“冒犯”，同他大吵一场，还差点揍了他。

跟着这样的干部打仗，哪个兵心里不踏实？

之后几天的轰炸，美国佬没有捞着什么便宜，还倒赔了，前前后后被击落了5架。

最凶险的一次是，8架敌机分四批轮流轰炸北江大桥，丢了12枚重磅炸弹，只有一颗命中了北桥头，炸出了一个巨型弹坑。

幸运的是，大桥未受大的损失，只是人行道被炸坏了。随后，弹坑被填平，大桥很快又被修复了。

但美军不会善罢甘休，代号为“滚雷行动”的轰炸任务还在继续，这一轮的轰炸即将在5月份达到高潮。

那次轰炸的时间我永远也不会忘，时间是5月5日。

我记得当时北江一带已入夏，天气分外晴朗，蓝天白云。

由于美军已经快一个星期没有袭扰大桥，早饭后，驻守大桥的铁道兵都在组织常规训练，我所在的营部，有的战士在晾衣服，有的在写家信，场面很祥和。

可是美国人怎么会让我们松口气！

凄厉的警报声又响了起来，8架轰炸机猛扑过来，不顾防空炮火，轮番对北江大桥实施轰炸。

这次，美国飞机凶得厉害，一阵火光之后，北江大桥的巨大杭梁被掀起20多米高，随即传来一声轰隆隆巨响，大桥顿时笼罩在一片硝烟火海中。

“北江大桥被炸断了！”

大家不约而同地喊道。

营首长急忙赶到现场，只见桥上桥下全是弹坑，刺鼻的硝烟味儿尚未散尽。

大桥的三号桥墩被炸断了，第四孔梁落到了江里，时隐时现，江上漂浮着不少被炸死、炸晕的鱼儿，场面真是惨不忍睹。

大桥被破坏成这副模样，能不能修复都是问题，就算勉强动工起码也要花费十天半月才能通车，这还没算上美军的持续轰炸，万一再吃上几颗炸弹，情况只会更糟。

北江大桥是我们营的阵地，守住大桥，就是守住阵地。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面向上级汇报，要运送弹药的火车走“大迂回线”（备用路线），后勤运输不断，一面加紧制订修复方案，动员四个连的战士，组织抢修。

为了保证工作的顺利，我们的技术员平时就积累了不少关于北江大桥的资料，制订了不少预案，做到有备无患。

技术员认为，大桥已经被炸断，最好是在第三孔增加一个新桥墩，这样能起到加固大桥的作用，但这样一来，北江江面就会变窄，通航成了个问题。

这套方案层层上报，最后上级领导给了命令：要做长远打算，不增加桥墩，保证越南河流的通航条件。

因此，抢修方案就改成：先清除第三、第四孔的残梁，然后搭建枕木垛，最后移正第一、二孔梁。

这相当于给大桥做了一场“外科手术”，先止血、正骨，清除腐肉，然后缝合伤口。

遭遇轰炸受损的大桥

几个连的战士轮番上阵，大桥抢修正式开始。当然也少不了王班长的“铁拳班”。

我正被大家高昂的士气打动，营首长要我尽快回营部，守住电台，及时接收上级的命令。

可看着战士们热火朝天地工作，我不愿意就这么走掉，决定去11班看一看。

这曾是我的11班。

1965年的时候，为准备出国作战，铁道兵大扩编，我被调回连队，担任3排11班的班长。

当时我以为，自己年龄比这些十七八岁的“毛头兵”大不少，还管不好一个班？

谁知一接手，才知道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刚开始，11班看着就很让人“恼火”，不少都是重庆兵，小个子兵多，瘦瘦小小的，一阵风就要吹倒了，有爱吹笛子的，有爱集邮的，组织很散漫。

我印象很深的一个兵叫朱兴全，跟我同一年从重钢来部队的，平时不爱说话，总是闷闷的。后来得知，说他是因为母亲去世了。

那时候，我们连正好有任务，要严格保密，不可能准假探亲。我去找朱兴全谈话，他什么也不说，只是哭，一个劲地哭。

面对这种事情，空喊口号有啥子用哩！所以，我偷偷把自己攒的20元钱，以他的名义寄到他家里。

那时候，普通士兵每月的津贴也才6元钱，所以这笔钱是个大数，寄到家里能买不少粮食。

朱兴全的家人就给他“回信”，说钱已经收到了，希望他在部队好好安心工作。

他心里明白，这钱肯定是两年多来，对自己常常关心的班长“刘大哥”寄的。

从这以后，朱兴全就也不哭了，也没再让我操心过。

再比如，我们班里还有一个兵，特别调皮，思想落后，有时还装疯卖傻。长时期是混一天是一天，从来没有好好干过。

像这样的“老油子”，我也做了很多工作，但收效不大，后来我们营要出国执行任务，走之前就把他给留下来了，不然准要出事。

今天想起来，为了把11班的思想聚拢起来，我还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在最终把这个班搞得齐齐整整的，情绪也蛮高了。

所以，军队建设是门大学问，要刚柔相济。该关心的要关心，该惩罚的也绝不能手软。

我攀着绳子爬到受损最严重的第三孔残骸上，只见我们班的战士正在清除残梁，见是我来了，都热络地打招呼：“哎哟，是老班长来了！”

我就到处找朱兴全，这才发现他正坐在一段钢梁上，正在锯钢筋，整个人晒得黢黑，还是瘦瘦小小的。

在毒日头下面，钢梁起码有七十多度，他一点也没在意，只在那里专心工作。

嘿！我心里既欣慰又感动，战争真是磨炼人，没有几个月，曾经的“哭泣包”已经成了班里的得力干将了。

我走上前夸朱兴全进步快，他还是那样地腼腆，只是笑，不说话。

接着，我又问：“有啥子困难么得？”

朱兴全摇摇头，又想了想才说：“老班长，就是有的时候，‘渴得不想吃饭’。”

“渴得不想吃饭”，渴跟吃饭有啥子关系？但实际上，这是当时在越南的铁道兵的真实写照。

我们当时在越南工作，时间紧，任务重，工作强度大，战士们太累了，而且越南气候炎热潮湿，长期在野外抢修大桥，出汗很多，容易出现脱水症状。

这种情况下，人会感到疲乏，使不上劲儿，一开始大家都以为是饿的，但是，炊事班送来饭菜，又不想吃。

后来，不知道哪个战士说“渴得不想吃饭”，开始大伙都还觉得，这话好笑，可细想想觉得就是这么回事。

我一听朱兴全这么说，马上下了桥，从炊事班给我们班的战士拎了一大桶的绿豆粥回来。

是那种特别稀的绿豆粥，这种饮品在当时是宝贝，解渴解暑，能缓解脱水的症状。

朱兴全等几个战士，每人都喝了两大碗，又接着工作了。

其实，我们这些铁道兵面对的困难远比想象中的多。

当时，我们军队的后勤主要依靠国内，越南本地只需要给我们供应蔬菜，后来蔬菜不够，改成供应香蕉，再后来连香蕉也没有了，完全断供。

至于国内后勤，一开始又缺乏经验，运送的都是鲜肉和蔬菜。

中途遭遇美军轰炸，火车卡在一个地方，几天都走不了，加上越南高温高湿的气候，蔬菜鲜肉全部腐烂，只能就地烧掉。

后来，国内就开始运送脱水蔬菜和肉干过来，但供应不稳定，时断时续。

再有，我们这些铁道兵普遍都喜欢喝酒，把酒当水喝。

为啥子？因为平时工作太辛苦，修大桥、搬铁轨、挖隧道，晚上回来的时候，腰酸背痛，很多新兵不适应，疼得整夜整夜睡不着。

所以，不少铁道兵睡前会喝点酒，才能好好睡一觉，明天起来接着干活。

王道舜王班长就是我们营出了名的“酒大王”，连水壶里装的都是酒。

我虽然也是铁道兵，但是偏偏不能喝酒，亏难我还是泸州人，我们那里就是盛产酒，我却不会喝。

饮食不规律、不健康，加上气候潮湿，铁道兵为了躲避美军轰炸，又常常要躲进阴暗的“猫耳洞”里，不少战士都患了阴囊炎。

这种病俗称叫“烧裆”，大腿之间长癣，奇痒难忍，严重的甚至会流脓。

部队里也没有好的药物，卫生员只能要求我们保持干燥和清洁，就不容易得这种病。

战士们就想，天天忙着工作，干啥子才能保持干燥？

我们听说，有些部队会找一个没人的地方，脱下裤子冲着太阳晒，这样就能缓解“烧裆”。

可我们铁道兵天天忙着修桥，哪有这个时间，后来就想出一个办法，感觉到热的时候，就松腰带，这样空气就能流通，反复几下，就凉快了。

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好笑，但是当时我们的战士就是这样地苦。

北江大桥的抢修到1966年５月11日，进入了最紧张、最艰苦的决战阶段。

营部人员除个别值班的外，都上现场参加战斗。

我们早上不到八点就到了工地。原来是哪个连的，就去那个连。

我回到11班。班长和副班长都是三天三夜没有合眼了，仍坚持带着战士工作。

到了深夜，整个北江大桥，从北岸到南岸，从桥上到桥下，都灯火通明，几个连的战士轮流参加修复大桥的会战，焊枪发出的亮光几里之外都看得到。

后来，天气突变，下起了雨。不少战士索性脱掉上衣，光着身子干活。

修桥的、开推土机的、喊号子的，大家各忙各的，却丝毫不乱。

铁道兵抢修大桥

晚上八点左右，尖利的警报声划破了夜空。

美国佬又来了！

我们的战士一听见警报，就要灯火管制，上一秒还亮堂堂的修复工地，一瞬间就黑沉沉的。

敌机临空了，前面两架敌机丢了照明弹，十几枚火球似的悬在空中，将北江两岸跟抢修现场照得透亮。

北江市的大喇叭传出了“中国浓基（同志）防空！防空！”的急促呼唤，大家只能丢下手里的活，往防空阵地跑。

紧接着，我们的探照灯被打开，巨型光柱追着美国飞机，为高射炮指引方向，半径一公里外的100毫米炮、37毫米炮、57毫米炮，四联、双联和单管高射机枪都猛烈地开火了。

几十条火龙往天上窜，织成密集的火网，不把飞机揍下来绝不罢休。

我记得当时有不少战士都“杀红了眼”，敌机来了，也不跑，尽管炮声隆隆，敌机当空，他们毫无惧色，继续埋头工作。

木工班两个人正在小船上操作空气压泵机为水下工作的潜水员输送空气，一颗炸弹在附近爆炸，弹片横飞，巨大的气浪将他们推进江中。

正在附近船上的一个士兵奋不顾身，飞身冲上去，使劲按压泵送氧。

他一心想保证水下潜水员的生命，让他能摸清水下的状况，尽快把桥墩补修好。

就这样，铁道兵、防空兵、探照灯兵，还有越南民兵，大家密切配合，在北江大桥周边构筑起一套严密的作战体系。

直到现在，一想起来还是历历在目，那场面真是比看电影还过瘾。

所幸这一轮轰炸，没让美国人占到便宜，大桥保存完好。

我们从猫耳洞里爬出来，朝大桥方向赶去，正要继续手里的活，就听见桥那头有人告警：“定时弹！定时弹！”

这定时弹可是我们铁道兵的“老冤家”，早在朝鲜战场我们就吃过这种亏。

这种炸弹也是轰炸机丢下来的，能延时爆炸，落到地面上后，隐藏在雪堆中、草丛里很难被发现。

我们的战士冷不防走到炸弹旁边，一旦爆炸，很容易致死致残。

朝鲜战争时代，美军用的是机械定时弹，后来被我们志愿军开膛破肚，基本了解了它的功能，就不好用了。

到了越南战争的时候，美国人又开发了化学定时弹，轰炸机在投弹前，利用撞针撞破化学侵蚀剂，这种侵蚀剂会产生化学作用，腐蚀炸弹，直到点燃引信，引发大爆炸。

我们在北江大桥碰上的就是化学定时弹。

美军投定时弹的目的，就是一种威慑，让你感到随时会爆炸，迟滞你的修桥时间。

一听说有定时弹，修复现场的气氛陡然紧张起来。

我正要重新组织战士们疏散，忽然就听到有人操着一口四川话说：“你们几个，跟着我！”

说完，他就带着一个班的战士扑向大弹坑。

由于已经是深夜，又下着雨，我没有看清，就问自己的战士，那人是谁？

战士告诉我，那是16班班长王道舜。

他还真是不要命！

这就是“不要命”的王班长

班长就是一个班的气质，他不要命，班里的人也跟着他不要命，一个班的人连梭带滑下到坑底。

因为这枚定时弹是从高空投下，扎得太深。为探准定时弹的深度，王道舜不管不顾地就往洞里钻，副班长从后面拉住他的脚。

不巧手一滑，掉进了洞里，跟定时弹睡在了一起！

定时弹摸着了，但腐蚀剂在另一端，必须要掉一个头，王班长一个人使不上劲。战友们一个拉一个，猴子捞月似的，才把他拽了出来，然后马上进行挖掘。

经过两个多小时生死拼搏，定时弹挖出来了。在其他战友的配合下，将定时弹拉到山涧作了引爆，为大桥抢修，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许多年后，我问过王班长，当时你怕不怕？

他就说：“怕啥子嘛？大不了就是炸弹爆炸，带着我坐‘土飞机’噻！”

经过七天七夜的苦战，被严重破坏的北江大桥，按与越方商定的方案，提前三小时恢复通车。

不到一个小时，满载物资的8列火车，30辆汽车缓缓驶过大桥奔向抗美战场。

工地上，欢呼声，火车汽笛声，汽车喇叭声，胜利的歌声，汇成了沸腾的海洋。

后来，我们营参与换防，将这座北江大桥完完整整地交给了兄弟部队。

但是，北江大桥的故事并没有结束，之后驻守大桥的铁道兵和防空兵继续跟美军空军展开了斗争。

他们炸桥，我们就修，他们再炸，我们再修，他们白天炸，我们就晚上修。

你晓不晓得我们铁道兵修复了多少次北江大桥？

我告诉你，是整整28次。28次，次次破坏，均被修复！

我怀疑美国人也在奇怪，为啥子北江大桥就是炸不断？

有机会，我正想告诉他们：

因为我们有王道舜这样的班长，和他们那个班的战士。

炸不断的北江大桥

自从在北江大桥，看到王道舜排爆定时弹，我就很佩服他，好奇他为啥子这么勇敢？要是有机会，真想请他喝几杯酒，好好摆摆“龙门阵”。

可我那时在营部，他在基层做班长，大家忙着工作，一直没有机会来往。

1967年的时候，他的班又接受了排除车站内一枚定时弹的任务，那时的王班长已经成了“排爆专家”。

当时，班里的战士正在安全区吃饭。

因连续几天的抢修，王道舜累得不想吃饭，就留在现场，同副排长周训德同志研究下一步措施。

突然，“轰”一声巨响，天崩地裂，定时弹爆炸了。

这是一枚重磅炸弹，剧烈的震动，把在百米外躺着休息的防空哨战士从床上震得站立起来。

正在用餐的战友们高喊着“班长”“副排长”冲过去抢救，把他俩从石堆里扒了出来，万幸都没有受伤。

事后，他们才发现，若再往前一米多，就真的要“坐土飞机上天了”。

就算是这样，王班长还是很亡命，在部队上立了五次功，而且整个班没有一个负伤或牺牲的，这是很了不起的。

1981年，王道舜退伍回到重庆，我正在重庆钢铁公司任职，因为曾经同在一个营的关系，我终于跟他交上了朋友。

意想不到的是，原来我们两个人早在援越抗美的时候，就听过彼此的大名，他也一直想跟我这个老大哥来往，只是苦于没有机会。

当时，我有了一套新房子，本不打算装修，结果这事被他知道了，也没跟我商量就带着两个人来我家，说：“刘大哥，你这个房子要好好装修，你莫得操心了，我来安排。”

我50岁的生日，也是王道舜给我 操办的，当时他请了七八十个当年铁道兵的战友，那是我们那一代铁道兵聚会最齐整的一次。

后来我们的战友说，我们俩有点“英雄惜英雄”的意思，他羡慕我是大学生，有文化，我敬佩他有胆气，敢打敢拼。

他这个人在军队拼搏了半辈子，才刚到六十岁牙就全掉光了，但为人还是那么豪爽，一辈子都离不开酒，哪怕是生病也要喝酒，总觉得没有什么事不能用一顿酒来解决。

他说过一句话“破死忘生，只要脑袋还在，就要往前冲”，我觉得这是最能体现我们铁道兵精神的。

2023年1月10日，我的老战友王道舜去世了。

我十分怀念他。

总是想起在北江大桥上的他，和他们。

刚找到刘老时，85岁的他说自己年龄大了，身体也不好，就算了吧。

直到他看过我们之前记录的故事。

刘老开始把自己的回忆录发给我，跟我详细介绍当年他们在北江大桥的布防情况，细到我可以画出一张作战图。

我们一遍遍聊修桥炸桥的细节，最后在谈到老战友王道舜去世的时候，刘老哭了。

我知道他很珍视这份战友情，于是有了这篇故事。

让这份战友情得以定格。

刘老的身上，有着那一代中国军人特有的品质：真诚，坦率，重情重义。

在交谈中，刘老总是说自己少，说战友多。

我猜很多战友自己都遗忘了的事，刘老还帮他们记着。

之前记在日记本上，现在记在心里。

编辑：西周 霞姐

（文中照片为作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