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解决这个问题绝不回去。”

这是开国中将王诤的决心，也是他下达的命令。

接受命令的人叫张履谦，湖南伢子，刚刚大学毕业。

而对手，是拥有世界最强电子设备的美军。

此时的张履谦，正在中朝边境安东一个简易的雷达站里，周围是愁眉不展的雷达兵。

他们能解决这个大麻烦吗？

自美国加入朝鲜战争后，其二战中的“老将”B-29轰炸机重出江湖，开始对朝鲜境内的各种目标实施地毯式轰炸。

这时的新中国空军，力量薄弱，毫无应对之力，直到志愿军有了米格战斗机才有所缓解。

1951年4月12日这一天，美军出动48架重型轰炸机，在近百架战斗机的掩护下，试图轰炸中朝边境的鸭绿江大桥。

中苏空军约80架战斗机升空拦截。

一番交战后，美军十架轰炸机被当场击落或严重受损，轰炸任务被中断。美国不得不暂停了大型轰炸。

半年之后，美军再次发动大规模空战，这次又有几十架轰炸机折损。美空军司令部不得不将日间战略性轰炸，改为夜间小批量战术支援。

夜间空战，雷达就是飞机的眼睛。

美军为了干扰我军雷达正常工作，在部分轰炸机内部安装上电子干扰设备。使我军雷达的荧光屏上什么也看不到，只剩下一片雪花状的噪点，无法引导战机升空作战。

一时之间，美军轰炸机如入无人之境。

这严重威胁到中朝边境人民安全，而且一旦后勤补给线切断，前线志愿军失去粮食、炮弹供应，后果可想而知。

形势危急，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一个电话打到总参军委通讯部王诤部长处，要求赶紧派技术员上前线解决。

上午接到电话，下午4点，王诤已经在前往沈阳的火车上。

王部长是新中国的电讯鼻祖，早在红军时代，就是无线电队的队长，被毛主席誉为红军的“千里眼、顺风耳”。

这次特殊的任务，王诤部长带来个新人——张履谦。

年轻时的张履谦

张履谦是1951年8月1日才刚分到通讯部，当天王部长亲自在部委小食堂请他吃饭。对于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来说，进步知识分子可是稀缺资源。

张履谦清华学的是机电，但被分到了雷达组，在当时雷达可是绝对的高技术。

雷达的作用类似于人的眼睛，通过天线向天空发射电磁波能量，物体反射碰到电磁波，再通过雷达天线接受放射波，以获取目标物体的距离、速度、方位、高度等信息。

在国外的军事领域雷达早已广泛应用，但新中国懂雷达的人少之又少，全军雷达总的也才几十台。

接到前线电话时，通讯部雷达处就只有张履谦一个技术员。时间紧，什么东西都没有带，他披了件军大衣就跟部长出发了。

到了车站，时间太赶没有买到坐票，王诤部长就一路站到沈阳，中途有人让座，他也没坐。

这种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的作风给新人张履谦上了生动的一课。

下了火车后，他们又马不停蹄地赶到鸭绿江边，雷达站的技术员在焦急等候中。

王部长亲自守在雷达站阵地，实地观察了美军飞机的干扰情况，转头对张履谦说：“不解决这个问题绝不回北京。”

这是决心，也是命令。

张履谦的第一场实战考验开始了。

虽然是清华高材生，但纸上得来终觉浅，这还是张履谦第一次接触到实战的雷达设备。

他一边看说明书，一边请教雷达技师。一个通宵，眼睛红肿的张履谦终于摸清楚了雷达的结构和原理。

接下来的十多天，张履谦重点就是观察分析美军的电磁波干扰现象，以进行各种抗干扰实验。

雷达发明出来后，干扰雷达的装置也应运而生。

这次美军非常狡猾，为了更好地干扰我军雷达，常常选择夜里12点从日本起飞，凌晨一两点飞到鸭绿江大桥进行轰炸。

他们使用的干扰装置，可以释放大功率同频噪声来“淹没”我方的雷达接收机。一打开，我军的雷达就噪声一片，显示屏什么也看不见。

通俗地说，这种设备相当于一台噪音制造机。你明明在打电话，它偏要在你旁边唱“卡拉OK”，雷达自然“听不到，看不见”了。

张履谦和技术员经过紧张的商讨研究，摸索出好几种抗干扰措施，最后确定了一个可行性最高的方案----让雷达实现快速调频。

原理就是一接收到美军干扰信号，我们就快速调到另一个频率，干扰就被打乱了。

这就跟看电视换台一个样，这个频道有雪花，就切到另一个频道上，对前一个频道的干扰就不起作用了。

战场讲究的是千钧一发，慢一秒钟效果都大打折扣。怎么实现快速调频，成了张履谦要解决的问题。

要改变雷达工作频率，需要改装雷达和一些无线电器材，但战场上无法找到任何可以用的材料。

就在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时候，张履谦意外看到雷达站窗户上摆着几个空罐头盒，那是慰问前线战士的。

他脑子快速转动，既然罐头盒子是金属的，就可以改造成“电容器”的片子，就能改变频率。

说干就干，张履谦把空罐头盒剪成半圆形，用麻绳连接，放在发射机、接收机里面，一个快速调频装置就做好了。

此方案上报后，立即得到前线司令部的批准。

胜败在此一举。

当晚12点一到，美国轰炸机像往常一样自日本起飞，不久便打开了干扰机。雷达站操作员立即转动几个罐头皮，启动了雷达“快速调频器”。

“雷达显示正常，茅草没了！” 操作员惊喜地脱口而出。

果然，显示器上干扰噪声消失了。

雷达站的所有人，无一不佩服张履谦，没想到几个小小的罐头盒居然解决了这么大的问题。

王诤部长非常高兴，他让张履谦整理出一个条例，以后全军雷达再受到干扰，就根据这个条例来执行。

这是我军第一套雷达条例。

回到北京后，王诤部长高兴地对张履谦说：“小伙子，你来牵个头，全军的雷达都交给你管了。”

要管好雷达，重要的就是要把雷达干扰问题解决好，这个难关被张履谦突破了。

直到现在，张履谦发明的快速调频抗干扰措施，还是各种雷达抗干扰最有效的手段，只是器材更加精密，工艺更加先进。

清华大学学习的理论，张履谦第一次学以致用。

张履谦能走进清华园，和父母的教育分不开。

他的老家在湖南长沙黄花镇一个叫蛇山嘴的小村里，父亲张子尧从小身体不好，天生腿疾，干不了重活。

为了谋生，张子尧很小就到长沙城里当剃头学徒，赚不了多少钱也很辛苦，就回家了。刚好老家有个邻居是医生，就让他跟着学医。

师傅的书房里有一套《医宗金鉴》，是清朝乾隆年间著名的皇室医学丛书，被收录在《四库全书》中，有整整90卷。

这种大砖头，大多数医生只拿来当做辅助教材，偶尔翻阅。可张子尧不一样，他竟然把这套书给通读完了。

就这样，张子尧医术日渐精湛，成了当地远近闻名的中医，乡亲们亲切称呼他为“尧爹”。

1926年，大儿子出生时，名字可费了尧爹的一番心思。最后他采用《史记》中“张良进履”的典故，为儿子取名张履谦。

要求儿子行为举止谦逊，虚心向人求教。

张履谦的母亲不识字，每当患者来到家里，就吩咐子女端茶倒水，礼节备至。有时患者屎尿拉在家里面，小孩子嫌脏，母亲就会教育张履谦，说谁都有个三病两痛的时候，要学会将心比心。

父母言传身教和朴实的话语，潜移默化中，深深影响了张履谦。他不仅学业完成的好，还能帮助父母招待病人，忙碌又充实。

然而一夜之间，风云突变。

曾经摊贩云集、行人如织的集镇上，涌来了大批奔向前线抗日的战士，呼唤声，马啸声，连成一片。

“七·七事变”爆发，抗战开始了。

11岁的张履谦，心里也萌发出一种特别的激情。他们把教室腾出来给抗日部队驻扎，操场上挤满了呼啸的马匹。

大家放下课本，走出校门组织各种募捐活动，说要集资买飞机，用来支援前线。

张履谦现在都还记得，他小学时候的《毕业歌》里，唱的是：“同学们，大家起来肩负起天下的兴亡......”

很快，战火蔓延过来。

1938年11月12日这天深夜，正在湖南平大中学学习的张履谦被吵醒了，

在校的师生全部都爬了起来，只见大半座长沙城被大火吞没，半边天空都被染红了。

惊慌、恐惧，是日本人打过来了吗？

情急危难中，张履谦和许多同学都没来得及收拾行李，就匆匆忙忙赶回家中。家里人也正在收拾行装，打起包裹，准备粮食和碗具，外出逃难。

后来才知道，这场大火不是日本人放的。纵火者就是我们自己！

当时有一大批军用物资临时运进了长沙城。国民政府估计长沙很快也要沦陷，决定实施“焦土政策”，将运不走的物资用火焚毁，绝不留给日本人。

不料，有人误传电报，长沙警备司令部以为日寇已经逼近长沙，在没有组织好疏散的情况下，冒失点火，殃及了整座长沙城。

大火烧了两天三夜，造成数万同胞遇害，整座长沙城化为一片废墟，这就是著名的“火烧长沙事件”。

一夜之间，长沙城变成废墟，2万余民众被烧死。

上层都如此惊慌失措，普通百姓就更加惶恐不安。张履谦父母决定尽快撤离，和邻居一共几十人逃到浏阳群山中的空地，躲藏了几个月。

学生时代的张履谦

抗日战争对于湖南人来说，有不一样的意义。

武汉失陷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地处中国中部的湖南战略位置极其重要，中日双方来回拉锯，战火遍及湖南全省，遭殃的是老百姓。

1941年秋，日军对湘北发动第二次大规模进攻，战火再次烧到长沙，百姓仓皇逃窜。年幼的张履谦在伯父的带领下，抢先登上火车。

那时，沿途都是轮番轰炸的日本飞机。火车走一段，停一段，一个多月才停在耒阳。

这一次，张履谦的父母和弟弟妹妹还没来得及逃走，就滞留在了老家。

尽管一直在流离漂泊，无处安身，但张履谦从没丢下课本，他的肩挎里一直装着数学和英语课本，逃难路上看，防空洞里看。

在外流浪几个月后，张履谦辗转回到家，满目疮痍。村庄被日本鬼子洗劫一空，张履谦家中曾经接待病患的诊室也被当成了马厩，里面堆满了马粪。

更让张履谦悲愤的是，弟弟被日本鬼子抓走了。

面对日寇的威逼，母亲跪下哭求，说这孩子还不到16岁，当不了民夫，日本兵挥舞着刺刀和枪托，狠狠地将张履谦的母亲驱走了。

从此，他们一家就再没见过弟弟履中，至今也没有任何消息。

战争还未结束，张履谦又开始逃难，这次差点要了他的命。

此时，经过三次长沙会战后，湖南局势逐渐稳定下来，张履谦考入了湖南广益中学。

就在全校师生踌躇满志，准备开展教学工作的时候，豫湘桂战役爆发了，坚守数年的长沙即将失守。

张履谦跟父母失去了联络，成了无家可归的人。

很多和张履谦一样的学生，也被滞留了下来。老师不忍心丢下学生，就把大家集合起来，说跟老师一块走，只要老师有饭吃，就有你们的饭吃。

为了减小目标，老师带领学生分头撤离，辗转到湘西、湘南一带，一面求援，一面组织教学。广益中学成了一座流亡中的学校。

张履谦每天要步行几十里路，肚子饿了，就找老乡讨口饭吃，口渴了，就喝河沟里的水，实在讨不到东西吃，就只能挖野菜地瓜充饥。

到了晚上，要是能找到破庙，就拿稻草当被子，师生相互取暖。有时连庙都找不到，就只能蜷缩在滴水的屋檐下。

瘦弱的张履谦也患上了多种疾病，疟疾、痢疾轮番侵扰，发热、腹泻、脱水，没有药，也看不了医生，只能听天由命。

一天，张履谦实在走不动，一头跌倒在路上，昏了过去。

等醒来的时候，他才发现自己躺在一个老乡家的土炕上。淳朴的乡民给他喂了些草药，拣回了张履谦一条命。

症状刚刚缓解，张履谦就与老乡告别，去追流亡中的老师同学。

流浪、饥饿、疾病，这些都不是最可怕的，最大的威胁还是日寇的轰炸机。

有一次，张履谦跟两名同学一块逃，仨人提前商议过，万一遇到飞机，就直接往大树下跑。结果，真遇到日本飞机了。

仨人都往一棵树下，但日军开始低空扫射，对着奔逃的平民开枪。张履谦两个同学就倒在奔跑的途中，张履谦成了这次屠杀的幸存者。

这年8月初，湖南衡阳也落入敌手，局势进一步恶化。

老师们也带不走他们了。

无家可归的张履谦，只能跟着同班同学去了嘉禾县避难。

为了减轻同学家的负担，张履谦在同学家附近找了一间房子，办起了小学生的补习班，酬劳是每学期一斗米。

补习班大约办了半年，他又在同学家人的介绍下，去了卢永小学当教员，工资是半年一担半米。

为了能填饱肚子，张履谦还在学校门口辟出一小块菜地，种上瓜果蔬菜自给自足。不管日子多苦，总算安定了下来。

很快，抗战胜利后，各高等院校教学活动相继展开。得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联合在武汉招生，张履谦马上奔赴武汉应考。

继续当小学教员，就能承担养家糊口的责任，可张履谦不愿放弃学业。八年的战火让他明白，如果想“读书救国”，就必须深造。

只有我们造出飞机、大炮，才能不被人随意凌辱。

他一口气报考了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和西北工学院。

三场入学考试全部通过，张履谦认真思考后，选择了清华大学的电机工程系。

造飞机大炮，没有电不行，国家要富强，绝对离不开电。

离家时，已经被日军洗劫一空的父母，还是为他筹措到100块钱路费，鼓励他北上求学。

当时，战争破坏的平汉铁路还没完全修复，张履谦从家里出发到入读清华园，四千多里的路程，足足走了大半个月。

张履谦记得，他到清华的最后一程，是坐着马车进去的。

那时的他还不会想到，自己刚毕业就要上战场，开启与美军的电子信息干扰对抗战。

从抗美援朝战场回来后，张履谦的聪明才干再次展现出来，25岁正式接管全军雷达。

1953年，我军第一个雷达干扰与抗干扰组正式成立，张履谦担任组长，王诤任副组长。

王诤将军

王诤部长不仅是个技术专家，更是军事家。他给张履谦下达了新的任务：雷达抗干扰是个长期的战斗。

但对一穷二白的新中国来说，很多电讯材料都还不能生产和制造，不管是研制雷达，还是抗干扰，都无从下手。

军委通信部大门敞开，让张履谦随便挑选，可里面也只有一些灯泡、电线，根本无法满足制作干扰和抗干扰的相关设备。

就在这紧要关头，张履谦听说南京军区收集了很多国民党军队留下的电讯器材，电子管、电阻、电容器都有，只是破损严重，器材不齐全。

张履谦带队跑到南京，面对这些缺胳膊少腿的器材，他如获至宝，全部带了回来。

一边修理，一边研究，终于开启新中国雷达干扰与抗干扰的研究试验。

很快，头号劲敌又出现了。

1954年，在美国的支持下，台湾当局不断出动飞机，对东南沿海进行袭扰，台海局势紧张。

张履谦领到新的任务，就是要在我空军进驻福建时，先对台湾沿海的雷达实施干扰，让对方无法发现我们的空军飞机。

张履谦冥思苦想后，向上级建议，与其去干扰对方雷达，不如找到对方雷达的盲区，让我们的飞机直接从盲区进入福建机场。

雷达干扰是作战时出奇制胜的手段，必要时再使用。

但要侦察出这些盲区并非易事。

雷达还未覆盖的盲区肯定都是人迹罕至的荒山野岭，还要应对海面上的“海鬼”（特务），非常危险。

张履谦开始在原始森林里穿行，硬是靠人力，把上百公斤的设备抬到山顶侦测。

就连当地的老百姓，也非常惊讶这么个瘦弱的小伙子，怎么力气这么大。

就这样，这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带着他的小组成员，把台湾、澎湖、金门、马祖的雷达布置点给找出来了。

找雷达盲区这件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事，没人想过，也没人做过，但张履谦干了出来。

这种敢想、敢干的工作态度，让张履谦在雷达领域，攻克了一道道难关。

而且他也像父亲当年学医一样，花了十二年的时间，硬是读完了28卷全英文版的《雷达丛书》，成了雷达专家。

然而正在这时老对手美国又出现了。

1960年开始，中国开始着手建立自己的尖端武器——导弹、原子弹。

美国派出多种低空侦察机入侵我国领空侦察，均被中国空军击毁。

随后，美国派出U-2高空侦察机，深入大陆内地侦查照相。

U-2高空侦察机是美国洛克希德公司专为美国情报机构特制的一种机型，被称为“蛟龙夫人”，是一种高空间谍侦查飞机。

它不仅能飞升到2.2万米的高空，航程持续8小时。还安装有巨型航空照相机，可以拍照，甚至有很强的电子对抗干扰。

当时我国装备的任何一种歼击机和高射炮都对它无能为力。

美国将其交到台湾当局手中后，挑选了飞行技术好的侦查人员，组成“第35气象侦察中队”，这就是赫赫有名的黑猫中队。

U-2侦察机

他们的队徽是红色底漆加一个黑猫头。

自1962年1月，黑猫中队就开始进入大陆侦察，半年时间多达11架次，航迹几乎遍布中国大陆。

当时我国能对付这个蛟龙夫人的，只有从苏联引进的“543”导弹，中央军委将它布置在江西某地隐蔽设伏。

当年9月9日，导弹成功击落一架蛟龙夫人。

美军随后在U-2侦察机内安装了识别预警系统，一旦侦测到我方导弹系统的雷达站开机，立刻返航逃走。

就这样，黑猫中队先后17次深入大陆内地侦察，均成功逃脱。

形势严峻，一个夏天的午后，王诤部长在家里召见了张履谦，与他一起研究对付U-2的对策。

张履谦其实早有一些想法，他和王部长做了详细汇报。两个电子信息专家一聊几个小时，王诤足足做了七八页的笔记。

最后按照张履谦的思路，军委确定了“近打、快打”的策略。

既然U-2的预警系统能识别制导雷达的电波，那索性就关闭该频段的雷达，改用另一种炮瞄雷达对敌方展开追踪。

等到敌机进入导弹射程内后，制导雷达立刻开机，趁其不备，实施突然袭击。

原理不难，难的是雷达操作员、高射炮要能打好配合。

一番实操训练后，我们开始正式迎敌。

1963年11月，蛟龙夫人再次进入大陆。

就在距离“543”制导雷达只有35千米时，我方快速启动雷达，8秒连发3发导弹。

U-2飞机被击中爆炸，残骸坠落地面，飞行员跳伞被擒。

“近打、快打”大获全胜。

我方操作员继续苦练近打、快打的本领。

最快一次，3秒连发3发导弹，击落黑猫中队“头号王牌”少校飞行员李南屏。

他曾12次侦察安然逃脱，这次却机毁人亡。

道高一丈魔高一尺，美国当然不会坐以待毙，继续升级反雷达侦测系统。

新的系统一感知到我方发出的雷达电波，就立即利用电磁反射模拟出一个“电磁幻象”，使雷达误以为幻象是侦察机的所在位置，从而躲过导弹袭击。

工程师与科学家之间的较量是没有硝烟的战场，更是灵感与智力的大比拼。

张履谦与同事

在王诤部长组织的会议上，张履谦想出了一个策略，既然对手能模拟出“电磁幻象”，那就索性放弃制导雷达，改成照射天线连续发射信号，敌方的干扰系统就会失灵。

这与在朝鲜战场采用快速调频的手段有异曲同工之妙。

王部长听了，站起来说：“好办法！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之后两年的时间内，张履谦提出的妙方连续两次击落U-2侦察机，美军打消了对中国大陆的侦察计划。

作为一直跟世界上头号军事集团较量的张履谦，也因此成了美国情报部门黑名单里的人。

中美建交后，作为雷达专家，张履谦受命去美国参与学术交流。

一天，他跟同事正在纽约街头等电车，突然走过来两个美国人，他们向张履谦包围过来，掀开外衣，亮明了身份——US Army（美国陆军）。

两个人气冲冲地问：“你是不是参加过朝鲜战争？”

张履谦不知道对方的意图，只能说是。

随后两人说自己的亲人就死在朝鲜战场，要求张履谦赔偿。

这分明就是找茬、挑衅。

文弱的张履谦知道自己不是这些人的对手，虽然很紧张，但还是很快冷静下来，说可以一起去警局调解。

张履谦一边想对策，一边带着两个人左拐右转，最后在中途等地铁的时候，他借口进了一家商店，成功从商店后门甩掉了特工。

脱逃的经验，张履谦早在清华大学就使用过。

刚进入清华头两年，张履谦一直专注于学习，还选修了很多文学课。

他还清楚地记得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白》中的台词：

“上天生下我们，是要把我们当作火炬，不是照亮自己，而是普照世界。”

只是慢慢目睹了许多政治事件后，他开始对国民政府产生了怀疑。

特别是后来爆发美军强奸女大学生事件，学生们正义的游行示威却被当局认为是非法。

加之国统局经济瘫痪，连很多大学生都吃不饱饭，心中疑惑加深的张履谦也和同学走上街头参加了“反饥饿、反内战”游行示威。

他开始思考，埋头读书能真正的救国吗？

有一次，张履谦去参加游行示威，正好是冬天，经过西单的时候，国民党军警企图用高压水枪冲垮游行队伍。

学生们的衣服都湿透了，很快就结了冰。

98岁的张履谦回忆到这个场景时，竟然很激动，说当时大家都不觉得冷，都在坚持走，唱着“团结就是力量”的歌往前走。

因为心里知道，自己胜利了。

张履谦与清华同学

那时，北京各高校都聚集了很多进步的知识青年，国民党对进步青年和学生运动十分恐惧，千方百计进行阻拦和镇压，斗争逐渐白热化。

国民党虽然不敢随便进学校抓人，但在校外安插了特务，很多学生不分青红皂白地被抓走。

对被抓走的学生，尽管学校做了积极努力的沟通，并缴纳保证金，还是有一些学生没能救出来，甚至下落不明。

张履谦因离家太远，交通不便，寒暑假从未回过家，他就利用假期参加了义务医疗队、识字班，去为农民看病，教他们识字。

一次，他去海淀农村参加医疗活动，发现两个国民党特务在对他盯梢。当他背着药箱准备回去的时候，两个特务准备对他下手了。

这种事以前只是听同学说过，现在竟然自己遇到了。

当时，北京海淀还是很荒凉的农村，一条老街，几个小商铺，马路边还有一些地摊儿。张履谦一边走一边观察身边地形。

趁两个特务不注意，他立刻调转方向，拐进路边一家小饭馆，从后门跑到摆地摊的人群中，七拐八拐，甩掉特务，安全回到学校。

没想到几十年后，这经验还能让他在美国顺利脱身。

张履谦从雷达起步，到通信、人造卫星、载人航天，最后成长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创造了非凡的成就。

但他说，自己只是个战争的幸存者。

多年过去，他还清楚记得，湘北会战的时候，学校沦陷，临时找了老百姓家里面做教室，白天就躲在防空洞里面来念书。

老师说我们国家受日本人的侵略，你们都吃苦了。你们要好好念书，将来造飞机、造大炮，来抵抗日本鬼子……

这些话一直是支持张履谦工作的动力，也是他一辈子未变的初心。

从苦难中汲取力量，创造前人未曾抵达的未来。

这是我写完张履谦爷爷故事后最深的感受。

98岁，德高望重。我去拜访他前，还有些忐忑。

但我完全没想到，张爷爷特别亲和，轻言细语娓娓道来。

他没有谈自己的成就，而是回忆了父母、老师、同学、领导，身边对他重要影响的人。

张爷爷腿脚不便，我两次去，他都提前到门口迎接；离开，他都扶着辅助器，送我们到门口。

他是我见过最名如其人的人——礼让谦逊。

诚然，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风貌，期望当代年轻人都能像张爷爷一样，也不太可能。

但我也相信，总有不一样的年轻人不断涌现，创造属于当下，也属于历史的新的可能。

编写：霞姐 西周（照片由讲述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