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央视记者来采访我，说：“秦司令，想问问，你革命一生，最艰苦的是什么时候。”

我说是山西搞敌后抗战的时候。

女儿畹江听后不理解，在大家想来，最难肯定是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这类的。

但对于我来说，红军再苦，你有组织，有战友，还有连长、营长、团长层层负责。

而在太古县，就我一个人，什么都要靠自己。

那时我刚刚23岁。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8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部队变化番号、开往前线抗日，都是没二话可说的，但我们面临一个现实的问题：换帽子——由红军帽换成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帽。

天呐！过去国民党是我们最大的敌人，见了戴青天白日帽的我们就打。

感情上不能接受。许多战士都拒绝戴青天白日帽子，有的还用脚踩。

但一个命令下来，没办法，还得戴。

1937年9月6日，我们在石桥镇召开了抗日战场的誓师大会，129师近一万人在雨中伫立，由陈赓同志主持“换帽子”。

帽子戴在头上，眼泪流在脸上，那一会儿工夫，部队哭成一片。

换完帽，大部队徒步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准备挺进到晋中太行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

我的新任务是到太谷县去当游击教官，实际上就是去组织队伍。

第二天下午，三四点钟就到了寿阳车站，只见车站上到处是人，败退的军队、伤兵、家属，乱糟糟的。

几道铁轨上，摆满了火车，目标大得很。敌机隔一会儿就来投一次炸弹。

我一看情况不对，当机立断，跳下火车就跑。

还没跑出车站，又有三架敌机过来扔炸弹。飞机飞得很低，眼见炸弹就像是冲着自己的脑壳扔的。

我跳进车站附近的一个掩体里。飞机走了一批，又来一批，一共9架次，轮番轰炸，炸了我一身泥巴，但没伤着皮肉。

轰炸完，我回到原来乘坐的车上一看，连人带车都是稀烂，惨不忍睹。我的行李也被炸得无踪无影了。

我索性不坐车了。白天开动“11号”徒步，到天黑就守在路边扒火车。兵荒马乱的，也没人检票，扒上去一觉睡个痛快。

天亮跳下车，继续步行，很快就到了太谷县。

找到县长拿出介绍信，对方得知我是“老”红军，很重视，邀请我参加他们当晚一个重要的接风宴。

没想到贵宾没来，我摇身一变成了主宾，一顿丰盛的接风筵席就由我来消受了。

这是我长了这么大第一次参加这样花里胡哨的筵席，我感到有点拘谨，主要怕出格，丢咱红军的脸，连菜都不敢随便吃，不知道哪道菜是看的，哪道菜是吃的。

绝大多数菜从前连见都没见过，当然不懂吃法了，只好看县长吃什么我也吃什么，他怎么吃，我也怎么吃。

此次县衙赴宴，可以说是我在交际方面受到的第一次锻炼。

太谷县之前组建有一支抗日人民武装自卫队，200来人，都是些学生兵。

我这个大老粗，管了一帮学生娃，缺文化的，要教育一帮有文化的，下面的戏该怎么唱，我当然是有压力的。

但，我也有我的法宝。

我虽然讲不出深奥的军事理论，我有的是亲身经历，真实感受。

我把理论原则与战斗故事结合起来，敌进我退是怎么退的，敌驻我扰是怎么扰的，哪一次敌退我追，追得他如何如何……

这样一讲，效果出奇地好。既深刻又通俗，既形象又生动，那些学生娃坐在台下眼睛瞪得老大，听得入迷。

我这个教官的形象，在他们的心目中渐渐地就有了地位。

抗战时期的秦基伟

还没等我整顿好这支学生兵，日军占领太原了。太谷县政府稀里哗啦跑得没了踪影。

12月6日，我们集合队伍于夜间摸进县政府，那里已是空荡荡的没有人了。剩一批还没运走的武器、棉被和军衣，我满满地装了几马车，浩浩荡荡出了县城。

当时也不知太行山在哪里，反正东边有山，就往东边走。

第二天，太谷县城沦陷了。

当天晚上，支队正式宣布改称“八路军太谷游击支队”，我任司令员。

队伍拉出来，我的任务算完成了一半。最终能不能跟我进太行山，还不好说。

别看他们干革命是头一遭，革命的理儿却知道得不少，不光是中国的事，连苏联是怎么闹革命的他们都知道。

队伍里是高度的民主化，你说今天下午干什么，他们就要开个会，研究一下能不能干。

你要批评一个人，弄不好他们也要开会，斗争你。

有的女同志早晨起床又是梳又是抹，我很看不惯，一张口说两句，她们就群起而攻之，要改造我的封建旧脑筋。

因为是民主，吃饭就有自由，大家谁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有伙房做的，也有自己做的，还有跑到老百姓家里换东西吃的，五花八门。

偶尔有人外出执行任务，那更是洋相百出，让人哭笑不得。这帮学生娃，夜间行军一是害怕，二是看不见，要打火把。

那我当然不能允许，之所以夜间行动，就是怕暴露目标，一打火把，那跟白天行动有什么区别呢？

在我的坚持下，饭统一吃了，火把也没打成，但他们斗争我也斗争得不轻。

有时候七嘴八舌，批得我直想发火。

那时候，带那样一批知识分子，真是艰难得很。

刚去几个月，师部要我们去执行破路行动，很多同志不情愿。说他们还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军人，军人必须执行命令，这一条他们还没养成习惯。

这一点，我的态度很明确，既然是八路军的游击队，军人就得执行命令，这点绝不含糊。

在我各种做工作后，破路任务完成了。

问题又来了，支队几个负责人要把队伍带到沁州去。

我的任务是把队伍拉到太行山，要是去了沁州，不是没完成任务吧？

无论如何不能去沁州。

我一下急了，也是急中生智，想出一个 “假传圣旨”的招数。

辗转找到可靠的人，去晋中特委弄了封假信。

第二天，信送到政委手里，他很重视找我商量，我装着什么也不知道，说：“既然是特委有指示，我们就按指示办吧。”

执行特委的指示，谁敢含糊啊？就这样，我把队伍“骗”到了石拐镇。

当时谁在石拐呢？129师徐向前副师长，我西路军的老首长。

我算是有了靠山。主力部队严谨的战斗作风，紧张的生活秩序，给游击队很大促进。

尽管困难重重，我仍然很喜欢这些学生兵。他们有文化、有思想、有朝气、有热情，优点是很多的。

他们的缺点是暂时的，一旦走上了革命的正轨，他们会比我们这些工农出身的同志更有优势。

别看我成天板着脸，卡着腰，一副威严的样子。但从心眼里讲，我对这些知识分子是敬重的。

不仅操心他们吃喝拉撒、衣食住行，行军脚打泡了，我烧热水给他们烫脚，一个一个地给他们挑泡。

那时候枪不多，物以稀为贵，女娃娃平时没枪吵着要枪，一到行军，又嫌重扔给我。我这个司令要扛好几支枪。

那些女孩子年龄都很小，还有个小学生，只有十二三岁。

我这样一个工农干部领着一群知识分子，可以说是陷入了文化人的重重包围之中，这又不能不说是一件幸运的事情。

俗话说，近朱者赤。

你周围都是有文化的人，你能不受到感染熏陶吗？他们强迫你动脑筋想问题。

我想，他们现在尊重我，服从我，是因为我有作战经验。再过些年，他们经过实战锻炼，经验有了，又有文化，就是栋梁之材。

而我们这些人如果继续没文化，仅凭匹夫之勇，那不是要被时代淘汰吗？

说起学习，之前还有一件事对我触动很大。

那是在1933年，我在红四方面军部警卫团当团长。

一天上午，见团部几个红军战士拿着线，这里拴一下，那里挂一下，也不知道忙什么，所以没过问。

停了一会，这几个战士一直把线绳子牵到我住的那间屋子里，其中一个战士递给我一样东西，两头弯弯的，黑黑的，光光的，手榴弹般大小。

我问这是什么东西，一个战士说，你到耳朵边上就知道了。

按他说的，我把一头放到耳边，这下可了不得，吓了一大跳。这黑咕隆咚的玩意里怎么会有人说话呀？

我以为这几个战士变戏法开我玩笑，板下脸来要训人。

他们让我先别发火，说这是电话，郑部长正在里面跟我说话哩。

我将信将疑，但又不敢马虎，总供给部部长郑义斋那么大个首长，要是真在里面说话，可不是闹着玩的。

我疑疑惑惑地又把那东西放在耳边，听了一会儿，可不还真是郑部长在里面说话。音是听见了，话却没听清，连听带猜， 好像是让我带人执行一项任务。

郑部长问我：“明白了吗？”

我只好回答：“明白了。”其实我一点也不明白。

放下那玩意儿，我就吆喝警卫员备马，飞奔30里，赶到总部找到郑部长。

他一见到我，很惊奇的样子， 说：“咦，你咋来了，不是让你去福阳坝吗？”

我说得听你当面交代。在我的经历中，领导交代任务，从来都是面对面说得细，听得清，不明白的地方还可以再问。

郑部长说：“我不是在电话里跟你说清了吗？”

我没听明白，再说我对那玩意儿也信不过。郑部长听了，哈哈大笑，把眼泪都笑出来了。

笑完之后对我说：“那不是玩意，是电话。你现在是团长了，为了联系方便，团长都安了电话。以后下通知报情况，大多要用电话，你要习惯。”

他那样一笑，我心里好难受，我思想上受到了震动。

我是农民出身，家乡又偏僻，没见过世面，这本来不是一件丢人的事。

但如今我是红军的团长了，不能像过去那样子，只知道甩帽子，挥大刀片子喊冲锋。肩上的责任更大了，就必须学习，只有学习，才能适应新的职责。

现在学文化没条件，但是可以学别的，学习新的指挥技术。

这以后，再去总部，我就有意识地往参谋处跑，去看新装备，学新武器，看地图，学地形学。

一句话，我对新鲜的东西都比较感兴趣。

现在，我又被一群文化人包围，对学文化有了紧迫感。

怎么学？

我这个只上过一年学的大老粗，也琢磨出我的方法了。

我学会了查字典，开始坚持写日记。

经我翻破的字典就有两三本。开始的日记也拿给有文化的同志看，请他们帮我找错别字，找出后我再查字典加深记忆。

我也有意识地练习讲话。在给大家讲话或作报告前， 我经常一人钻到树林里，面对树木杂草讲几遍，借此练讲话要点，练语气，练姿势。

渐渐地，大家觉得我这个司令员严是严点，但人情味挺浓。尤其是我的学习精神， 使他们挺感动。

我是真心诚恳地向他们学习的。虽然我是上级，我有我的长处，但他们有他们的长处。我只有把他们的长处都吸收过来，才能更好地领导他们。

共同语言变多了，训练的时候大眼瞪小眼，娱乐的时候我就不再是司令员，打扑克钻桌子也跟他们一样，玩得热火朝天。

我们在石拐住了有半个月，赖际发同志领着榆次游击队也赶到了，他的队伍主要是晋华纱厂的工人，有100多号人。

我们这两支游击队再加上阳泉煤矿工人游击队，合编在一起，从此诞生了八路军在太行山区的第一支游击武装——“秦赖支队”。

当时支队的势力范围是十分可观的，管辖有十县之多，县长、县委书记都由我们委任。

拔据点锄汉奸，我干得最有声势。一声令下，十个县一起行动，一夜之间能杀上百汉奸。

不到两年，秦赖支队发展到5000多人，翻了十几倍。

秦赖支队在太行山区真是名声大振，拿我的手令，到辖区内任何一个县政府要东西，要什么给什么，没有的就要说清楚。

几十年后，我在北京军区当司令员期间，又专程到太行山去了一趟，我的老房东听别人喊我秦司令，感到很不理解。

她拉着我的手问我：“怎么还当司令呢？那时候就当司令啦，把日本鬼子打败了，把蒋介石打跑了，几十年也没进步一下？”

我开玩笑说，我是个落后司令嘛。

秦基伟将军与山西老房东的儿子亲切交谈

秦赖支队三个负责人，后来调整工作，被分开了。

我被调到新编第11旅任副旅长，准备“百团大战”。

如果撇开其他因素光讲打仗，那还是跟日本人打仗过瘾。

他们军事素质好，武器也精致。特别是小口径迫击炮，体积不大，精度很高，威力也相当可以。落地开花一片，弹片到处飞射，杀伤力极强。

跟他们打，我们只能依靠黑夜，每天都希望太阳赶快落下去。

到了黑夜他的飞机下不了手，钢炮也看不见。我们尽量避免正面交锋。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地打，神出鬼没，打得他防不胜防，毫无办法，直骂我们土八路不懂科学，不按规矩，乱打一气。

谁跟他按规矩打呀，你侵略到人家的国土上那算规矩吗？我把你打跑，得叫你求饶为原则。

“百团大战”后，敌人对太行山就更加重视了，加紧了“扫荡”，新编的野战旅也分散了。

我带领两个团到了赞皇县黄北坪，组建太行军区第一军分区，我任分区司令员。

这一时期，是抗日战争中最艰苦的时期。

从1941年3月起到1942年秋季，日军对太行根据地和整个华北实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规模一次甚过一次，手法一次比一次毒辣。

日军华北方面军对所属日、伪军下过这样的命令：“凡是敌人区域内的人，不问男女老幼，应全部杀光。所有房屋，应一律烧毁。所有粮秣，其不能搬运的，亦一律烧毁。锅碗要一律打碎，井要一律埋死或投下毒药……”

有了这个“三光”政策，太行山遭得殃就可想而知了。

为了保存骨干，中央决定将太行山的干部， 有计划地送往延安。我也接到了去延安的命令，但军区把我卡下来了。

不能都走哇，前面得有人啊。

当时留下来的干部，人称“咬牙”干部，就是硬着头皮咬着牙坚持。

留下来就得活下去。首先得解决吃的问题。我这个司令员，一天也只有半斤小米。

每天晚上吃完饭，我就挎个篮子到田野里挖刺儿菜，自己洗净交到伙房。第二天，伙房就把这筐刺儿菜连同分给我的半斤小米一起煮成稀饭，一天两顿。

战士们还拣玉米芯，碾碎了吃下去，拉不下大便，就互相用手抠。

整个太行山区还开展了开荒运动，挖地、砍柴一样不落。

我一次能砍150多斤柴火，挑上能跑50多里山路，在分区机关是第一名。把柴交给伙房，一分钱一斤，司令员和战士都一样，没有一点特殊化。

说起来也是祸不单行，在日本鬼子残酷“扫荡”、洗劫的同时，老天爷也来帮凶，连续两年，特大自然灾害侵袭太行山。

1942年春的干旱旷日持久，历史罕见，水井干涸，河流断源，土地龟裂，寸草不生。

伴随旱灾，其他灾害与疾病也蔓延起来。特别是虫灾，空前厉害，蝗虫就像乌云，铺天盖地，发出飓风卷石般的可怕声响，所到之处，跟日本鬼子一样，剥光吃光啃光，连小孩都咬死好多。

到了1943年3月，一场大雨又猛泻不止，清漳河、 浊漳河猛涨，冲破堤岸，两岸良田尽毁。

但就在最严峻的时刻，在太行山主持工作的刘伯承、邓小平还发出号召，要我们勒紧裤腰带，节约一点粮食支持更困难的晋西北。

这件事使我更加看出刘邓的心胸。正是在刘邓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坚定不移地度过了那段最艰苦的岁月。

军队嘛，要的就是那么一股气。

环境再苦，指挥员不能叫苦，邓小平政委要我们打开局面，我们不能睁眼看着部队成天被苦水泡得无精打采，被个“苦”字压得抬不起头。

要让部队吃糠咽菜还得精神饱满。

还是在当游击教官时，我就深深体会到活跃部队文化生活的重要性。现在生存环境越来越艰苦，更需要加强文体活动。

秦基伟将军为抗日游击队员拍摄的照片

我们开展的活动很多，篮球、单杠、双杠、木马，我们都有，室内有象棋，我喜欢玩篮球，在一分区当了多年的篮球队长。

搞自行车比赛，看谁能在尺把宽的地面上如履平地。解放后有的电影里出现武工队骑车进城玩绝技、杀汉奸取情报的镜头，这并非胡编乱造，是有生活依据的。

我们的武工队员大多来自农民，原来只会玩锄把子，但是后来把自行车当马骑，骑得确实腾云驾雾，牛气得很。

还有一种活动是打棒球，玩这玩意是我们跟俘虏过来的日本人学的，到最后他们还打不过我们。

我们收缴的物品中有一架老掉牙的照相机，我和陈明义找人教照相，学会了，自己拍照，自己配药洗照片，都是土办法，太阳底下曝光，读数计时，这在一分区堪称一绝。

我的观念是，军人不仅要会打仗，还要会玩。

能吃能睡能打能玩，这也可以算是革命的乐观主义。

尽管这是一个十分艰苦的时期，但在最紧张的环境里，我也没有放弃学习，记日记仍然坚持不断。

警卫员心眼也够用，挎包里背上日记，每晚睡觉前，便把日记本送上来，在老百姓家里的炕桌上，借着油灯，一条二条，一件事两件事，原封不动地记下来。

过了些日子就进了一步，日记由原来的单纯记录，发展到写对事物的思考、见解，后来又发展到总结经验教训，有时也抒发一点感情。

在组织领导地方武装建设的同时，我比较注意对细节事物的思考，尤其注重把握事物的本质特征。

在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前提下，我就地方武装的特点撰写了一篇文章，后来发表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受到上级机关和部队的好评。

1944年12月下旬，太行军区通知我们，有个美国朋友要来。

一是为了向曾经救护过美国飞行员的抗日军民表示感谢；二是作为盟军观察员了解我根据地抗日斗争情况。

来的惠德赛先生是个中国通，说话叽里咕噜，大半中国话夹点洋文，性格比较豪爽。

接待的条件自然有限，东西全是土产，但我们把朴素的宴会办得很热火。说来饶有趣味，我用我们中国人的拿手好戏把这个洋大哥灌得人仰马翻。

开始我们只是劝酒，什么“为中美两国的友谊干杯”啦，什么“为打败法西斯取得最后胜利而干杯”啦，为他“顺利通过敌人的封锁线而干杯”啦……

这些话一说，他高兴得嗷嗷叫，“啊——噢——干！” “嗯——欧—— 干”，脖子一仰一杯下去了，做个鬼脸又是一杯下去了。

我说一句他喝一杯，绝不含糊。我当然也不含糊，拿大碗跟他碰。不多一会儿，他就酩酊大醉。

分手的时候，惠德赛送给我一支袖珍手枪。他说，在一分区这几天，是他在整个敌后之行中度过的最愉快、最受启发的日子。他把我们看作他在中国最好的朋友。

我们也对惠德赛先生的印象也很好，他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帮助是真诚的，对中国人是友好的。

让人痛心的是，惠德赛先生离开我们之后，在二分区遇上了敌人的“扫荡”，不幸牺牲了。

后来听说，他也写日记，记录了对一分区的感观和对我个人的印象。

美军观察员惠德赛（左）

抗日战争形势急剧好转，蒋介石却以 “最高统帅”之名，令我军“就地驻防待命”，企图垄断受降权。

我们当然不买老蒋的账，坐以待命。大旗之下，我分区部队奉命出击平汉线。

党的原则：寸土不让，寸土必争。

8月17日，我开完动员会后，战士们一片欢呼，浩浩荡荡杀下太行山。

第一站赞皇县城，这里是日伪设在太行山区当面的一颗钉子，还有残敌千余人退守城内。我们先来一昼夜政治攻势，组织数十名伪军家属喊话。

这一手很灵，当时的场面也很感人，几十名老人、妇人站在据点外，声泪俱下，铁石心肠的人也难免为之动情。

赞皇顺利解放，部队士气大振，挥戈南下，直逼临城。

曾几何时，我们在这一段路上，只能小心翼翼地隐蔽游击，夜行晓宿，行踪飘忽。如今，我们作为胜利之军行动，一路行军一路歌，威风凛凛，势不可挡。

短短两个月时间，先打赞皇，再战临城，轻取内邱，智收高邑；又在友邻的配合下，攻克邢台，参加解放邯郸和临铭关，一路上可谓所向披靡，战无不胜。

无论是对于我本人还是对一分区部队来说，都是最为扬眉吐气的日子。

胜利地完成出击平汉线的任务之后，我便到太行军区报到了。

开始了一场新的考验。

1946年1月10日，我党代表同国民党政府代表正式达成停战协定。

为了执行停战令，由我党代表、国民党政府代表和美方代表在北平成立了军调处执行部，我被委任为军调处第十二小组中共方面首席代表、少将军衔。

参加革命17年来，我这是第一次离开根据地，堂堂正正来到国民党军队控制下的石家庄，作为我党的代表，同国民党代表谈判。

对我来说，一方面感到很自豪，说明我们的力量壮大了，腰杆子硬朗了。另一方面讲，又怕谈判一时把握不准，给党的事业带来损失。

但原则只有一个：根据地不能丢，丢了就是失职。

但有些地方，既不是国统区，也很难说是解放区，原先都在日本鬼子和汉奸手里。这些地方究竟该划到哪边，很大程度上要在谈判桌上靠嘴皮子来决定。

国民党代表也是奉命行事，他们的原则是见地盘就争，见缝子就钻。

经过两天的嘴皮子战斗，我得出两条经验，一是抓住对方弱点和政治上不利之处，狠狠地进攻。

譬如国民党想收编魏永和的部队，他的代表最忌讳提“伪军”和“汉奸”之类的称谓。而我们专揭他疮疤，我们有事实证明魏永和当汉奸卖国，并口口声声扬言要查他的靠山。

这样一来，国民党代表就很心虚，不敢跟我硬对硬，连美国代表也不一定帮他，所以促成了“关于元氏城内部队受降的协议”。

第二条经验是必须掌握第一手资料，逮住一个证据，瞄准对方的弱处，一炮放出去，打得他头昏眼花。

2月11日，我方坚持讨论冀晋区的军事冲突问题。

这个地区是国民党第三军驻地，不能以“伪军”盘踞论处了。但它深入到我腹地，对解放军威胁极大，因此我们打算主动提出实行隔离，要求国民党军后退30里。

经过一天的斗争，最后达成协议：国民党军队后退12里约13个村庄，我后退5里约8个村庄（实际上这些地区已经没有我们的部队了），并且确定了以4个村庄为非武装区，双方工作人员可以自由往来。

显然，这个协议为我们争取开展石门工作又多了一块跳板，可以说是一个较大的胜利。

我们这些拿枪杆子的人，第一次上谈判桌，可以说是绝不后退，反正我就抱定一个原则，地盘不能丢，这东西多了可以，少了不行。

那国民党的代表也是奉命行事呀，地盘丢多了他也不好交差。于是就争，就吵，有时吵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

美国人这个和事佬当得很艰难。最后解决问题的办法，往往还是我们提出来的。

譬如为一个村庄争执不下，我说：“那好，你说是你的，请你拿出证据，该村庄有多少人，有多少地，驻扎的日军是谁的部队，村里开展过哪些抗日活动？”

一问这些，国民党代表就傻眼了。

他也是带兵打仗的，玩政治搞外交比我们好不了多少，细节问题考虑不周。一争论就摊开地图，那上面净是标记符号。弄到最后，连美方代表都不耐烦了。

这样一来，只好就把很多原来游击区或敌占区的地方，划到了抗日根据地。

谈判进行了一段时期，我们受命前往北平汇报情况。

我们这些土八路，头一遭进了六朝皇城，不免新奇，也免不了要闹出许多洋相来。

在协和医院汇报时，就闹过一个笑话。

会议中间，我和马芳庭出去上厕所，我已经出来了，他顺手一带，“叭”地一下门关死了。这下可不得了，怎么弄也弄不开。

急得他满头大汗，在里面大呼小叫，“老秦、老秦”地乱喊，我找了半天才找到一个铜疙瘩。从没见过那玩意儿，左抠一下，右抠一下，东拧一下，西拧一下，哎，开了。

其实很简单，就是个暗锁。

马芳庭出来后我问他：“解手了吗？”

他回头望望，心有余悸，怕又被关在里面，连忙说：“不用解了。都变成汗跑出来了。”

出了厕所，又找不到回去的路了。

协和医院的门都是一个样，我们又在厕所里苦斗了半天，早把方向弄糊涂了。没办法，到处乱撞。

在里面转了两圈，幸亏碰到一个扫地的老头，经他指路才回到会议室。

关于石家庄谈判，首长送给我两句话，原则性很强，灵活性不够。

这两句话，对我是很有启发的。

这次为时不长的谈判，使我很受教益，开阔了眼界，见了世面，也练了口才。谈判中一些问题迫使自己的思路机敏起来，我的思辨能力有了很大提高。

口水战还在继续，但我们军调小组刚离开，形势就紧张起来。

谈判工作日益波诡云谲、险象丛生了。

解放后我曾看过一部电影，叫《停战以后》，印象很深。

实际上就是以石家庄谈判作为背景的，敌人把一个共产党代表非法逮捕起来，秘密藏在地下室里。

现实中的那位同志是晋察冀派到我们小组的工作人员，从解放区来到石家庄，还没同我们见面，就被国民党第三军秘密逮捕了。

开始我们不知道，直到后来晋察方面查问这个同志的下落时，才知道他遭到了国民党的毒手。

中华民族经过艰苦卓绝的抗战，终于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当然是天大的喜事。敌对了多年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也结成了“统一战线”。

如今胜利了，统一战线还能维持下去吗？

对这个问题，中国人拭目以待，外国人拭目以待，就连我党不少同志也不知所以然。

但日本宣布投降的当天，还在延安参加整风的刘伯承和邓小平同志就发来电报，命令我们加强战备，防止内战。

党中央是一天也没放松对打内战的警惕。

后来的实践证明，谁做好了打仗的思想准备，谁的仗就打得主动。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悍然撕毁国共两党签订的“双十协定”和停战令，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大规模全面内战开始了。

这一时期，我都在刘邓大军的手下工作。如今，刘邓大军已经不单纯是一个称谓了，也不仅是指一支特定的部队。

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军事科学领域里，刘邓大军还是一种现象。

“刘邓刘邓，百战百胜。”对此，我个人也有许多体会。

两个都是伟大的军事家、政治家，他们在一起工作，配合得浑然一体。能在他们的手下为将当兵，实在是我一生幸运的事。

刘邓首长不仅教给我们巧妙的战术，同时非常强调各级指挥员必须熟知整个战场局势乃至全国形势，要站在全局的高度俯瞰整个战场，从而认清自己的作用和地位，决定自己的行动。

在从抗日战争向解放战争过渡中，我们先后出击平汉线，参加平汉战役，破袭正太线，转战汤西，反攻豫北，所有战役都是在刘邓首长全局一盘棋里运转。

除了战略，刘邓的战术思想，对我的影响也很大。

在刘邓手下为将，草莽英雄是不受欢迎的，要求我们必须讲究战术，以智慧弥补兵力和装备之劣势，以奇谋方略克敌制胜。

同样是伏击战，有的伏其救者，有的伏其退者，有的是“引诱而伏击之”，有的是“威胁而伏击之”。

同样是口袋战术，有的是“围三阙一，网开一面，虚留生路”；有的是“围师不阙”“紧缩敌人于狭小范围之内而困饿之”。

同样是围点打援，有的是虚张声势，攻城是假，打援是真。有的则真围真打，既夺城又打援。

同样是歼灭战，平汉战役是 “猫盘老鼠”，陇海战役是“纵深闪击”，郵城战役是“拖刀计， 回马枪”，滑县战役是“猛虎掏心”，飞金鱼战役是“釜底抽薪”。

凡此种种，例不胜举，说明刘邓对兵法谋略运用自如。

1947年8月15日，一场大雨铺天盖地。

雨下疯了，下得混混沌沌、莽莽苍苍，面对面站着，都看不见对方的脸，雨打得睁不开眼。

干部战士风趣地说，今天我们九纵成立，老天爷也表态了，下场大雨给我们洗个澡，让我们干干净净地出发南征。

全纵队两万多人集结在河南王卜昌广场上，全都伫立在水天相连的滂沱大雨中，没有一个人乱动，从战士到司令员政委，没有一个人打伞披蓑衣。

会场庄严肃穆， 秩序井然。

为了使全体将士明确渡河南征的战略意义，我向部队做了比较直观的说明：“蒋介石想把战争放在解放区周围，达到消耗我们的目的。我们只有打出去，才能减少解放区人民的负担，把战火烧到蒋介石身边去！”

我讲完话之后，会议中间喊起了口号：

“我们打出去——！”

“打——出——去！”

“打——出——去——！”

真是拳头如林，吼声震天，口号一浪高过一浪，透过雨空，在群山中久久回荡。

至今我回忆起九纵成立的那一幕，仍然激动不已。

离开了根据地，我们就变成了没爹没娘的孩子，唯一帮助我们渡过难关的只有我们的兄弟姐妹——来自太行山的7000多名民工。

说到民工，我要多说几句。太行山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她用她虽然贫瘠然而又充满热情的胸膛，造就并养育了一支又一支能征善战的部队，又送他们远行，协助他们作战。

秦基伟将军走访太行山乡民

太行《新华日报》做过专题报道《秦基伟将军所部渡黄河南下时，太行万余翻身农民随军参战》。

这些民工每人负重七八十斤，在连绵的阴雨中长途行军，往前背弹药，往后送伤员，还不断受到土匪的骚扰和敌机的轰炸，是非常劳累的。

坦白地说，当时部队都有逃兵，但民工队伍中没有一个开小差的。

形势那样紧张，那样混乱，民工没丢一点弹药，没有一个人掉队，没有一个人说怪话，那真是不穿军装的军队，甚至比军人还要过硬。

人民解放战争的本质是人民战争。人民一旦理解了我们，便敢以身家性命相许。

开始几仗打得比较被动，特别是伊河阻击战，要不是反应快，差点被包了饺子。

那天晚上，两个旅已经渡河攻坚去了，纵队机关、首长、文工团以及几千民工，在伊河以北等待天亮渡河。

我们身边的战斗部队只有一个警卫营。我不放心，让营长派了一个排往东前出到三里路以外的一个村子里，向洛阳方向警戒。

因身边部队少，也没人给我们通报情况，心里总是不踏实。第二天天没亮我就起床了，带着警卫员沿河边走去，发现有几架敌机在头上飞来飞去。

我一琢磨，不对劲，根据以往的经验，敌机轰炸，是从东往西而来，可今天是南北横飞，这显然不是轰炸，而是侦察。

我于是判断，地面有敌人的部队，但不会是大部队，也不会是有意识的进攻，而是试探性的寻找。

正琢磨间，远处传来枪声，噼里啪啦，不太密集，重火器不强，这证实了我的判断，派出去的警卫排同敌人接上火了。

我带着警卫员一阵小跑，回到村庄教堂时，许多人还在睡觉。

我一声咋呼“有情况”，睡觉的人全都从铺上蹦下来，穿衣服的穿衣服，摸枪的摸枪。作战处的连图钉都来不及取，一把一把地从墙上往下抓地图。

情况紧急，容不得多想，简短分工后便各自行动。我组织警卫营抵抗掩护，黄镇同志组织后方人员和民工转移。

我们刚出门，就遇上前出警戒的那个排派回来一名班长报告情况，当面之敌是敌整编第三师一部，前锋一个营。

我判断，敌人兵力少，又以为我方是“庞然大物”，所以不敢贸然快速进攻。

一旦发现我们是纵队首脑，再识破我们的千军万马都是民工，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我当即下令警卫营就地抵抗，一步也不能退！

布置完毕警卫营，我还有点不放心，直到勤杂人员及民工全部脱离村庄，跟警卫员交代了交替掩护的办法，这才离开。

这一仗警卫营打得很顽强，从早晨一直顶到下午，敌人没能前进一公里，但我们伤亡也很大。

当天夜里，住在韩城对岸的村子里，我一直没睡，惦着我的警卫营，心里很难过。他们打了一天，洛阳敌军肯定蜂拥而至了，大兵压境，伤亡是少不了的，也不知多少突围了？

还有，我派人通知他们韩城水浅，可以徒步过河，通知的人也不知是死是活。如果通知不到，天一亮敌人追过来，背水一战，弄不好就被打完了。

警卫营是我身边的部队，一张张亲切可爱的笑脸我都很熟悉，一想到他们正在浴血奋战正在牺牲，我的心情就越发沉重。

可喜的是，半夜里他们竟回来了，真是又惊又喜。

有几个战士见了我，只喊了一声“司令员”，就说不出话了，只顾掉眼泪。

我知道肯定伤亡很大，也难过，但我不能掉泪，我说：“哭什么？任务完成得很好嘛！”

不久，教导员郝德章也回来了，见了我，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说：“伤亡大，有9个尸体没拉下来，这个仗打得窝囊、憋气！”

他这话说得我心里也是“咯噔”一声，但我不能流露，我说：“谁说窝囊？这是大胜仗，纵队首长和机关，还有这么多太行子弟安全过河。你们立了大功。回去告诉部队，我要为你们请功。”

天亮后，郝德章集合部队把我的话传达了一遍，部队的情绪一下子上来了，在往鸣皋去的路上，一路歌声。

后来经历大大小小战斗，多数战斗胜大于负，少数战斗得失相当。作为一号首长，作战的得与失，我都要负主要责任。

攻下郑州后，陈赓老总高兴地说：九纵成熟了，可以打大战啦。

大战越多，越感到学习的重要性。但这十多年的军事工作，我都没有系统学习过军事书籍，全凭自己的个人经验。

学习中的秦基伟将军

好巧不巧，在淮海战役中缴获了一批书，其中就有《孙子兵法》。过去只知道这是一本宝书，但鉴于文化有限，感到可望而不可及。

经过这么多年的战争磨炼，对谋略本身有了一些感性认识，另外自从在太谷领上了一群学生娃，开了个学文化的头之后，十余年来我一直坚持不断记日记，积累至今，文化水平是有了一定的提高。

于是除了指挥作战外，我就利用战斗间隙，在野战工事里读了三遍《孙子兵法》。

第一遍解决生字生词，第二遍解意，第三遍悉心揣摩其中的深邃内涵。

到现在，《孙子兵法》都是我最喜爱阅读的书籍之一。

它使我更深切地体会到，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必须与理论结合起来，才能得其精髓，心领神会。

每当抱头啃书本的时候，就想起小时候不爱上课，找机会就逃学，当时哪里知道，读书学习能给人带来那么大的益处。

1948年12月26日的那天，我去大军区开会，中途大雪天道路泥泞，汽车行驶缓慢，晚上住宿在一个极度贫困的小孩家里。

看到他的遭遇，也自然回想到11岁的我，也正处在极其痛苦的孤儿生活中。人的前途固然与历史环境有着重要关系，然而更重要的还是主观的意志和决心。

只要有坚定的决心，和排除万难努力学习的勇气，都能有无限的前途。

抛开天赋、军事指挥才能，秦基伟将军能有这么流畅的文笔，如此出众的口才，都是他实打实，勤学苦练后的成果。

这种克服万难，锲而不舍去求知的精神，放在任何时代都不过时，都是让人敬佩的。

作为一个军人，秦将军绝不会对任何困难、任何敌人屈服，可谓铮铮铁骨，硬汉一条。

而他的女儿告诉我们，秦将军生活中是个绝对的暖男，对乡亲，对家人，对士兵都充满了深深的爱。

秦将军80岁生日时，子女给他写的贺卡，只有八个字：铮铮铁骨，寸寸柔肠。

编写：霞姐 西周（图片来源于书籍和网络）

资料来源：《秦基伟回忆录》《秦基伟画传》《本色：秦基伟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