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准备使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百万吨核弹头,对中国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发射基地,罗湖泊核试验基地,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
1969年,美国华盛顿明星报发表文章《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并称苏联高层希望“一劳永逸的解决东方威胁”。
苏联不但自己谋划对中国发起核攻击,还联络美国总统尼克松,想让美军也参与进来。
苏联是中国的“老大哥”,也是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而中国也对它非常敬重。
不过,赫鲁晓夫上台以来,双方分歧逐渐显现。
到勃列日涅夫执政后的1969年,中苏之间已经有了爆发战争的风险。
苏联不但向中国发起“核讹诈”,还在边境陈列重兵,有消息称,苏联的元帅们计划7天之内打进北京。
“兄弟反目”,“老大哥”真把主权国家当“小弟”毛主席晚年回忆起中苏交恶说道:“事实上同苏联闹翻是1958年,他们要在军事上控制中国,我们不干。”
曾经,“北京与莫斯科的关系,是持久的,牢不可破的,战无不胜的”,新中国与苏联的亲密关系不必多言。
苏联是第一个承认中国的国家,而中国施行“一边倒(向苏联)”的外交政策。
蜜月期里,苏联曾向中国援建了不少项目,也输送了很多技术和人才。
但是,苏联的友好是有条件的——中国出让主权。
早在1950年斯大林在世时,就想着“租用旅顺港30年”。
新中国是从半殖民地国家走来的,带领人民当家做主的毛主席当然不会同意,态度强硬的予以拒绝。
赫鲁晓夫执政后,为了得到中国的支持,答应兑现当初向中国提供核潜艇与核武器的承诺。
但是,赫鲁晓夫有个条件:在中国领土上,建立用于军事的长波电台,并与中国组建联合舰队。
毛主席一眼看穿了赫鲁晓夫的意图:建长波电台,属于侵犯中国主权;
联合舰队,名义上是中苏共享,彼此可以使用对方的海岸线,实际上中国海军非常薄弱,只有苏联在中国海域航行的份,而没有解放军进去苏联海域巡航的可能。
毛主席对此很是生气,他说:“北约国家间在互相供应、合作上不存在任何困难,而我们竟连这么简单的一件事都不能取得一致意见。”
毛主席想了个折中的方案:中方出一半资金,苏联出另一半资金和全部技术,但长波电台主权属于中国,至于联合舰队,暂时搁置。
不过,赫鲁晓夫并未同意。
中苏产生分歧,除了苏联想控制中国外,最重要的一点是存在领土纠纷。
在清朝末年,沙俄是割走中国土地最多的帝国。
新中国成立后,曾多次与苏联就领土问题展开交涉。
珍宝岛战后,苏联欲勾结美国,对中国发动核战1964年,毛主席在接见日本社会党代表时,就中苏领土争议说道:“苏联人还想要把中国的新疆、黑龙江划过去。他们在边境增加了兵力。我的意见就是都不要划。苏联领土已经够大了。有两千多万平方公里,而人口只有两亿。”
毛主席接着讲:“你们日本人口有一亿,可是面积只有三十七万平方公里。一百多年以前,把贝加尔湖以东,包括伯力、海参崴、勘察加半岛都划过去了,那个账是算不清的,我们还没有跟他们算这个账。”
毛主席之所以会这样讲,是因为不久前,中苏双方刚刚划定了东北边界。
两国均同意在以黑龙江、乌苏里江为界的地段,以两江主航道的中心线为界。
中国一侧的400多个争议岛屿,以及约600平方公里的争议水面划归中国。
这都是白纸黑字定好的问题,可是自1967中国试爆氢弹成功后,感受到了威胁的苏联,不断在边境地区拱火,还制造了七里沁岛事件。
1968年,苏联又向中国新疆的中苏边境地区增兵,屯驻25个师、1200架飞机、和200枚导弹。
苏联还和蒙古国达成协议,以保卫“蒙古边防”的名义,向中蒙交界的达兰扎尔嘎朗、宗巴音等地,派遣大量兵力。
在七里沁岛一带,苏联的边防军不断与解放军和我国渔民发生冲突,扣押渔船、打砸渔民、强行越界,各种损害中国主权的行为不胜枚举。
从1964年到1969年3月,苏联共侵犯中国边境4189次。
为了捍卫主权和尊严,1969年3月,毛主席指示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对苏联发起自卫反击战。
面对强大的苏联,中国军人无所畏惧,强势的击退了他们一轮又一轮的进攻。
3月15日,毛主席作出指示:“要准备打仗!”
中共九大的报告中,也将战争摆在了首位:“我们要作好充分准备,准备他们大打,准备他们早打。准备他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他们打核大战。”
苏联红军在珍宝岛之战中,莫斯科高层颜面尽失。
格列奇科、崔可夫等元帅提议,动用在远东地区的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当量几百万吨级的核弹头,对中国重点目标进行军事打击。
同时,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还奉命在华盛顿紧急召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向他通报苏联准备对中国实施“外科手术式”意图,并征求美方意见。
基辛格第二天到白宫会见尼克松总统,他把苏联准备对中国实行核打击的意图告诉尼克松。
尼克松听过基辛格的汇报,和基辛格探讨对策后,立即与白宫高级幕僚进行紧急磋商,一致认为,现时西方最大的敌人是苏联,一个强大中国的存在符合西方的战略利益,并警告苏联不要乱来。
尼克松的第一想法是,把情况向中国通报。
但是,中国是对抗了30年的宿敌。美国官方如果直接与中国沟通,并没有相关渠道。
所以,白宫才以“泄密”的方式,让华盛顿明星报和华盛顿邮报等媒体对此作出报道,以让中国知晓。
未雨绸缪,以备苏联核弹除了核打击外,苏联还传出要武装侵略中国的消息,声称:一周打进北京。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不管你们来多少人,不管你们联合什么人一起来,我们都要把你们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
毛主席颁布了“八二八”命令,要求边疆地区的基层组织、解放军驻边疆地区部队,充分作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随时准备对付武装挑衅,防止敌人突然袭击。
为了在遭受侵略的情况下,中国还能继续运转,毛主席决定,对首都的高干领导和各大机关以及各个高校,进行疏散。
在扩大会议上,毛主席表态:“现在的情况是,苏联可能对我们进行核打击,所以我们要分散住所,不要集中在北京。如果北京被打了,我们还有其他地方。我们要有准备,要有应付的办法。”
毛主席铿锵的表示:“我们不怕核战争,我们有一句话叫‘不怕天变,不怕地动’。我们有一亿多人口,就算死掉一半,还有一半。我们的国家是不会灭亡的。”
大家都很佩服毛主席的高瞻远瞩,但是众人都希望追随在毛主席身边,护卫他老人家的安全。
不过,在毛主席的坚持下,从9月开始,在京的中央大批党政机关,以及北京主要单位、学校,包括其家属,被紧急疏散到外地,有的暂时先疏散至郊区。
10月14日,中央根据毛主席的提议发出通知,要求在京的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务必在于10月20以前,全部战备疏散。
通知说:为了适应反侵略战争的需要,应付突然袭击,经中央讨论决定,中央机关集中到北京郊区战备地下指挥部办公,由总理同志留在北京主持工作;毛主席到武汉主持全国的大政方针,副主席到苏州负责战备。
同时,中央领导人及原中央负责人也相应疏散。
朱德、董必武、李富春、滕代远、张鼎丞、张云逸去广州;张闻天去肇庆;陈云、王震去南昌;陈毅去石家庄;
徐向前及刘少奇去开封;聂荣臻去邯郸;刘伯承去武汉(后转上海);叶剑英、曾山去长沙;邓子恢去南宁(后转桂林);谭震林去桂林;陶铸去合肥;王稼祥去信阳。
这些老同志的疏散地点,都在京广线及其附近。
毛主席这么安排,是因为“万一打起仗来,要找的时候,我还离不了这些人呢。这些人还用得着,我还需要他们呢。”
从这些安排不难看出,当时的形势非常紧张,说不定下一秒,苏联的核弹或者钢铁洪流就会降临。
而中央在毛主席的指挥下临危不乱,他老人家高瞻远瞩,对可能发生的战争早已作出预案。
如果苏联敢扔核弹,我军必定会予以反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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