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人多有追求隐逸之风，而隐居是他们追求内心宁静与自由的一种最佳方式。
文人们隐居，一方面在于追求心灵的自由，但更普遍的是对社会和人生的一种逃避。有的是出于对权贵和政治的不满，有的是对理想破灭后的看破红尘，是对自身人生际遇的投降。
文人们隐居方式也各有选择，从而有“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的说法。
比如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就是属于隐于竹林山野的“小隐”。
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是指魏末晋初的七位名士，分别是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他们因不满司马家族篡取曹魏政权而远避朝政，不愿入仕为官，因常聚在当时的竹林之下喝酒、纵歌，肆意酣畅，世谓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以放荡不羁、蔑视礼教、不拘小节等行为特点著称，他们的思想开明进步，在文学上则延续了建安风骨的文风，被后人视为魏晋风度的代表，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学成就对后世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竹林七贤给我们留下很多经典故事，试举几例:
先说嵇康。嵇康是竹林七贤的核心人物，他因才华和美貌被誉为古代四大美男之一。
嵇康因拒绝给司马昭当官，被罗织罪名处死。临刑前，他慷慨泰然地在刑场弹奏了最后一曲《广陵散》。
再说阮籍。阮籍的母亲去世时，在守孝期间，他却袒胸露腹地坐在母亲的灵柩旁，大块吃肉，大碗饮酒，完全不顾什么叫传统礼法。
山涛，字巨源，是七贤中跟嵇康关系最好的一位，后他还是到司马朝廷中当官，为此嵇康写了那篇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不过嵇康临刑前，还是选择把自己未成年的儿子托孤给山涛。可见嵇康跟山涛绝交是假，保护朋友是真。
刘伶是七贤中最豪饮的一位，传说他去杜康酒馆喝酒，醉酒三天不醒，家人以为他死了，把他埋葬。三年后杜康来他家里索要酒钱，打开棺木时，刘伶张开眼说:好酒！
竹林七贤个个都是擅长音律的音乐家，其中阮咸是阮籍的侄子，中国唯一以人名命名的乐器“阮”就是来自他的名字。
阮
竹林七贤的避世，是选择最传统的“小隐”，即隐居于竹林山野之中。
隐于山野的“小隐”，只是形式上的“隐”，而那些能在世俗的市井当中，排除嘈杂的喧嚣干扰，而保持自我心境的平静，则是更高层次的“中隐”，比如陶渊明，比如孟浩然。
陶渊明
陶渊明是东晋著名的诗人、文学家，中国田园诗的开山鼻祖，他的《桃花源记》、《归去来兮辞》是家喻户晓的名作。
陶渊明出身于官宦之家，本人也曾担任过多种小官小吏，但由于看不惯官场的鄙陋之风，不愿为三斗米折腰的他，最后一次在彭泽县令任上只做了八十三天，便辞官归田，回家当农民，过上“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陶渊明《饮酒.其五）。
孟浩然
跟陶渊明不想当官相反，孟浩然则是很想当官没当上，他年轻时到处干谒求仕而不得纳用，到长安参加进士考试也没考上，但他对于入仕当官是渴求的，不然怎么会有“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孟浩然《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之说呢？所以李白说他“红颜弃轩冕”（李白《赠孟浩然》）简直是虾扯蛋。
孟浩然在经过一次又一次失败后，最后选择了向命运屈服投降，不得已“只应守寂寞，还掩故园扉”（见孟浩然《留别王维》），无可奈何回到家乡襄阳种田去。
知己就是知己，也许这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最理解孟浩然，他就是王维。王维劝孟浩然“劝君归旧庐，醉歌田舍酒，笑读古人书。好是一生事，无劳献子虚。”（见王维《送孟六归襄阳》）
陶渊明和孟浩然没有象竹林七贤一样隐居于山林，而是选择一种“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陶渊明《饮酒.其五》）的生活。
他们以田园为天地，白天“种豆南山下”（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三），晚上跟友邻“把酒话桑麻”（孟浩然《过故人庄》），这种其乐融融的农家生活，对于他们来说，何曾不是一种最佳选择呢？
陶渊明和孟浩然为什么能在喧嚣的市井之中过着“中隐”的生活呢？
也许陶渊明早就料到我们会问这个问题，所以他在《饮酒.其五》中早已设计好了这个自问自答:
问君何能尔？
心远地自偏。
问你为什么能做到这样呢？告诉你，只要你的内心远离尘世喧嚣，到哪里都能感觉到是在偏远之处。
可见动与静，近与远，一切都在于自己的内心。
如果说隐于山林是“小隐”，隐于市井是“中隐”，那么，隐于朝堂之中的，必定是藏龙卧虎之人，是大智若愚的“大隐”者，比如王维。
王维世称“诗佛”，他是盛唐诗坛的一个全才级人物，诗、书、画、音律都达到顶尖级境界，本人还是个美男子。
王维年轻时也热衷于官宦仕途，二十一岁便考中进士，还得了状元，然而官却一直做得不大。
安史之乱中，王维稀里糊涂便成了安禄山的俘虏，还稀里糊涂当了安禄山伪政权的官，而这期间写的一首叫《碧凝池》的诗在安禄山被平叛后又稀里糊涂救了他一命，而之后在唐肃宗期间还稀里糊涂不断升官，直至做到尚书右丞（副宰相）。
王维年轻时结婚不久，妻子便因难产去世，而他之后也不曾再娶，这在那个时代是很少见的。
经过这一系列的人生变故，加上从小就跟随母亲笃信佛教，所以王维似乎看破了红尘，看透了人生，看清了官场，开始过上“大隐隐于朝”的生活。
为什么说王维是“大隐”呢？因为他没有象陶渊明一样，选择辞官归田，而是一方面官照做，禄照领，一方面在终南山的辋川别业过着“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王维《终南别业》）的活神仙生活。
竹林七贤的“小隐”也好，陶渊明、孟浩然的“中隐”也好，王维的“大隐”也罢，也许除了潇洒的隐逸，还有各种无奈、各种失意，只有他们自己知道，我们也只能当茶余饭后谈谈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