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力
我的家庭
1924年秋，我出生于安徽省芜湖市。
父亲李克农，母亲赵瑛。按照家 谱排列，父亲一代属“克”字辈，我们这一代属“修”字辈，大姐李凤 修，二姐李双凤，大哥李治修，我是李潜修，弟弟李润修，两个堂弟李澄修、李溶修。
参加革命后，他们嫌笔画多，写着麻烦，先后改了名字，大 姐李宁，二姐李冰，大哥李治，三弟李伦，唯独我的名字迟迟未改。“文 化大革命”期间，到处“反修防修”,我的名字便改为现在的李力。
幼年时代，安徽省省会在长江北岸的安庆，合肥只是一个县城，芜湖 却是皖南有名的商埠，江面宽阔，景色秀丽，物产丰富，既是有名的四大 米市，也是繁华开放的通商口岸，条件优越，商业发达。老一辈无产阶级 革命家王稼祥出生于此，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成员恽代英曾在芜湖从事革 命活动。
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造访芜湖，受 到市民们热烈欢迎。他倡导的三民主义与博爱精神，人们印象颇深。孙先 生的留言：“天下为公”、“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许多场合皆 有张贴。
祖父李哲卿，祖母詹红贞，全家十多口人住在一起。大女儿李克顺， 早年出嫁，丈夫姓唐，她去世得早，我们没有印象。
父亲李克农在三兄弟中，排行老大，因是共产党员， 被国民党政府通令抓捕，流落外 乡，音讯全无，我们只知名字， 相貌记不清楚。
二叔李克裕在芜 湖公安局做禁烟督察专员，但自己吸大烟，吃喝玩乐，收入不顾 养家，而且脾气暴躁，动不动就 打二婶。我们厌恶二叔，同情二 婶。祖父母一再责备，二叔根本 不听，别人也无可奈何他。
三叔李克襄，文化水平较低，当过铁路工人，薪金不多，后来也失业 在家。全家人的生活来源，主要依靠出租房屋和母亲当小学教员的工资勉强维持，困难时祖父四处借贷，到抗日战争开始我们离开芜湖时，举家已欠债一千多元。
九岁时的李力在安徽芜湖
家境如此困难，祖父并不气馁，从不向反动势力屈服，上街时挺胸阔 步，亲友来访热情接待。家庭内部，井然有序，全家老少对祖父都很尊 敬。特别是逢年过节，即便勉强支撑，也烧香放炮仗，热热闹闹，给我的 印象很深。
农历腊月二十三，全家先在厨房烧香，送灶王爷“上天言好 事，下地保平安”。除夕晚上，烧香放炮，全家团聚，关门之后还在门外 放点食品，救济讨饭的穷人，从事一种慈善行为。
正月初一早晨，全家人 穿着整齐，摆好祭品，点燃香烛，由祖父母率领在祖宗牌位前三跪九叩 首，然后敬香放炮，欢乐聚餐。正月初五清晨，各家争先开门，迎接财神 爷回家主事。正月十五元宵节，晚上阖家团聚吃汤圆，过年活动基本 结束。
平时，我们家吃饭也有规 矩，餐桌摆放整齐，祖父母端 坐主位，男人与小孩可以入 座，媳妇们不能上桌，站在旁 边端饭盛汤，照顾老小，等祖 父母吃完了，媳妇们把饭桌收 拾干净，将剩余饭菜端到厨房 去吃。母亲赵瑛是小学老师， 挣钱养家，平常连祖父都尊称 她为“赵先生”,可每天吃饭， 她自觉地与其他婶婶一样，站 在旁边服侍老小，然后到厨房 站着吃饭。这种风度，使全家 对母亲更加钦敬。
祖父李哲卿
祖父母在家中很少生气， 更不打骂孩子，有时祖父领着一群孙子女上街买东西，或去公园游览，一路高高兴兴、说说笑笑。我们 知道父亲李克农是共产党员，国民党要抓他，曾抄过我们的家，为避免孩 子们在外边乱说引起麻烦，祖父母与母亲在家里从来不提李克农的名字， 更不讲他的革命故事。但是我们心中相信李克农是好人，共产党为劳苦大 众办事，完全不相信国民党宣传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等一 派胡说。看见报纸上宣传“朱毛赤匪”“流窜”的消息，心中就知道共产 党还在，红军还在，祈望父亲李克农也能健在。
家庭生活的琐碎小事，亲切有序的友好氛围，使我们从小就感受到一 种天伦之乐，养成尊老爱幼，手足情深的理念，懂得立足社会、为人处 事，必须讲道德、守规矩，不能胡作非为。面对社会的一些不公，我们同 情劳苦大众，讨厌官僚劣绅。
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李克农。1928 年春，李克农秘密转移到上海，在中共 沪中区委任宣传委员。1929年12月经中 央批准，与钱壮飞、胡底一起打入国民 党最高特务机关
外祖父赵咏芳，外祖母赵周氏 (名字不知),都是江苏无锡人。青 年时外祖父在上海学习照相技术，迁 居安徽芜湖后，在中山路繁华地段开 了一家“光华照相馆”,生意甚好， 不仅买房置地，还出钱与别人合伙经 营其他事业。他有不少学徒，后来有的自己也开了照相馆。
外祖母没有文 化，专门料理家务，请了一位厨师帮助挑水做饭。外祖父母生育两个孩 子，母亲赵瑛是姐姐，弟弟名叫赵筱芳，他结婚后没有子女，我四岁时过继给舅父做儿子，改名赵宗李。
这是我祖父起的名字，意思虽然姓赵，但祖宗还是姓李。小时候，我称呼母亲为姑妈，舅母为妈妈。过继不久，舅父去世，幸亏留了一张照片，否则连模样都说不清楚。
外祖父家在中山路的大花园门口，隔壁是“魁升斋鞋店”,守着十字 路边，规模较大，店主姓刘，是天津人。另一边是“合兴成衣店”,他们 家的孩子常和我一块儿玩耍。街的对面有当铺、药店、饭馆、商店等，是 芜湖市的繁华地段，大花园又是风景区，市民经常游玩。
外祖父家临街两 层楼房，前半边开“光华照相馆”,底层橱窗摆放样品与相框等物件，招 徕顾客。楼上是摄影室，陈列一些戏剧服饰与流行时装，并用布隔出一块 地方让客人换装打扮。
摄像室呈长方形，顶部与一边墙壁装配磨沙玻璃， 用天蓝色布帘拉来拉去，调节光线。里墙挂着天幕，有白色与天蓝色两种 供选择，外边还有黑色的布帘，必要时也能拉上。室内配备了几样家具，供照相的顾客挑选摆放。
当时照相机是老式的，体积较大，镜头可换，底 下有轮子来回滚动。摄影室旁边有两个暗室，小的临时换装底片，大的冲 洗底板与洗印照片。过去照相用的是玻璃底板，不是现代的胶片，外祖父 擅长修版技术，使人物面相栩栩如生。顾客光临，他管照相、修版，保证 质量，其他由学徒们操办。
摄影室旁边有个阳台，家中晾晒衣物、夏天纳 凉、祭祖、赏月等都在这里。遗憾的是，外祖父毕生为别人照了许多相， 竟未留下一张自己的照片，我只能在记忆中追忆老人慈祥的面容。楼下有 两间卧室，大些的外祖父母住，小点的舅母与我住。后门通向外边的巷 子，拐弯不远就到了镜湖。
全家只有我一个小孩，外祖父母都很喜欢，外祖母常叫我：“小潜子”、“乖乖”,格外亲热。
有一次，我与小朋友们在湖边玩耍，水中有几 只船，我在船上蹦蹦跳跳，谁知船是坏的， 一下子掉进水中，我不会游 泳，连续喝了几口水，幸亏岸边的大人很快把我拉上岸来，没有遭灾。
这 次落水，把我吓了一跳，两位老人更怕把我的魂吓跑了，便在当天晚间请 了两位大人，特意在镜湖边上为我“招魂”。一个人手提点亮的灯笼，在 前面边走边喊：“小潜子，回来了!”,后面一位大人牵着我的手就应答说： “回来了!”一直走回家中。这种迷信活动，表达了老人们的爱抚之情。
当初，一般人家中没有自来水，更没有现代洁具，厨房中摆放两三口 水缸，用木板盖好，防止尘土。各家都有几个当厕所用的马桶，每日清 晨，人们在巷子里倒马桶并加洗刷，然后成排地摆在门口晾干，成为一道 奇特的风景。现在这些老房子都拆掉了，有的已改建几次，巷子也没有 了，市政设施与以前大不一样，不熟悉情况的人，连位置都难找到。
1935年，外祖父因病去世。那时医疗条件较差，一般不住医院，外祖 父是患舌癌躺在自己床上逝世的，容貌安祥。全家人忙着治丧，我作为孝 孙，替外祖父洗脸入殓，家中摆设灵堂，亲戚朋友来吊唁，母亲与我就跪 在棺材旁边答谢。
出殡时，前边有和尚道士念经，军乐队击鼓吹号，还有 一队童子军，后面是装有外罩的灵柩，前后16个人扛抬。我作为孝孙，全身披麻带孝，由两个大人搀扶，跟在棺材后边，遇到有人摆设路祭，就 跪下磕头答谢。到达墓地，棺木入土时，我双手捧着第一把土投入墓穴， 再行三跪九叩首的大礼。墓葬结束，回到家中又请和尚道士念经驱魔，我 们才得休息。这种治丧的场景，以后再未见过，所以印象深刻。
外祖父病故，舅母改嫁，家中只有外祖母与我，一老一小，处境艰难，幸亏母亲关 心照顾，才得维持生存。
家中老人，特别是母亲赵瑛对孩子们的教育非常重视。我们五个孩 子，两位姐姐从小上学，成绩优秀，升入当地有名的省立第二女子中学， 读到高中。哥哥、弟弟皆在小学读书。后来经济困难，交不起学费，哥哥 一度辍学。
年轻时的母亲赵瑛
外祖父家经济条件稍好，六岁时， 把我送到附近的一所私塾念书，离家很 近，便于照看。第一天上学，我由大人 带领，先向“天地君亲师”与孔圣人 的牌位烧香磕头，再向教书先生大礼参 拜，礼仪隆重。
私塾共有二十多个学生 (只收男孩，不收女孩),一位老师， 一间教室。从“三字经”、“百家姓”、 “千字文”开始，再读“大学”、 “中 庸”、“论语”、“孟子”等古书。上课 时先生摇头晃脑地照着书本念，学生们 看书跟着背，除了认字，先生很少讲 解，学生念了许久，不懂书上讲的意思，非常枯燥乏味，而且没有其他课程，也没有其他活动，更不管教学效 果。
考试时，先生让学生背书，背不出就用板子打学生手心，调皮点的， 还要罚跪，有时面对墙壁跪了一排，先生也无所谓。学生们当面尊敬先 生，实际毫无感情，只要先生看不见，学生就在下边做小动作，互相逗着玩。先生不在场，学生率性把课堂桌椅板凳堆在一边，空出地方打打闹 闹，格外开心，也不考虑长大了如何升学就业。这种旧的教育方法，显然 不合时代要求，误人子弟。
念了两年多私塾，母亲发现弊端后，将我转到离家不远的“宁波小学” 插班三年级学习。
这是一所浙江宁波人办的学校，条件比私塾好得多，课目 内容丰富，几个教员分别讲课，还有礼堂、图书馆、操场、食堂等设施，同 学们生动活泼，兴趣大不相同。
宁波籍老师午餐时，用活虾当菜，虾还在盘 子里蹦跳，老师抓过来掐掉头尾，蘸点调料就吃，我们看着有趣，但不敢 吃。我哥哥、弟弟所在的“米益小学”,与宁波小学仅一墙之隔，互相可以 看见。
学校组织了“童子军”,制服上配有“智仁勇”的标记，还开展“新 生活运动”,宣扬“礼义廉耻”、“忠孝仁爱”等民族美德，不仅在校内，有 时还到街上去搞服务活动。我的学习成绩较好，曾被选为“模范儿童”,在 儿童节时(每年4月4日)学校组织我们到市内参观。
读到小学五年级，母亲又把我转 到她所在的“齐鲁小学”读书。这是 一所山东人办的学校，校长姓张，曾 在徳国留学，水平甚高，教学方法也 好。语文课不但讲解课文内容，还向 学生们传授如何写好文章的知识，给 我印象很深。
我们五年级开始学英文， 毕业时已将《英语模范读本》第二册 读完，近乎其他初级中学的水平。母 亲赵瑛在学校任教员，给我上过语文 课、美术课。1936年暑假，我小学毕 业，考入芜湖市的“萃文中学”。这 是一所教会学校，有几个外国人在此工作，每周一上午全校师生集会做“礼拜”。学生们不懂宗教，也没有这方面兴趣，虽然参加集会，但心不在 焉，不晓得祈祷些什么,只在听到主持人最后喊一声“阿门”,仪式结束， 就跑出去干自己的事了。
小学时代的李力身着童子军服
芜湖是长江下游的口岸城市，江边上不仅有中国的“招商局”码头， 还有“怡和”、“太古”等外国公司的专用码头，经常有外国货船或军舰 靠岸停泊，船员或水兵们上岸游览购物，人们习以为常。中山路开设了几 家西餐馆和卖面包、蛋糕的店铺(我们叫办馆),主要做洋人的生意。外 国船员或水兵进入市区，通常是三三两两，吃喝玩乐，停留时间长的，有 的就找妓院过夜，或者聚众赌博。日本海军有所不同，有一次我在街上看 见，整队的日本海军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昂首阔步地向老百姓炫耀武 力，前边还有中国的警察帮助领路，老百姓看了非常反感。
那时候，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气焰嚣张，各地抗日情绪高昂。芜 湖市文化教育界经常组织集会游行，表达爱国热忱与救亡意志。我们小学 生，也不止一次上街游行，手持标语，高喊口号，市民们投以赞许的目 光。看到有的商店里卖日本货(那时叫东洋货),我们就冲进去把它拿出 来当众销毁，围观的群众拍手称赞，店主人无奈地含笑点头。社会各界还 不时举办演讲会，邀请一些知名人士发表抗日救国的讲话，我曾被选为学 生代表去听过江隆基先生等的演说。
出于爱国精神的呼唤，社会各界都希望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可是蒋 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却强词夺理说“攘外必先安内”,积极反共，消极 抗日。
我们家在芜湖中山路，经常看到被捕的共产党员，由国民党军队押 赴刑场处决。他们站在卡车上，全身五花大绑，背后插入“斩共匪某某 某”的牌子，还用红笔画个大勾，表示已被批准。许多共产党员从容就 义，面不改色，有的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路边人群发自内心地表示 敬佩。
1935年5月，爱国人士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章乃器、王造 时、沙千里、史良七人，响应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 召，在上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社会各界一致赞同，而国民党政府却将他(她)们无理逮捕， 关入监狱。为此，全国各地群众纷纷集会抗议，要求立即释放，成为轰动 一时的“七君子事件”。
蒋介石不顾民意，依然我行我素，又在西安召开军事会议，集结兵 力，企图消灭红军。这种错误，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终于在1936年 12月12日酿成“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成两位爱国将领再三苦劝蒋介 石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反遭蒋的责骂，最后不得不实行兵谏，把蒋介石 等一批官员扣留。后来经过多方调解，共产党代表周恩来赶赴西安，与蒋 介石初步达成合作抗日的口头协定，使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飞回南京。 1937年5月，被捕的七君子获释。
这时，全国形势改观，抗日救亡热潮高涨。我们学生经常唱“义勇军 进行曲”(即现在的国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门的血肉， 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激励人民的斗志。稍后又有中国军队与日本鬼 子在长城作战，没有现代武器，就用大刀与敌人拼搏。
音乐家写出“大刀 进行曲”,人们高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前边有勇敢的义勇军， 后边有全国的老百姓， ……”情绪激昂，精神振奋。抗战开始，上海沦陷 时，国民党守军谢晋元团长率领八百战士固守四行仓库，坚持与日军战 斗。他们的英勇行动，鼓舞人民爱国热情。
我们就唱：“中国不会亡，中 国不会亡，你看那八百壮士孤军奋守东战场， ……”通过救亡活动，不 仅加强了人们的爱国热忱，同时也开启了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与信赖， 反映出对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的不满。往昔民间流行的爱情歌曲，如： “桃花江上”。歌词唱：“桃花江上美人多，桃花千万朵，比不上美人多， 不错，果然不错，我每天都在那里坐坐， ……”不但没人再唱，连听了 都让人讨厌。
著名歌星王人美唱的“渔光曲”,歌词开头是“云儿飘在天 空，鱼儿藏在水中，早晨太阳里晒鱼网，……鱼儿难捕租税重，捕鱼人儿 世世穷， ……”歌词没有色情内容，哭诉渔民的艰难，但曲调软绵绵的， 也被年青人抛弃一边，没人再唱。通过歌声，反映了当时群众一种强烈的爱国热忱。
少年时代，我们不懂社会发展理论，总觉得帝国主义在世界各地仗势 欺人，非常霸道。我们的邻国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朝鲜是日本的殖民 地，周边一些国家也多是欧美等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中国名义上是主权国 家，但香港、澳门一直被外国占领，而且国势衰弱，十分落后，不但经 济、科技、军事方面远不如人，就连体育运动也水平低下，中国人很少参 加国际比赛，更没得到优胜名次，被西方人称为“东亚病夫”,受人耻笑。
凡此种种，使我们觉得中国人似乎比外国人低了一等，心中很不服气。芜 湖有些外国单位雇用印度人或朝鲜人看门，他们手里拿着棒子，神气活 现，洋人出入时毕恭毕敬，对中国人动不动就打，老百姓很讨厌，叫他们 是“印度阿三”、“高丽棒子”。到延安学习之后，我才逐渐从理论上认识 到，这就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缩影。
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近代一再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 压迫，多次割地赔款，上海、天津、广州、武汉等大城市都有帝国主义国 家的“租界”,将部分街区划拨出去，内部事务外国人管理，中国同胞反 沦为二等公民，有的公园门口竟然公开挂牌：“华人与犬不得入内”,侮辱 中国人格，引发社会各界的强烈愤慨。
芜湖市内也有一处日本租借地，日 本居民身穿和服，脚踏木屐，在街上跑来跑去，让人非常刺眼。历史上， 满清王朝被迫与帝国主义签订不平等条约，我们从小就记得“二十一条” 是沉痛的国耻。北京东交民巷被外国霸占，设立外国兵营，他们派兵保 护，不许中国人居住。这种状态，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才彻底改变。 各地发生的丧权辱国事件，我们不可能都有亲身体会，但同样感到耻辱， 心中愤愤不平。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三省，造成“九一八”惨 案，许多东北同胞四处流浪，情景凄凉。我们在家乡看到他们，非常同 情，大家齐唱“松花江上”的歌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 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梁，……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止不住热泪盈眶，边唱边哭。
1932年1月28日，蔡廷锴 将军指挥十九路军在上海英勇作战，抵抗日本侵略军的进攻，全国同胞深 受鼓舞。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又在北平，操纵殷汝耕等一些汉奸，煽风 点火，要搞华北五省自治，并与东北的伪满洲国联成一片，阴谋脱离中国 版图。这种卖国罪行，迅即引发全国各地大规模的强烈抗议，北平学生率 先游行示威，发起“一二九”运动，各地纷纷响应，声势浩大，迫使敌人 的阴谋没能得逞。我在芜湖也参加过这些爱国活动。
幼年时代，虽然辛亥革命把大清皇帝推倒了，但北洋军阀集团势力庞 大，他们搞了“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丑剧，又分什么直系、奉 系、皖系，什么湘军、粤军、淮军，大军阀如段琪瑞、吴佩孚、冯国璋、 曹锟等，派系林立，有的背后与帝国主义勾结，相互打斗争霸，社会乌烟 瘴气。详细情况，我们弄不清楚。
安徽有个军阀陈调元，干了许多坏事， 老百姓恨他、骂他，我们小孩都有印象。北京政府所谓的总统、执政、大 元帅等官员，更换频繁，有人统计，从1916年到1928年的13年中，就换 了38届内阁，最短的两届只有6天。老百姓苦不堪言，但又无可奈何。
直 到1924年第一次国民大革命，孙中山先生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 三大政策，国共两党合作，北伐军胜利前进，全国轰轰烈烈，形势令人鼓 舞。有首歌曲几乎人人会唱：“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 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
芜湖市区有几处寺庙，九华山是附近一带的佛教圣地。我们学生虽不 相信鬼神，但逢年过节家家户户烧香敬佛，我们小孩也得参加。有时候几 个同学去庙里玩耍，看到许多菩萨庄重的神像，烧柱香，磕个头，也不当 回事。
在中山路，我常看见有些佛教徒非常虔诚，穿着黄色衣衫，手捧点 燃的香束，不管严寒酷暑，不顾劳累，走三步磕一个头，一直磕到九华 山。个别信徒，甚至衣着单薄，露出手臂，用一根细的钢针穿过肉体，针 底下用线吊一碗盏，里面盛油燃香，边走边叩首，一直拜到寺庙。这种场 景，给我的印象很深，觉得宗教也有一种无形的力量。
旧中国社会如同一盘散沙，政府不关心老百姓的疾苦，群众各谋生路，没有什么理想信念， 更没有什么组织观念，长期的文化传统使民间敬神拜佛习以为常。我们从 小就知道天上有“玉皇大帝”、“观音菩萨”,地下有“阎王老爷”、“十八 层地狱”,一个人做善事会有好报，做了坏事早晚会下地狱遭受苦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