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力
投奔延安
1937年7月7日，发生“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武 力占领北平、天津等地，继续向南侵犯，妄图消灭中国。全国人民奋起抵 抗，迅即掀起抗日战争的热浪。当年冬季，日本军队占领中国首都南京， 芜湖一带先后沦陷。侵华日军如同一群野兽，杀人放火，奸淫抢劫，无恶 不作，老百姓纷纷逃难外出。这种血海深仇，我们终身难忘。
为了避难， 祖父母与外祖母两家人合在一起，暂时到祖父的故乡巢县炯炀河镇中李村 避难。全家老老小小，背井离乡，困难重重，孩子们相处一起，互相关 照，备感亲切。特别是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父亲李克农在 武汉工作，已和母亲取得联系，大家心中比较踏实。
在巢湖故乡，农村条件简陋，我们姐弟爱国热忱不减，父亲带回家一 张半身照片，胸前挂着刻有红五星与镰刀斧头的纪念章，增加了我们对共 产党的爱戴，我们便用布做了一幅画有这些标志的旗帜，与村里的爱国青 年一起，组织农村孩子们读书识字，宣传爱国抗日，还集体操练打斗的本 领。成年人组织起来，类似民兵，白天上操，晚间巡逻，保卫全村安全。
大家遗憾的是手中没有武器，竹子削成的大刀长矛毕竟不是真枪实弹。看 到国民党军队流散的伤兵，有的孤独一人，有的三两成群，身边带有枪支，精神疲惫，处境艰难，有些伤兵向老百姓讨饭吃，有的伤兵躺倒地上 爬不起来。村里有人就想何不把他们的枪支弹药拿过来，武装我们打游 击，抵抗日本侵略者。但这些伤兵也是同胞，他们打仗负伤，四处流浪， 没有人管，已经十分可怜，如果再把武器抢走，岂非把他们置于死地，于 心何忍?便决定不能干。
战局发展，日本侵略军步步逼近，国民政府从南京迁至武汉，八路军 办事处随之转移，父亲与叶剑英、廖承志、童小鹏等一行路过芜湖时，与 家人短暂见面吃了一顿饭，和母亲有了联系。
眼看巢湖一带也难保全，母 亲便安排我们姐弟三人李宁、李治、李力，先去武汉寻找父亲，有了眉 目，再安排全家去武汉谋求生路。我们出发时，对家庭十分留恋，老人们 眼见我们离别，不知何时再见，也很伤感，特别是外祖母满脸泪花，四处 找我，我不忍心见老人伤心，只好躲避着离开家门。
1938年春节过后，我们姐弟三人，还有同村的几位青年，由李配之、 李泽纯两位长辈带领，背上简单行李，先乘小船渡过巢湖，然后步行，途 经安徽、湖北的一些地区，晚间借宿在老百姓家，或者找最便宜的小旅 店，尽量少花钱，几个人挤一间房，甚至安排我与大姐李宁合盖一床被子 休息。
走到江西九江，在长江码头上买了五等舱的船票，乘船去武汉市， 路上花了十多天。这是我第一次离家走远路，虽然劳累，幸而有大人带 领，终究顺利抵达武汉。
武汉市包含武昌、汉口、汉阳，又称武汉三镇。当时是国民党政府所 在地，中国的临时首都。日本飞机不时侵袭骚扰，我们到的那天就遇到敌 机轰炸扫射。八路军办事处设在汉口市原日本租界的“大石洋行”楼内， 我们找到这里，很快见到了久违的父亲，心中非常高兴。
八路军办事处任务繁重，人员不少。周恩来、王明、博古、董必武、 叶剑英等领导均在这里工作，钱之光任处长，父亲李克农是八路军办事处 秘书长兼中国共产党长江局秘书长，工作很忙。他领我们到他办公与住宿 的小房间看了一下，一张单人床，一个办公桌，一把椅子，几乎没有空隙。然后父亲安排我们去邻近的招待所住下，和我们吃了一顿饭，就再没 时间照顾我们。几天后，叶剑英参谋长写介绍信，将我们和一批要去延安 的青年组织在一起，派办事处副官龙飞虎带领乘陇海路火车去西安。
1938年，在武汉会见美军陆战队成员卡尔逊时合影。
前排左起：王安 娜、卡尔逊、叶剑英、周立波，
后排左起：董必武、凯丰、李克农
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位于七贤庄一号，处长伍云甫、夫人熊天荆，与父 亲认识，对我们热情接待。安置我们住在七号院的招待所，还让我们去一 号院参观了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张周恩来的照片，满脸蓄着很长的胡须， 精神抖擞，使我们知道“胡公”名号由此而来，肃然起敬。住了两三天， 办事处派卡车，把我们一批人集体送往延安。从西安到延安，没有现代公 路，虽然不远，土路上却走了三天。
延安是一座历史名城，又称肤施。1937年年初，东北军完好地将其转 让给工农红军，中共中央迁此办公，影响日益扩大，名声响播四方。延安 围有城墙，市内没有高楼大厦，也没有自来水、电灯、电话等现代设施， 但是片片平房，处处人群，抗日气氛热烈，人际关系随和，还有山坡上的 许多窑洞，显然与国民党统治区大不相同，让人们心胸开阔，精神焕发，领悟到一种团结抗日，争取胜利的昌盛景象。
1938年4月19日我们到达延安。巧合的是，我的老伴郭芃(原名郭文蕙),与表姐吴俊伟、同学李萍等三个女青年，从四川省万县出发，翻 山越岭，边走边问，克服许多困难，走了49天，也在1938年4月19日同 一天到达延安。当时我们素不认识，1945年结婚后才知道，成为家庭的 趣事。
抗战初期，全国各地的热血青年， 进步人士，包括许多海外华侨，对中 国共产党十分敬仰，通过多种途径， 纷纷投奔延安。各地八路军办事机构 的接待工作十分繁忙，延安“抗大” 与“陕北公学”,每天都有许多新学员 报到。
因为人多，条件较差，从武汉、 到西安，再到延安，我们没有睡过床 铺，都是自带被褥在地上睡觉，武汉 睡地板，西安睡砖地，延安睡的是土 地，但没有人叫苦，没有人怕累。
到 延安后，大家以艰苦朴素为荣，奢侈 华丽为耻，许多有钱人家子女或海外 华侨，一到延安，受到感染，就把带来的西装、旗袍，丢弃一边，或者撕 成布条打草鞋，带来的皮箱用不上， 干脆丢掉不要。现在看来有点幼稚，当时却表达了一种革命豪情。
到延安后，李力夫人郭芃与表姐吴 俊伟的合影。左为吴俊伟，右为郭芃
我们乘卡车从南门进入延安，直奔抗大校部，报到登记之后，知道我 们属于抗大第四期，学员很多，具体编入那个队稍后再定。学校安顿我们 住在一个大房间，自己找空隙地方，把睡觉的铺盖摆好，几十人、甚至上百人挤着睡，大家虽不认识，也无所谓。
吃饭时8到10个人围成一圈，蹲 着或坐在地上，从厨房端来用铁皮焊成的一个圆盆，里面连汤带菜，主食 是小米、玉米、荞麦等杂粮，没有公用碗筷，就用自己的漱口茶杯，带来 的勺子，或者掰个树枝当筷子，高兴地边吃边笑。
抗大校风是“团结、紧 张、严肃、活泼”,简明含蓄，内容深刻。抗大校歌的歌词：“黄河之滨， 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 来担承……”
每天早晨，我们在延河边上用河水洗脸漱口，有的列队早 操，有的散步玩耍，这边唱抗大校歌：“……向着新社会前进，前进!我 们是劳动者的先锋”,那边唱游击队员之歌：“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个子 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那怕它山高水又深……”
有时毛泽东 也到河边散步，大家认出来了，走到面前与他握手，他面带笑容，高高兴 兴，警卫员跟在后边，也不干预。坚定热忱的抗战气氛，平等友爱的集体 生活，让我们忘记了初到延安时感觉的艰苦，黄土高坡气候的差异，同时 化解了家乡沦陷，几乎要当亡国奴的危机感。眼看巍峨的宝塔山，奔流不 停的延河水，雄伟美观的延河桥，顿开茅塞，觉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延安成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圣地。家乡虽被日本侵占，延安变成了我们的第 二故乡。
延安城内有个不大的戏台，台下是广场，也是我们的大课堂。到校 后，迅即上课学习，郭化若教员讲军事，张如心教员讲哲学，毛泽东也亲 自讲课，都给我们的印象很深。
特别是“论持久战”,记得更为清楚。毛 泽东分析中日国情与形势发展，指明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敌进我退，第二是相持阶段，第三阶段反攻，最后中国胜利，同 时批驳了“亡国论”与“速胜论”。还在他住的窑洞门前给我们上课，讲 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内容很多，我只记住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 疲我打，敌退我追”的作战要点。
哲学课讲辩证法，使我们记住“对立统 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三大定律，懂得世间万物皆有矛盾，不断发 展变化，我们应该学会全面发展地看问题，不能僵化保守，也不能脱离实际。
社会发展史课程，让我们知道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从最初的原始社 会、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最后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
中国共产党就是为人类社会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奋斗的政党，肩负 着消灭剥削，消除阶级的光荣使命。
上军事课，我们不仅操练队列，使用 步枪，实弹打靶。还讲解人民军队负有打仗、做政治工作、瓦解敌军三大 任务，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 战术，还有军民团结，官兵平等等优良作风，和旧式军队完全不同。凡此 种种，皆使我们处处新鲜，事事兴奋，从课堂讲解中受到教益，日常生活 中得到锻炼。
一段时间之后，我们编为抗大第一大队，大队长苏振华，政治委员胡耀邦，地点在瓦窑堡，距离延安一百多里。我编在第七队，同班学员中有 位作家吴伯箫，年岁较大，亲切随和，他看我年幼，行军时主动帮我扛背 包，有时还牵着我的手，令人铭记难忘。
进到瓦窑堡后，我们住在城门附 近的一个院内，几排石窑洞，全班睡在一个炕上，安顿好了，继续学习。 每天早晨，值日生整理内务，被子叠得四方整齐，还经常检查评比。没有 课堂，学员集体在院子里坐下听讲。晚间睡觉了，大家轮流站岗放哨，提 高警惕。
不久，大队政治处组织股股长周子健与本队副指导员林江和我谈话， 讲了对我的考察了解，问我愿不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
事出突然，我缺乏做党员的知识，便随口答复“暂不加入”。
他们十分惊讶，问我为什么?
我说怕耽误学习。
他们觉得好笑，便解释说加入党，不会影响学习，反会 更好地进步。我就立即表示申请参加中国共产党。于是他们二位作为我的 入党介绍人，在1938年6月24日办好入党手续。
当时在抗大校内，共产 党的活动尚未公开，我的入党宣誓仪式是林江悄悄通知我，某日晚饭后到 城外一处树林集合，与同时入党的同志们秘密举行。面对鲜红的党旗，我 们高举右手，由老同志带领大声朗读入党誓词，宣誓完毕，又告诉我们分 散行动，各自回队，不要暴露党员身份。
7月7日，大队全体集合，与市民们在城内广场纪念抗日战争一周年。 胡耀邦政委发表演讲，内容丰富，声音宏亮，大家听了热烈鼓掌。接着请 国民政府的县长讲话，同志们十分奇怪，怎么瓦窑堡还有国民党的县长? 这位县太爷水平低，讲了一会，我们没听懂他说了些什么。散会之后才知 道，因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关系，延安、瓦窑堡都有国民党的县政府与 县党部，他们没干什么好事，主要是对共产党秘密监视，有时捣乱破坏。
抗大学习，民主风气浓厚，有时讨论问题意见不同，同学们互相争 论，各自引经据典，越说越离谱，我听不懂，更说不出意见。
队领导多属 工农干部，文化水平不高，大家敬重他们，学习讨论中遇到难题，他们说 不清楚，同学们也不埋怨。各队学员来自四面八方，程度高低不一，习惯 也有不同，大家团结互助，生活愉悦。
我们班有位山西同学，爱睡懒觉， 内务不大整齐，这些生活小节，同志们不便认真，随手帮助了事。我年幼 无知，同睡一个炕，就不客气地批评他作风懒散，影响全班荣誉。他很不 高兴，反过来批评我，表示别人的批评他都接受，就是我的批评他不接 受，两个人争吵，非常气愤，别的同志从中化解结束。
也是巧合，那天晚 上轮到我站岗放哨，睡得很香，别人怎么也叫不醒，只好叫下一轮同学起 来站岗。偏偏在这个时段，有个坏分子偷袭摸哨，哨兵发现并开了枪。次 日早起，同学们纷纷议论开枪的事，问我听见没有?我竟毫无所知。
这件 事，同志们没有责备我，但自己心中不安，觉得犯了错误，既不懂与人为 善，批评要注意方式，更不该误了站岗放哨。
几个月后，第一阶段学习结业，我们从瓦窑堡回到延安，重办学习手 续。抗大全名是“抗日军政大学”,适应形势发展，下一步主要开办“军 事队”与“政治队”,培养军事指挥与政治工作干部，送往前方，加强部 队建设。
我们年幼，不适合培养军政干部，就另行安排。虽然我内心也想 学军事，到前方打仗光荣。但领导决策正确，我们刚学习过服从命令听指 挥，就不好再提意见了。
那时，延安有两个专业技术学校比较活跃，一个是卫生学校，一个是通信学校，名声没有“抗大”、“陕公”响亮，但也历史悠久，规模不小， 许多老革命都了解它们的重要地位。
我与一些同学被分配到军委通信学校 第十三期学习。抗大第四期学员人数最多，通信学校第十三期也学员最 多。这与抗日战争年代，大批青年到延安参加革命有关。后来国民党政府 加紧反共，调派军队包围陕甘宁边区，周边设了一些集中营，人员进出受 到许多限制，有的还被抓捕暗害，投奔到延安的人数随之减少。
军委通信学校设在陕西富县督河村，离延安较远，邻近国民党统治 区，比较富饶，村庄甚大。我们徒步行军到达后，与校部老师们同住一 村。
校长吴泽光是广东人，性格开朗，活跃，抗大有校歌，他自己编了一 首通信学校的校歌，同学们唱了几天，觉得不好听，便没有再唱。
学员们 是知识青年，教员中不少大学生，如陆亘一(陆定一的哥哥),周剑南 (周小川的父亲),孙俊人、王林、张立中等，他们年青活跃，平常给我们 上课，休息时和同学们打球比赛，双方抢球，又喊又叫，玩得开心。
我们 主要学习报务技术，从背电码开始，整天敲电键、抄电码，嘀嘀嗒嗒地练 习，没有电键，就用手指头在身上敲，老师同学都很认真。
学习还未结 束，我们接到命令，通信学校从富县转移到陕北保安县(又名志丹)。我 们是学生，不认识路，也不知远近，反正打好背包，跟着队伍走，翻山过 河，走了好几天，到达保安县郊外半山上的一个农村。这里人口稀少，山 地缺水、土窑洞、村子小，物质条件不如富县。
学员年青生活简单、不怕困难，收拾好行李，继续专业学习。因为十 三期学员多，分为四个队，住在不同的村庄。我的老伴郭芃也在通信学校 十三期学习，曾和我编在一个队，互相知道名字，但没有交往。
学员们先 后报到，先后开课，先后毕业。我与李兆吉、杜智远等七位同学是第一 批，1939年5月最先毕业，号称“七君子”。毕业分配时，学校把我与李 兆吉两人留下当报务教员。因为只有15岁，很多同学笑着称呼我是“小 教员”。我曾给老伴郭芃所在的学员队上过课，练习收发电报的技术。
保安没待多久，我们又接通知，通信学校搬迁到延安地区的川口镇。
听说回延安，大家非常开心，很快准备就绪开始行军，队伍里有男有女， 人数也多，一路兴高采烈，没几天就走到了目的地。
川口是延安西郊大路上的一个小镇，虽比农村繁华，但也十分简陋， 并不整齐，街上一两个小店铺，卖些零星用品，连牙膏牙刷也没有，一个 摊贩在街边烤烧饼，供应过往行客。我们抵达后，小镇很快热闹起来，大 家对逛街感到失望，没什么好买，只是对吃烧饼比较喜欢。
延安川江河对岸的窑洞
川口镇东头的一个院子是校部，教员们住在院内几间石窑洞，往里走 几步，有两排门对门的石窑洞是学生宿舍，再里边有一棵枝繁叶茂的大 树，还有一个空着的大房间。
我们找来几块长木板，用石块与砖头架起 来，高的一排当桌子，低的一排当凳子，作为收发电报的教室。门口大树 好遮荫，便是讲政治课与电工学的好教室，大家坐着站着皆可上课。过了 几个月，十三期的学生陆续毕业分配，新生还未报到，学校人员减少许 多，教学工作比较清闲。
军委三局是通信学校的领导机关，局长王诤不但熟悉业务，而且勤于 钻研，成就突出，群众中很有威信，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对他也很 信任。
局部住在阎店子村，离川口镇几里路，王诤局长有时也到学校来给 我们上课，作风平易近人，没有架子，我们见到他也很随便，不感拘谨。
他见我学过报务，当过教员，但还没有在电台正式工作过，便把我调到电 台五分队去当报务员，弥补这个缺陷。我也觉得到电台工作既必要，也新 鲜，就高兴地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