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6月21日，彭老总率领中国代表团从北京抵达平壤，准备完成停战协议签字仪式，不过，后来因为李承晚集团暗中破坏，远在北京的毛主席震怒。
几乎是在彭老总抵达朝鲜的当天，中央的电文也随之而来：
“立即停止停战签字，必须推迟！至于推迟至何时为适宜，要看情况发展方能决定。再歼灭伪军万余人，极为必要。”
于是，彭老总立马就回到了指挥位置上，邓华那时虽然担任了志愿军代理司令员兼政委，但彭老总身上的职务并没有去掉。
不过，在布置金城战役期间，彭老总总感觉到哪方面不得劲儿，但眼看各项工作都有条不紊进行，彭老总一开始也不以为意，一直到后来他才意识到：
“解方不在。”
解方是志愿军参谋长，过去几年一直在志司配合彭老总指挥作战，并各种出谋划策，是个很得力的帮手，据一些熟悉的人称：
“彭德怀每次有什么部署策划，都会说“叫诸葛亮来探探情况”，这说的就是解方。”
也有人称，彭老总在志司训过很多人，但是唯独没训过解方。
有意思的是，也是因为解方工作太给力，彭老总1952年回国后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也怀念解方的工作，于是下令给调回国了。
也就是在彭老总来朝鲜的时候，解方刚回国，担任总参军训部副部长。
一志司没有个好的参谋长这怎么行呢？彭老总也很忧愁。
想来想去，也就只有从国内再调一个得力助手上来，可是调谁呢？
彭老总一下子就想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张爱萍。
为啥要调张爱萍呢？这恐怕也是源于两人是老相识的缘故。
张爱萍是四川达县人，1925年上中学时就参加了革命，1926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8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地方从事过地下党工作，也参加过红军，历任小队长、政治指导员、中队长、大队长。
1930年底，张爱萍到中央苏区工作，那个时候张爱萍才20岁，是被当做党的年轻干部来培养的。
1934年春，张爱萍到红军大学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红三军团，任第四师12团政委，也源于这层关系，张爱萍与彭老总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彭老总性格刚烈，总是大嗓门批评人，不熟悉他的人都认为他脾气大，只有张爱萍不认为是这样：
“人家总是讲彭老总骂人，我说他不是骂人，是严格要求。”
张爱萍认为彭老总是要求严格，主要是因为他要求别人的同时，自己也能做到严于律己，以至于后来回忆彭老总时，张爱萍还这样说：
“彭总那时候打仗，他的指挥部一直都在最前线。无论身居什么样的高位，彭总始终艰苦朴素，与部下同甘共苦，仿佛一个苦行僧。”
有件往事让张爱萍印象非常深刻。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失败，不得不踏上长征之路，后来在过湘江时打了极为惨烈的一仗，当时红三军团作为中央红军的前卫，在湘江一战中损失惨重。
等到全军渡过湘江后，彭老总给各部队发电报，要求各部到军团部集合。
本来接到电报的张爱萍要立刻安排，结果因为连日来的激战太困，张爱萍手里捏着电报竟然睡着了，耽误了不少时间，等他醒来的时候，天色已经大亮。
心急火燎的张爱萍立刻率部出发，赶到了预定地点。
张爱萍永远没忘了当时彭老总的眼神：
“那时彭老总铁青着脸，两眼直瞪着我。”
照例来说，张爱萍这次铁定要挨彭老总批评，但不知为何，彭老总酝酿了好一会儿情绪，最后只是轻飘飘的说了一句：
“跟上。”
张爱萍后来才理解了，过湘江时，红三军团伤亡太大，能从那个血肉磨坊里冲出来，已经很不容易，彭老总也不愿意再批评部下。
应该说张爱萍军旅生涯，受彭老总影响最多，以至于脾气性格也越来越相似，张爱萍至晚年也忘不了彭老总的教诲，还多次对子女说。
二抗战时期，张爱萍逐渐独当一面，在彭老总身边的机会也就少了很多，但两人彼此都没有忘记对方。
在工作方面，张爱萍堪称是一个多面手，他在八路军总部机关担任过参谋，又受党组织委派到上海组织领导宁沪杭地区的抗日游击作战，还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做过统战工作，在皖东北开辟过抗日根据地。
不过也很遗憾的是，就在抗战胜利后，张爱萍出了一次不大不小的意外。
1945年10月25日，华中军区成立，张鼎丞任军区司令员、邓子恢任政委，粟裕、张爱萍分任第一副司令员、第二副司令员。
当时，国民党军为了抢在“一月停战协议”的日期前，打通津浦路，是以华中军区当时也组织了兵力，并由张爱萍统帅，反击国民党军的进攻。
一次，张爱萍乘坐从敌人那里缴获的卡车出发，因为沿途道路上都是老百姓推着的小平车，张爱萍临时决定，先把车停靠在路边一处土墙边，让老百姓过去。
车停好以后，张爱萍从车窗探出头来嘱咐：
“大家别下车，先让警卫员下去，路一通，我们马上就……”
张爱萍话只说了一半，就没有了声音，作战处长孙公飞立即下车查看，顿时感觉不好，原来当时道路比较湿滑，车停稳以后，又向前滑行了一段，张爱萍探出车窗讲话，一不小心头卡在了车门框与土墙之间了。
张爱萍当时就晕了过去，几十分钟才醒了过来。
此次受伤对张爱萍影响很大，表面上看他似乎完好无损，但内在已经有了很大问题，反击津浦路作战大获成功后，张爱萍在庆功会上直接晕倒。
没办法，为了治好张爱萍的身体，组织上决定把他送到苏联治疗。
张爱萍也因此错过了三年解放战争。
一直到1948年年底才回国。
应该说张爱萍回国之处，老部队也不是原来的模样，第三野战军人才济济，连个合适的位置给他也没有，张爱萍自己也很谦虚，无论什么岗位，只要给工作就干，于是出任了第三野战军前线委员会委员。
一直到渡江战役前夕，张爱萍才授命组建海军，才正式出任了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兼政委。
1951年初，张爱萍又出任了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司令员兼浙江省军区司令员。
三按照彭老总的想法，张爱萍无疑是个很适合出任志愿军参谋长的人选。
不过，就在彭老总打电话到华东军区，和陈老总谈这件事时，却被陈老总一口回绝了：
“华东军区现在更缺人，张爱萍不能放。”
很有意思，彭老总想调张爱萍的时候，正赶上华东军区缺人的时候。
之前我们提过，第三野战军人才济济，这的确是不假，除了陈老总、粟裕外，下面还有张震、唐亮，所以军区的工作不愁有人操持。
陈老总在建国以后，身上兼职特别多，除了华东军区司令员、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外，还有上海市市长，因为上海在建国之初情况比较复杂，所以陈老总很大的经历都在上海，对于军区以及野战军的工作自然也就只有托付他人。
好在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还有副司令员兼副政委粟裕在，粟裕的个人能力与经验无需多言，况且过去解放战争时期他就负责华野的军事指挥，所以军区的工作也是有条不紊的在进行。
当然，粟裕身体情况其实也不大好，特别是到了1950年7月以后，所以有个一年多时间，粟裕其实不在华东军区，军区的主要工作，是参谋长张震在管。
张震也是战争年代走来的杰出将领，曾辅佐粟裕指挥淮海战役，军区的工作对他而言不是很难。
本来按照这样的逻辑，等到粟裕回来，华东军区的工作还要他接着干，可中央那时对粟裕已经有其他的考虑了。
1951年9月，粟裕回国后，周总理、朱老总就代表中央找他谈话，要调他到总参出任第二副总参谋长，粟裕一开始有过推辞，但当时总参缺人的情况更严重，总参谋长徐向前长期养病，第一副总参谋长聂荣臻劳心劳力，更是累病了，总参工作急需要一个得力干将接替。
粟裕考虑再三，最终答应到总参任职。
值得一提的是，粟裕调总参工作后不久，就把他的得力助手，华东军区参谋长张震调来总参，出任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时间是1952年3月。
粟裕、张震一走，华东军区的工作又落到了陈老总头上，虽然粟裕仍然兼任华东军区副司令员，但显然总参的工作已经很难再让粟裕分心。
陈老总那段时间一个头比两个还大，考虑调个帮手过来。
几乎与彭老总同时，陈老总也看中了张爱萍，要调他出任华东军区参谋长，主管军区工作。
那时，彭老总还不知道华东军区的情况，还专门打电话到国内跟陈老总说这件事：
“你看看你，大气一点嘛，毕竟朝鲜战场现在是主方向，支持一下工作嘛。”
陈老总在电话那头也没有客气：
“老兄，我支持你工作，谁支持我呢？我这里更缺人啊，我华东地区的工作也得干啊。”
两人在电话里谁也没说服谁。
不过，彭老总毕竟还是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华东军区的情况，他也是后来才知道，所以也就绝了调张爱萍来朝鲜的想法，并调李达来出任志愿军参谋长。
李达后来参与指挥了志愿军1953年夏季作战等一系列战役。
相比于李达，张爱萍的工作就要忙的多了。
不久之后，张爱萍出任了华东军区兼第三野战军参谋长，全面负责军区以及野战军的工作，随着后来工作不断深入，张爱萍身上的兼职也越来越多，先后担任了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华东行政委员会委员、华东局委员。
在华东工作期间，张爱萍筹划了解放浙江沿海岛屿的诸多战役，并在1954年8月出任了浙东前线指挥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负责组织指挥大陈列岛战役。
1954年9月，张爱萍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1955年1月，张爱萍指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首次海陆空三军协同作战的一江山岛战役，这场战役既考验军事又考验政治的复杂一战，打得相当成功，不仅让美国人无话可说，国民党当局也不得不在一江山岛失守后，仓皇撤离大陈岛，大陈岛我军不战而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