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老家侄子的一个电话，告诉我村子的大笔先生秉信死了。我开始愕然，接着有些心酸，久久说不出话来。看来今年真是不平安，兔年走到结尾，接二连三的灾难不断出现。
侄子听不到我说话，就继续絮絮叨叨地说道，这几天连续下雪，人们都躺在热炕上，没有人去地里走走。今天雪住了，就有几个老人相约去田地转悠，想看看大雪有没有盖住麦苗。瑞雪兆丰年吗，农民就盼望冬天下雪。路过秉信的果园房，看不到烟筒冒烟，也看不到路面清扫的痕迹，就很奇怪勤快的秉信去哪里了。当他们推开虚掩的房门后，才看到秉信躺在冰凉的炕上，身体早就硬了……
我什么都听不到了，头脑嗡嗡作响。侄子在挂断电话前重复说，后天就是秉信下葬的日子，看我有没有时间回来一趟。雪路不好走，要不我就不回来了。
退休后在城里照看孙子，有两个多月没有回老家了。我决定回趟老家，送秉信一程。常言说，死者为大。更何况秉信，他是怎样一个本分农民呀！我自己死后也要埋葬在老家的土地里，我自然不能撇开老家的。
秉信腿有残疾，父母也离世早。但他是我们村最早的高中生，文革期间被推荐做了工分教师，很容易就与邻村的一个漂亮女孩结婚。可是他生活呆板，不会变通，30岁有了儿子后，响应国家政策坚决不要第二胎，自己先做了结扎手术。妻子一直很是怨恨，记在心上。
1985年，秉信被辞退了代理教师身份。他腿有残疾，干不了重活，妻子一气之下，抛下他们父子去城市打工去了。
秉信今年刚过了73岁。按照古人常说的，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走。今年就是他的一个坎，他硬是没有渡过这个坎。在辈分上秉信比我低两辈，应该叫我爷，因年龄的悬殊，我们见面都是白搭话。等我教书之后，我称呼他老白，他称呼白老师。
秉信一生命运坎坷，老婆是村子最早进城务工的农村妇女，一进城就失去了踪影。城市藏一个人，那是极容易的事情。有人说她去了南方某个城市，跟了一个包工头。秉信去那个城市找过，大海捞针一般，后来也就放弃了。
秉信既当爹又当妈，把全部心血寄托在独生子石头身上，自己再苦再累，也不让儿子吃苦。他希望儿子以后能够出人头地，给自己活出一点尊严来。没娘的孩子很早就有了叛逆心里，把学习根本不当回事。父亲越是强调的事情，他越是反感。儿子认为，母亲的离去，就是父亲的没本事。儿子书没读成，父子俩渐渐地倒成为一对仇敌冤家。
儿子初中还未毕业，不辞而别也去了大城市，发誓混不出个名堂就不回农村。十年之间，儿子没有与父亲联系过。等到有了手机之后，秉信终于通过村子的年轻人联系到在大城市的儿子。父子俩依旧冷淡如陌生人，说不上几句话儿子就挂断电话。秉信不知道这些年儿子在外面干什么事情、经历了什么。
后来，秉信就接到许多关于儿子借贷电话，各种信息准确无误。秉信爱儿子，害怕他有个三长两短，拿出自己种地积攒的钱给儿子打过去。几番折腾，就基本上搜刮完了秉信的积蓄。可这种电话反而越来越多了起来，秉信已经无力偿还，干脆死了心不再用手机。父子从此又断了联系，儿子与村子的年轻人也没了联系。
儿子如他离开家前所说，从来没有回过老家。秉信相信这就是他的命，既无力也无钱再去城市寻找过，一个人守在家里，在自己的土地里刨挖着过活。自从儿子走后，秉信就像霜打了的柿子，没有再回过性来。以前活泛喜庆的好小伙，变成了一个小老头。这个小老头，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还要老上十岁，不到六十岁就胡子全白。
前几年秉信被定为贫困户，村子复垦老窑洞时，给他在贫困户集中点盖了两间房子。秉信用自己省吃俭用的钱购置了几件家具，但他一直没有住进新房去，他留着新房，奢想某一天儿子领着媳妇回来住。秉信吃住在自家的果园房。尽管果树早就挖掉了，但他就喜欢住在这个简陋的小房子，去地里干活也方便。秉信远离了新村，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唯有在过年前，或者村子有红白事的时候，大家就会想起他来。
每年年前的几天，是秉信最忙碌的。他的果园房不再冷情，人来人往，欢声笑语。秉信是我们村公认的大笔先生，村民过年时的春联都由他承包。秉信写春联不用在对联大全之类的书中找，他根据每家村民的实际愿望来编写春联，用刚劲有力的毛笔字写下来，成为村民年节时荣耀，贴在大门两边久久不忍撕下。亲戚们来拜年走动，看到这些漂亮喜庆、语句切切的对联，也不由自主地赞叹。
秉信从没给自己的果园房贴过对联，但每年必定要在自家那两间新房上贴上对联。大家都知道，秉信希望有一天儿子回来，希望自己像人一样活着。
村民过事写对联的执事自然非秉信莫属。因我也是一个文人，很多次在村民的红白事上与秉信合作收礼。印象中年轻时喜欢说笑的他，变得沉默寡言了，脸上带着唯唯诺诺、低人一等的神态——秉信失去了生活的乐趣，他的存在就是期待某一天儿子的回归。
村民都笑着说，秉信是我们村最后一个大笔先生了，他如果下世，村民再过事就要请外村人执笔写对联了！秉信听后，嘿嘿一笑，说着地球照样转的话，不再理会他人的议论。
我是接到侄子电话的第二天回到老家的。晚上有着重要的一个仪式：晚奠，乡亲朋友都会来给逝者做最后的告别。
我小心翼翼地开着车子，行走在覆盖着积雪的村道上。几天来的大雪，大部分路面的积雪还没有消散。路过敞着大门的村小，我忍不住向里面张望。这也许是做教师的习惯。从透视墙看进去，学校的道路被积雪覆盖着，没有一点扫动的痕迹。
我知道，自从学校关门、学生去镇上小学上学以后，村小院子的路面都是秉信一个人前来打扫。一年四季，秉信总是隔上两三天，在夜色上来前，跛着一条腿，肩上扫帚清扫学校的路面。没有人让他这样做，但他自己就要这样做。就好像等待他儿子归来一样，秉信这样一直坚持着。
秉信走了，学校院子的积雪自然就无人来清理了。
灵堂搭在秉信新房的门前，外面零零散散的几个花圈，都是他的至亲送来的。花圈两边的挽联，上面的毛笔字歪歪斜斜，好像是正在学写字的小学生的笔迹。毕竟没有自己的儿女料理丧事，显得冷冷清清，与当前农村大操大办有着天壤之别。
侄子也在这里，领着我走进秉信的灵堂——他一直没有居住过的新房，现在布置成他的灵堂。外面大路上临时搭起了帐篷，这就是待客的场所。
侄子告诉我，秉信死后，居然找不到一张他的正面照片，甚至这几十年他给村民写对联，也没有人为他拍下一张照片，只得用一张白纸糊在牌位上。从秉信贴身的衣袋里发现了一张去年就写给自己本家一个侄子的遗书，说明用他身上的一万多元来将他简单埋葬了；穿上炕边柜子里一身新衣服。给他杀献一头猪，让村民吃好。
对于秉信的死，村民有种种猜测，有人说是突发疾病，还有人说是自杀，可能是服了农药。但既然死了，又没有知己的亲人，谁还会追究他死的缘由。大家都说秉信傻，当初非要计划了自己。如果能添一个女儿，就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远房侄子操持丧事肯定不会在心，还是村干部与驻村工作队队员出面来料理。没有砖箍墓，没有请乐队，没有油漆棺木……一切都从简。
我给秉信郑重地奠酒、敬香，忍不住落下了眼泪。
这样的境遇，除了远到的客人，谁还忍心留下吃奠饭！我随着侄子回到自己的家——侄子提前一天烧好了火炕，开了空调。门外、院子的积雪侄子也清除干净，让我心中特别感动——有自己的亲人真好。
躺在热腾腾的炕上，我一晚上做梦不断。梦中老是出现秉信那张灰失失的脸，让我摆脱不了。
下葬的早上，我起得很早，送大笔先生最后一程。吃过家乡的饸饹面后，就到了起灵的时间。全村的男女老少都出现在这里，所有人起初像这寒冷的天气一样麻木着，忍着心中的难过。
秉信没有儿子，没有人为他摔纸盆，他的远房侄子就主张让纸盆从秉信的棺木上滚下来摔碎。当纸盆从棺木上颠下来时，众人随着一个女人的嚎哭都忍不住留下了眼泪，许多人都出了声，哭得最凶的还是村子的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