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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徽省萧县凤家山外的一块偏僻处，有一座低矮的坟茔，周围仅有一株老树、满地残破，坟头的野草丈许高也无人清理，这自然代表着墓中的主人此时早已无人问津。

但在将近一个世纪的岁月之前，风云变幻的民国时期，此人却是名满天下的奇才，他的一生复杂无比，有人赞他是民族英雄，因为他曾在22天内为中国收复了18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也有人骂他是军阀、阴谋家，因为他用刺杀手段，而最后亦死于刺杀。

这就是徐树铮，有着“北洋天枭”之称的传奇人物，任何人看过他的一生，都不免感到难以评判......

1880年11月，也即大清光绪六年，徐树铮出生于江苏萧县的一个书香之家，虽说徐家祖上几代都是文化人，但到了此时早已没落，徐树铮的父亲只是个毫无功名的穷儒生，虽然有些文化，但始终郁郁不得志。

但他生了个好儿子，因为徐树铮是个神童，他在极其年幼时就表现出了惊人的天赋，四岁便能认字，七岁便能写诗，在父亲的全力培养下，他一直努力读书，在13岁的时候便一举考中秀才，17岁再次参考后拿下岁试一等头名。

然而徐树铮却并未一帆风顺地做官，因为他在后来的南京乡试中落榜了，无论父亲如何劝导，他都坚决不再参考，因为徐树铮是个实际派，他认为那些读书人整天潜心钻研八股文，对政治、对国家的时局没有一点作用。

所以徐树铮决定投军，他是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这一点和他的家世有着很大的关系——徐树铮的母亲岳氏乃是南宋名将、民族英雄岳飞将军的后人，所以他从小熟读岳飞的事迹，在这样一个乱世之中，希望能够以自己的力量如先祖一般报效国家。

徐树铮第一个找上的人是当时最有名气的袁世凯，在1901年时，他千里迢迢奔赴济南，把自己花了几年功夫写下的《国事条陈》献给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袁世凯眼光并不差，对这个年仅22岁的青年大加赞赏。

然而巧合的是，当时他正在为母亲服丧，只能派一位下属接见徐树铮，但这位下属是个典型的官僚，对徐颐指气使，双方聊得很不投机，最后徐树铮愤而离开。

徐树铮家贫，此时身上的钱已经所剩无几，连返程的盘缠都成问题，甚至被迫在街头卖字来赚钱回家，但万万没想到是，这一卖却改变了他的人生。

某一天徐树铮照例在大堂写字，门外忽然来了一位中年人，他好奇地看了一会儿，觉得徐树铮的字十分老道而且洋溢着朝气，于是便和他攀谈了起来，向他询问对于国家时局的看法，徐树铮刚好心中愤懑，便将自己在《国事条陈》中的一些观点讲了出来。

中年人一听便大惊失色，二话不说就要招揽他加入自己麾下，徐树铮虽然刚刚碰壁，但也丝毫不失尊严，希望能得到一个不错的职务，此人当即表示答应，并告诉徐树铮，自己乃是山东武备学堂总办，名叫段祺瑞。

就这样，徐树铮被段祺瑞收入麾下，任命为了武备学堂总办公室的秘书，在这里开始工作，而他的才能也很快显露出来，段祺瑞对这个天才极为器重，1905年时直接将他送往日本东京士官学校进修。

此后，徐树铮在日本留学了5年，兵法、政治水平再一次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回国后被段祺瑞任命为第六镇军事参议，成为了他手底下的一号军师。

徐树铮的能力是肉眼可见的，他在军营里处理公务，可以同时进行好几样工作，细致入微、从来没有出现过错误，而且对文字一眼扫过便能熟记，每次段祺瑞问到他任何问题他都能立即对答如流，可谓极其出色。

但这还只是徐树铮的冰山一角，他是一个乱世枭雄，非得时局变幻的机遇下才能有最大的发挥空间，而1912年爆发的辛亥革命，则无疑就是一个响亮的信号。

革命爆发后，孙中山在南京就职临时大总统，全国通电主张共和的49位将领当中，就有徐树铮的名字，不久后段祺瑞成为了新政府的陆军总长，徐树铮也被任命为陆军部军学司司长，后来陆续担任军马司司长、陆军部次长等重要职务，一路青云直上。

徐树铮的爱国之心却从未因位高权重而发生改变，作为北洋军阀的一员，他却在袁世凯复辟时拉动段祺瑞坚决反对，又在张勋复辟时直接以参赞的身份加入了讨逆的队伍中，态度始终坚决维护共和。

虽然徐树铮在后来也有一些“不那么光彩”的经历，但无论何时，只要说起他，就绝对绕不开一件事，也是他得以被很多人称为“民族英雄”的功绩，那便是收复外蒙。

在辛亥革命爆发以后，沙俄帝国趁着中国内忧外患之际，大力干涉外蒙古的事务，最终让外蒙宣布独立，然后又以列强的身份施加压力，被迫让中国政府在《中俄声明文件》里承认了外蒙自治的事实。

但沙俄帝国很快在十月革命中彻底瓦解，外蒙陷入了风雨飘摇之中，又想要回到中国的怀抱，但这只是一部分人的想法，而且还受到沙俄残余和日本等势力的干涉，中国政府多次为此派人前往，却始终无法解决。

直到1918年时，徐树铮奉命建立西北边防筹备处，一年后又被委任西北筹边使和西北边防总司令，负责全权挽救外蒙的危局。

在徐树铮之前，袁世凯帐下的使者已经全力以赴，但仍然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徐树铮刚刚抵达库伦考察情况后，立即致电北京政府，把前一位使者痛骂一顿，得到了最高的授权，然后徐树铮便开始动手，他早已选好了目标——巴特玛多尔济。

这个人是外蒙政府的总理兼内务总长，权力很大，但一直在暗中阻挠谈判的进行，徐树铮直接软硬兼施，利用外蒙政府的内部矛盾，强力压制反对派，第一次让谈判有了实际进展。

而当会议要正式开始的时候，外蒙又动摇了，想要拖延，结果徐树铮一点不松口，表示顶多给他们一晚上思考的时间，否则将采取强硬手段。

在这样的情况下，外蒙终于不得不臣服，公开声明取消了自治，而徐树铮也立即得到了治理外蒙的最高权力，在之后的几年里，他在这里大兴改革，从交通、农业、矿业、教育、军事等方面让外蒙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功劳极大，徐树铮的声誉也由此达到了顶峰。

但时间来到了1920年时，国内军阀混战升级，尤其是直皖战争爆发，徐树铮乃是皖系的二把手，在段祺瑞告急的情况下，他不得不迅速赶回北京，然而外蒙却又落到了当初那位前使者的手里，一年后便再次独立，令人惋叹。

不过徐树铮的回归让段祺瑞和皖系很快逆境抬头，他策划了著名的“秦皇岛劫械事件”，直接用雷霆手段帮助奉系抢下了冯国璋购置的一大批军械，由此建立了皖、直、奉三足鼎立的态势，不过这也让他成为了直系眼中的最大仇人。

但在直皖大战最终以段祺瑞的失败告终后，段祺瑞失去大权，徐树铮也只能流亡日本避难，后来又陆续访问各国，在海外呆了不少年头。

直到1924年国内政局再次陷入空前混乱，段祺瑞成了冯玉祥的傀儡，徐树铮不顾他的劝阻坚持回国抵达北京，想要救出段祺瑞，并努力让他重新掌握大权。

以他的身份，冯玉祥的确不敢动他，但奈何另一件陈年旧事改变了徐树铮的结局，这件事牵涉到一个人——陆建章。

陆建章也是安徽人，白手起家进入军队，一直做到了袁世凯帐下的亲信将官，后来更是被任命为陕西将军，在袁世凯死后逐渐失势，但他却不断策动其他军阀对南方用兵，所以一直是皖系的眼中钉。

因此，在1918年6月的时候，陆建章为了开会而抵达天津，徐树铮马上找他私下商议“要事”，最终把陆建章枪杀于云南会馆之中。

这件事看似不小，实则不大，因为陆建章当时已经失势，而且品行极坏、仇人众多，不过他有一个很特殊的身份：冯玉祥的舅父。

徐树铮名气大、人脉广，对国家有巨大功劳，在国际上也颇有名望，这样一个人冯玉祥当然是不敢杀的，所以徐树铮才敢单刀赴会、直闯北京，可是如果陆建章的儿子“为父报仇”，那么性质就完全不同了。

于是在冯玉祥的暗中指使下，陆建章的儿子陆承武被从天津一路送到河北廊坊，当徐树铮在北京逗留了几天后，他便乘坐火车离开了，随后顺着铁路一直南下。

在抵达廊坊站的时候，徐树铮忽然被一群士兵扣留，并关押进了一所学校之中，几个小时以后，便有人开枪直接打死了他。徐树铮死时还穿着睡衣正在睡觉。

冯玉祥早已布下了全套准备，就在刺杀发生的第二天一早，陆承武便对外公开表示徐树铮乃是自己所杀，目的很简单，就是为父报仇，随即全国的各大报刊媒体都纷纷报道，几乎就坐实了此事，冯玉祥便借此轻松摆脱了责任。

徐树铮死后，段祺瑞悲痛欲绝，徐不仅是他的军师、挚友，也是对他几十年如一日最为忠心耿耿的人，然而此时他正身处冯玉祥的控制下，根本无力为爱将报仇，只能老泪纵横。

徐树铮的遗体则被他的一位学生辛苦找到，然后一路运到北京，在段祺瑞的全力帮助下很快得以收棺入殓，在一场悲情的葬礼后被送往徐树铮的老家，安葬于萧县的凤家山之原。

徐树铮向来是民国历史上争议颇大的人物，他自身性格非常突出，很有些恃才傲物，因此得罪了很多人，但他感念段祺瑞的知遇之恩，对他鞠躬尽瘁、不弃不离，帮助他建立了庞大的事业。

而同时，徐树铮还是一位文化绝世的才子，譬如在中山先生去世后，举国哀悼，但在无数的挽联中，徐树铮的“...十稔以还，使无公在，正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却被公认为最佳，此外在书法、音乐等方面，他都有着很高的成就。

最后便不得不提他收复、治理外蒙的事迹，仅凭这一点，他也可以傲立于所有军阀之中，因为这一功劳实在太大，不枉孙中山甚至称他的功劳已经超过了历史上的陈汤、班超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