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谣言和阴谋论像毒蛇般潜伏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我们自以为是理性的个体，能够透过纷繁复杂的信息流找到真相。然而，情感的波涛、认知的陷阱、性格的弱点和社会的压力常常让我们在不经意间误信谣言、甚至成为阴谋论的拥趸、网暴的帮凶。

“谎言重复千遍便是真理”，这句格言在当下变得尤为“真实”。难道我们只能被铺天盖地的虚假信息摆布吗？作为精力和认知有限的普通人，我们该如何在“重复千万遍的谎言”里分辨真伪、保持清醒呢？

行为经济学家丹·艾瑞里（Dan Ariely）在疫情期间对各类谣言和人类行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发现包含情绪、认知、性格与社会环境在内的诸多因素合力造成了误信的结果，一个理性人成为一个误信者并非偶然，你我皆有可能误信谣言。但我们完全有能力抵御这些伤害，做到真正的独立思考，甚至可以帮助长辈、朋友辨别虚假信息、脱离谣言和骗局。

艾瑞里也在新书《怪诞行为学7：是什么让理性的人误信了非理性的事？》中给出了 12 个帮助我们分辨谣言、保持清醒的基本方法。

谣言的一个常见特征，就是专门迎合人性的弱点，让我们对眼前的故事感到兴奋不已。这样的特征会带来一些重要的影响：

à首先，当阅读这些信息的时候，我们需要戴上厚厚的怀疑眼镜。这可能会造成很多不适，但它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尤其是在分享信息或者无意中为假消息的传播推波助澜时，我们要极为谨慎。

à其次，在分享任何信息之前，我们必须知道：我们不仅是在分享信息，也附带了我们的认同感、可信度和我们的名誉，就像我们已经进行了审查，并在主观上敦促他人也表示认同一样。对于我们自己从未使用过的一件商品，我们会热情地、心安理得地将它推荐给朋友吗？或许不会。但我们在下意识里可能每天都在对各类信息做同样的事情。

再次提醒，怀疑和谨慎的态度可能让我们无法用愉快的心态观察身边的世界，但是针对各类信息，这样做会让我们所有人受益匪浅。

质疑我们自身的信念说易行难，但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曾提出一个经实践证实有效的方法，所谓“苏格拉底法则”，就是提出一个假设，然后挑战它的真实性。

挑战一个假设有两种方法：

1.寻找替代解释。例如，你提出一个假设：2020 年美国总统大选结果被外国势力操纵。这时候你可以问自己：还有什么别的理由能导致 2020 年大选的结果？或许大多数选民就是喜欢那个最终获胜的候选人？

2.看自己的假设是否具有可证伪性。对以上假设，你还可以问自己：有哪些因素能导致我的假设无法成立？或许多轮计票和各类安全机制会降低假设成立的可能性？

以此来看，“苏格拉底法则”可以用来自我反省，确保我们诚实地做出选择。在《怪诞行为学7》中，作者艾瑞里建议我们在纸面上而不只是在头脑中回答这些问题——如果只在脑海里作答，我们很容易就认为自己找到了正确答案，而实际上并没有。一支笔和一张纸能发挥神奇的效用。

“苏格拉底法则”还可以用在与误信者的交谈中：与其草率地否认他们的假设，不如请他们说出其他的可能性，以及哪些因素会导致他们的假设不成立。

诚恳地质疑我们自身信念的另一个方法是扪心自问：一个中立的第三方是否会得出与我们相同的结论？如果这个人不具有我们与生俱来的对世界的偏见，或许在这个问题上会与我们的看法截然相反，那么他会怎么说？他会怎样挑战我们的假设？

搜索引擎是我们大部分人每天都会使用的工具，但是我们往往没有察觉到，它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我们的“证真偏差”。

“证真偏差”指的是人们倾向于寻找和接受与自己已有信念一致的信息，忽略或排斥相反的信息。这就导致了一种“回音室效应”，人们只听到和自己观点相符的声音，进一步巩固了错误的认知。

你可曾留意过，在输入一个查询语句的时候，搜索引擎会自动补足你的语句，似乎是在告诉你，很多人也有同样的问题。

你有没有察觉到自己有一种倾向，当搜索一个你长久以来确认无疑的问题时，输入的内容就是你想要证实的问题。

如果的确如此，你不是唯一一个，我们大多数人都这样。例如，如果相信疫苗导致了癌症，我们或许会搜索“疫苗导致孤癌症”，这将引导我们找到能印证这个结论的信息。

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自以为是在搜索客观、中立的信息，但实际上是在搜索带有偏见的结论，大量的搜索结果进一步印证了我们的偏见。

希望有一天，搜索引擎的算法能保护我们免受证真偏差的摆布。然而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我们应当竭尽全力凭借自身的力量进行反击。

问题的解决方法之一就是试着输入与你所持观点相反的语句，在上面的例子中，这意味着要搜索“疫苗不会导致癌症”。同时进行正反两个方向的搜索，你会得到更全面、更微妙的结果，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证真偏差。

“如果不打算说好话，那就少说话。”我们通常会从家长那里听到这样的人生忠告。

遗憾的是，互联网的运作方式似乎与此恰恰相反：良言善语之人总是很安静，那些愤怒、仇恨、充满负面情绪的人更喜欢表达自己。

当然，从某种程度上说，人们的沉默也不难理解，因为一旦仗义执言，我们就有可能成为仇恨情绪攻击的目标。但是从长远来看，众人的集体沉默会造成严重的负面效果，甚至让互联网变成一个充满仇恨和谎言的世界。

实际上，仇恨者只是极少数人，但他们占据了很大的网络空间。所以，如果愿意赞美对方、表达相同立场，我们就应该直抒己见。

当遇到糟糕的事情时，如果感觉这是某人蓄意而为，我们就会更痛苦。

行为经济学家丹·艾瑞里在新书《怪诞行为学7》中推荐了被称作“汉隆剃刀”模型的改良版本。

“汉隆剃刀”原本的内容是：“不要把可以用愚蠢来解释的事情归咎于恶意。”愚蠢是个带有贬义色彩的词语，但艾瑞里认为，这句话的本意并非讨论愚蠢，而是在讲非理性和人性的弱点。

下面是艾瑞里的改良版本：“不要把可以用人性弱点来解释的事情归咎于恶意。”它的意思是说，当我们或我们所爱之人遇到糟糕的事情时，我们应当从更长远的角度，更深入地挖掘其潜在的原因，去寻找那些蓄谋或恶意之外的原因，比如错误、考虑不周、冲动、情绪或其他形形色色的人性弱点。

像艾瑞里一样接纳改良版本的汉隆剃刀模型，不但能消除少许蓄意而为的痛苦，还能提升我们洞悉事件真正原因的机会，并且大大简化我们改进的方法。

要想消除恶人复杂（且虚假）故事的吸引力，我们应当在随身携带的认知锦囊中放好三把“剃刀”。

“剃刀”这个词被用来指代特定的启发方法或认知捷径，它能帮助我们快速“剃掉”冗余的信息和复杂的情节，让我们更快地找到真相。

第一把剃刀：也就是上一点中提到的改良版“汉隆剃刀”——“不要把可以用人性弱点来解释的事情归咎于恶意”。

第二把剃刀：奥卡姆剃刀。“奥卡姆剃刀”是科学界一项重要的指导原则，它的基本思想就是，应当采纳借用最少实体所做出的最简单的解释，除非有证据显示它的解释不完美，即科学偏爱简单。

但阴谋论总是以不断反转、盘根错节、且充满细节的复杂形态口口相传，深陷阴谋论的人们自以为掌握了了不得的秘密，拥有这份“独特知识”的感觉缓解了误信者工作生活中的无力感，带来一种控制感和优越感。

这样一来，误信者远离了奥卡姆剃刀，走近了“麦可剃刀”（奥卡姆剃刀的对立面），它可以表述为“最复杂、具有最狡猾的意图和最隐蔽的元素的解决方案通常是最正确的”。不过，必须澄清一点，奥卡姆剃刀理论并不主张最简单的解释总是正确的，只是说当手头的数据不足以支持我们做出一个判断时，我们应当选择最简单的那个解释。

第三把剃刀：“希钦斯剃刀”，以已故文学评论家、新闻工作者、坚定的无神论者克里斯托弗·希钦斯的名字命名：“无证据的论证可以被无证据地否定。”

凭借这三种工具，我们能从误信的大旋涡中全身而退。它们邀请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

将邪恶的意图置于愚蠢、人性的弱点和偶然之上是否合理？

主张一个复杂的、带有邪恶意图的故事情节是理智的行为吗？

我有足够的证据来支持如此惊世骇俗的言论吗？

如果我们试图解释的问题无法通过三把剃刀的考验，那就说明我们应该后退一步，想想自己是否已经误入歧途。在与他人沟通时我们也可以使用这三把剃刀，挑战他们那蓄意而为、错综复杂和缺乏证据的偏见。

绝大多数人都很难接受模棱两可的感觉，我们总想迅速找出真正的原因，搞清究竟哪里出了问题。

实际上，模棱两可是一种具有正面意义甚至积极意义的状态。艾瑞里在新书《怪诞心理学7》中提过，自己在研究的过程中经常会鼓励学生、同事，也鼓励自己去享受模棱两可的状态。原因在于，只有在尚不知晓答案时我们才能真正获得新知，所以最好慢慢来，谨慎思考，享受探索的过程。

遗憾的是，对模棱两可的钟爱并不是一种常见的心态。我们通常都想要快速得到一个明确的答案，尤其是当我们背负着压力的时候。对某些人来说，对模棱两可状态的嫌恶让他们陷入了误信的陷阱。而避免仓促下结论、同时认可多项假设、对新消息和各类可能性保持开放的态度，才是躲避误信的关键。我们通常喜欢坚定的信念和强大的信心，但如果能尊重并享受模棱两可的状态，我们将大有获益。

在与他人沟通时，尤其是进行较为艰难的沟通时，人们经常会落入自我防卫的心态。然而，改变这种心态能带来更好的沟通效果。

朱莉娅·加列夫曾经提到，在谈话中采取士兵心态就等于把沟通的过程当成一场防守战，即我方的价值观遭到攻击，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抵御对方观点的进犯。

朱莉娅建议人们采取“侦察员心态”。士兵的天职是守卫己方领土，而侦察员的任务是探索和调查，这就需要有开放、好奇的心态。换句话说，侦察员感兴趣的问题是何为真、何为假、世界上的某个地方有什么，而士兵只是一门心思击退外来威胁。

所以请记住这一点，如果不想落入误信的陷阱，你要试着去当一名侦察员，而不是一名士兵。

在谈话中插入某些特定的词语是表达谦逊、体现智识的良好开端，包括“我不大确定”“或许我说错了” “这件事我要是多了解一些就好了” “据我所知”等说法。

刚开始你可能根本不相信这些话的力量，但把它们说出口在某种程度上能提醒我们，或许我们的真正所知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多。而且，这些话还能改变谈话的总体基调，让对方也表现出更多的智识谦逊。

另一种提升智识谦逊的方法，是时常站在与我们既有观点相对的立场上，尽一切所能与自己进行辩论。更激进的做法就是在朋友面前公开提出这些观点，但如果觉得过于尴尬，你就先从私下场合的辩论开始吧。

特内尔·波特和卡林娜·舒曼进行的一项研究测试了另一种方法，其中涉及智力的成长心态。在这项研究中，有些参与者把智力当成一种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持续改进的心理结构（成长心态），还有些参与者把智力当成一种静止的、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改变的心理特质（固

定心态）。前者比后者表现出更高程度的智识谦逊，也更倾向于吸收对方的观点。

避免自己落入阴谋论和耀眼的漩涡是基础，而接下来我们还能做更多，那就是帮助身边误信谣言、为虚假消息所苦的人（比如在家族群中转发伪科学养生法的长辈们）。第10、11和12点都是我们力所能及可以在生活中实践的方法。

鉴于人类的认知系统如此复杂，而且我们总能快速地防御外来信息的入侵，并将其改头换面，为己所用，那么究竟哪种说服方式最有效呢？

一个方法就是夸张地赞同你想要说服的那些人——不仅仅是赞同，而且要比他们的立场更极端。正如我们看到的，人们经常会信心十足地摆出一个观点，表示自己对其影响了如指掌，但其实并未进行过深入思考。当你把这个观点推到极致，比他们自己想象的程度更深时，他们观点的浅薄就被暴露了。

有人跟你说所有制药企业都是邪恶的？同意！建议他们立即停止服用所有药物，干脆取消医疗保险。

有人说 5G 信号有危险？同意！建议他们赶紧扔掉手机，用座机跟外界沟通。住在一个没有任何科技的地方肯定会有诸多不便，但总算能在 5G 的魔爪下保全一条性命，所以还是值得的，对吗？

这个方法能非常有效地提醒人们思考极端化的立场。

在社会大环境下，采用“敌我双方”的姿态开始讨论或争论必然是无效的，这也是为什么找到双方的共性、关系、共同的利益诉求等切入点是如此重要，即使对方的信仰与我们天差地别。

在《如何让人改变想法 : 关于信念、观点与说服技巧》一书中，科学记者大卫·麦瑞尼深入探究了一些被证实最有效的劝说方法，尤其是针对有争议、敏感的话题。他提到的各类方法，包括深度游说、街头认识论和智慧政治，第一步永远都是建立融洽的关系。

换句话说，要让误信者把你当成朋友，让他们知道你不是来羞辱他们的，而且你有兴趣聆听他们的故事，愿意就此展开对话。在此基础上，无论你打算与什么人交谈，长辈也好，同事也好，对方都不会感觉被排斥，并把你当成“圈内人”，而不是“圈外人”。

设法成为误信者的圈内人并不意味着你必须接受或赞同他们的所有观点，你当然可以认为他们的某些观点难以接受或者相当危险。但是，就像维恩图里两个圆圈在中间部分重叠一样，你总能发现一些交点。

圈内和圈外的概念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作为圈内人，你们拥有共同的目标和挑战。要采取这种方法，首先挑选一个与你们双方都利益相关的话题，比如当地发生的一些事情，房价或犯罪率上升。或者符合你们共同身份特征的事情，比如如何教育青少年。通过这种方式，你可以传递一个信号，你们之间的相似之处远超彼此的分歧。

当我们熟识之人表达出一些极端见解的时候，请不要急于用对方所说的字面意思来给他们下定义。

假如你在大学里最好的朋友说起“犹太银行家控制了整个世界”，你的第一反应肯定是觉得他的思想极具冒犯性，并且不再接听他的电话（尤其是如果你就是犹太人，或者你只是一个具备同情心、厌恶仇恨言论的普通人）。尽管你有足够的理由产生这些想法，但正如我们前边讨论的，和朋友断绝来往不但于事无补，还有可能让他加速落入阴谋论的陷阱。

艾瑞里在新书《怪诞行为学7》中提到，一个人的语言有可能并不代表他的真实想法，而是代表他已经被误信者重重包围。如果能养成随时保持冷静的习惯，并超越被他人冒犯的感觉，我们或许就能在谣言把朋友拖到更深处之前施以援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