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杨，是我们一起工作的同事对团结乡财政所出纳员杨光西的称呼，黑胖，不高，个子墩实，走路总是低着头，提着过时的提包，每天下午从工作的团结乡政府到秦溪邹家沟家里，早上要从家里到乡政府，就这样勿忙地走着、干着、累着。1997年3月14日老杨在家双休的日子里，白天干农活，晚上为了消除疲劳喝了过量的酒，去厕所的时候，忽然倒下昏迷，妻呼喊不应的情況下，请人抬至秦溪场，租车巅至岳池县人民医院，住院十多天才离开我们的。

老杨住院的那天，县人民医院打电话到乡政府，告知病情，需要单位证明，乡党委书记安排我和乡办公室主任一起代表乡党委去看望老杨，并将乡政府公章送到医院盖章证明之用。到县人民医院找了几层楼，后在内二科找到老杨，闭着眼躺在床上，张着嘴发出呼噜的响声，他的妻子告诉我们老杨昨晚未睡，现在正补昨夜睡眠，却不知老杨是脑溢血，这种病是脑内阻塞血管，造成神经短路，不能言谈，只能昏睡。后来我没有看到老杨了，只是他的妻子来乡政府借钱，说还是老样子，只是昏睡，不能说话。过了十几天有人说老杨死了，在乡党委书记那里得到证实，他要我写悼词，去参加主持老杨的追悼会。回到我的办公室，因为对他以前的简历不清楚，又不知道从那个方面写起，草率写了一篇不太相样的悼词，在4月20日乡党委派人与我一起，到老杨家里开追悼会。

追悼会在秦溪邹家沟老杨家里举行，会场布置是那样的简单，悼文是那样的短篇，参加的人员是那样的稀疏，场面是那样的冷清。从老杨的家里回来后，我一直沉默着，心里象被一块石头压着，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有必要写点东西，来追忆老杨，作为对老杨的纪念，或许让我心中要好受一点，以减轻对老杨的亏歉。

其实，认识老杨，是在1992年9月撤区并乡建镇的时候。在铺芽乡工作期间，听人摆谈知道杨光西的故事:老杨在1979年任铺芽公社革委会主任，铺芽公社三大队姓周的老头来公社报案，老汉家守寡媳妇与死了女人的男人通奸，在当时是坏风败俗的事，可以上纲上线，必要的时候可以劳改人的。老杨吩咐如果奸夫来他家时，来公社通知公社的人，将他捉住再处理。因此，周老汉是一天晚上来报告，老杨当过兵，雷厉风行，组织公社公安员、妇干等五人，很快将周老汉房屋围住，破门而入，在床上将一男一女逮个正着，男人被绑上，女人被人看住，准备押回公社处理。但周老汉出于农村人好心，留下吃晚饭，炒黄豆下酒。喝酒吃饭中途对那女人松加防范，跑掉了。饭后再找人，没有，当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就没有过问那女人的去向，便将男的押回了公社。

第二天，周老头又来公社报告，老杨才知道那女人已死，并且将带血的卫生巾捆在电杆上以示清白，而那女人是站在伏江河当中死去的。一说冬天那女人站在水中寒冷冻死的，一说那女人根本不想死，看见男的押回公社要被处理遭吓的，由浅到深一步一回头淹死的。后来，那女人的亲属上告，要追究逼死人的责任。老杨认为自已没有什么责任，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公开将检察官的调查材料撕掉，并扬言奈何不了他，那时打人骂人是公社干部的家常便饭。据说县委也认为他只是工作失误而已，为老杨开脱，但县检察院还是依法逮捕了老杨，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四年，押送华莹山枧子沟煤矿劳动改造，事情发生在1980年。

老杨劳改释放后回农村一直申诉、到省委组织部上访，申诉材料得到省委书记杨汝岱批示，转县委，县委组成专案组复查，认为工作粗暴，方法欠妥，不应该负刑事责任，法院改判无罪，恢复干部身份，安排在团结乡政府工作，时年已是1992年1月了。

撤区并乡建镇，铺芽乡、团结乡并入秦溪镇，在成立秦溪镇政府的大会时，我目睹了老杨真面目，短短的，黑黑的，理一个平头的小老头，后脖子上凸起一个疱，也许是劳累过度形成的一个疱。开会时他总是低着头作笔记，缩成一团，坐在靠墙的座位上。后来，在团结办事处任副主任，到秦溪镇开会碰面喊他老杨，他只是淡淡的一笑，寒喧几句而已，脸上的笑容没有停留多久，他又默默地勾着头坐在靠墙不起眼的地方，我想听他讲点他在铺芽的那些事，但没有机会与他摆谈。

在撤区并乡建镇运作一段时间，偏远地方的老百姓办事不方便，1994年6日原来撤掉的乡又恢复了一批，团结也属于恢复之列，我被调到团结乡任武装部长，老杨任财政所出纳，在一起工作、生活，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由于工作需要，老杨原来兼任的土管工作移交给另一个同志，我作为监交人。移交当天，他拿着一叠表册、公章、卷尺，放在会议室长方桌上，我主持移交简要地说了事情的原委和要做的事，老杨默默地拿出帐表，我一看上面列好了移交内容，只是清点数目而已，我不由得重新审视他，对他有点刮目相看，整个交接顺利，从帐表上一目了然，这是我第一次与老杨的工作接触，整个交接他没有说什么，办好移交后就走了。

因为每一个月我要在他那里领工资，渐渐地和他熟悉起来了。有一天，不爱说话的老杨与人争吵起来了，并且是乡政府领导。我们都去看，见老杨很生气，说一顿饭吃掉我们一个月工资，这怎么能报销呢？那政府领导站在那里，指着他的头，说这是工作需要，你懂不懂，老杨还是不懂，继续争辩着，那领导扭头就走了。我们围过去，问他原委，他叹了一口气，坐着没有说什么。

乡政府每月的电费高，有时高达1千多元，老杨建议每户安一个电表，每月核定固定电费发给职工，超出自负，节约归己，乡政府领导采纳了他的建议。在收第一个月电费时，老杨又与人争吵起来了，是一个有电饭煲的干部不服一个月有这么多的电费。后来乡党委书记在会上宣布了用电的规定，才平息了争吵。每个月老杨就拿着一个本子，到每个干部寝室门前，站在高高的独凳子上，用电筒照着电表抄录，然后算出每个用户的电费，在发工资时一一扣出兑现，乡政府每个月的电费从1千多元降到了一二百元。

我和老杨也争吵了一次。我寝室的门锁坏了，在商店买了一把锁，开好发票，到老杨那里去报销，他说要去看一看，这就吵了起来。我还是让他对我寝室的门锁检查了一遍，门锁是坏了，叫我安好后才报销，还说要把旧锁交给他，修好后锁在不要紧的地方。

老杨当过兵，部队大比武标兵，枪法准，参加工作后，养成了打鸟打野兔的习惯。有时晚上打到了野兔，他那里就热闹了，他自己有煤油炉，炖上一锅，我们打几斤白酒，围着炉子吃着、喝着，那才是老杨高兴的日子，红红的脸有了笑容，摆龙门阵，与年轻人开玩笑。有一天晚上，与他一起打野兔的玉春急冲冲跑来递上一条子，我们以为老杨出事了，条子上写着:速派人来，我挡住了6头生猪未完税。原来他们打野兔子时，看见有屠户利用夜色掩护逃税，被老杨逮住了。乡领导迅速召集了我们脱产干部，赶到了指定地点，路沟边有几头大肥猪，两个本乡屠户正衷求老杨放他们一马。我们赶到后，对他们偷税行为进行教育，按税法规定，给予处罚。回来的路上，我们笑谈老杨不仅会打小兔子，而且还打大兔子，我们请客，那晚把老杨喝醉了。

我看见老杨落泪是那样的悲伤和无奈，是他摆谈关于他和他女儿的故事的时候。

老杨在华莹山枧子沟煤矿服刑期间学习了一些法律知识，认为自己在工作中死了人有一定的责任，但没有逼迫女的什么，她自己淹死的，怎么有罪呢？不服，层层上访，这一上访申诉就是8年，其中的艰难辛酸痛苦自不必说，支撑他的思想和经济支柱是他的女儿。他上访申诉之时已是改革开放时期，他女儿到深圳打工，每月挣几百元，除留个人生活费及必要开支，其余全部寄回家里，作为家庭开支和老杨上访的费用。有时老杨有不上访的想法，或者过激行为，又是他女儿给他写信，安慰和鼓励他，最终得到法院改判无罪，恢复工作，成为乡干部。这时的老杨可以松一口气了，但他女儿病倒了，得的是不治之症，从深圳坐车回到家里，虚弱得走路都没有力气，老杨就这样落泪的。从那时起，老杨就勿忙地从乡政府到秦溪邹家沟家里，从家里到乡政府，每天就这样忙着、干着、累着。后来他的女儿死了，死在他的怀抱里，他抱着女儿嚎啕大哭，泪水滴湿了女儿的衣服。

在女儿死后的第二年，他的母亲也撒手人寰，这次他欲哭无泪了。

老杨的追悼会开后，像与他本人办理出纳移交手续一样，帐目一清二楚，我们看见他的帐本整齐地放在抽屉里，保险柜里放着存折和发票，帐目款项吻合，一目了然，也没有费多大周折。

清理遗物，我看见了他那件绿色的背心，已有许多洞，是他自我解嘲穿着有洞凉快的那件。

还有一床旧的军用棉被。

还有一张信用社一万元货款借据 。

还有一把旧算盘。

还有一把我寝室门换下的旧锁。我要把这旧锁收藏，不管是留作纪念，或者有其他的意思，我想:我们失去老杨就像失去了一把锁，一把过时但有用的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