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为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策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张学良、杨虎城实行“兵谏”，扣押来陕督战的蒋介石及诸多国民党大员。

虽然西安事变最后和平解决，但所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杨虎城被暗杀，张学良终身监禁。

1990年，在蒋介石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软禁后，张学良终于恢复了自由之身。

面对众多记者发出的疑问，“张汉卿先生如今恢复自由，最想见到的人是谁？”

张学良沉思片刻，正当所有人都敛声屏气，静候少帅的回答之时，他却说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震惊的名字。

“孙铭九。”

这个答案出乎所有人预料，因为孙铭九于众人眼中，不过是当初张学良东北军的一个部下。

抗战过程中，还曾投奔到汪精卫手下做过汉奸，这样的人，为何成为了少帅最想见到的人？

值得一提的是，抗战胜利后，孙铭九又转投蒋介石，率部进攻解放军。结果兵败投降，还在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市政府参事。

时至今日，众多历史学者上对他的评价依旧是功大于过。

孙铭九的一生当过特务犯过错，却依旧值得张学良惦念，值得让后人抛开错误尊敬他，他传奇的一生，到底都经历了什么?

自“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在东北黑土地上无恶不作，国家存亡危在旦夕。

张学良常说：“东北是从我手上丢掉的，一定要经过我手夺回来。”

而面对外敌侵略，蒋介石坚持剿匪，拒绝合作抗日。

张学良、杨虎城多次劝谏无果，蒋介石依旧着手布置着第六次围剿计划。

在这样的局面下，救国心切的二人毅然决定发动“兵谏”，准备强行扣押蒋介石，逼其抗日。

计划敲定后，当务之急便是敲定去华清池捉拿蒋介石的人选。

此次任务的执行，可谓是整个计划的关键。稍有差池都将会让国家再次动荡，民众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计划一旦失败，不仅会使抗日统一战线无法建立，二人性命更是难保。

而一旦伤其性命，蠢蠢欲动的各地军阀怕是定会揭竿而起，到时候内外堪忧，更是会造成不可挽回的局面。

这至关紧要的任务，最终落在孙铭九头上。

那么，张学良为何能将此重任交予孙铭九呢？还要从二人相识说起。

1927年，孙铭九加入东北军，在军中表现优异。不久后赴日学习，回国成为张学良弟弟张学铭部下。

孙铭九与张学铭二人有着同窗之谊，又同样有讲义气的性子，因此成为了超越上下级的朋友。

1931年，经张学铭牵线，在张学良奉命前往北平任海陆空军副总司令的途中，孙铭九在天津接应前去护送，二人自此相识。

张学良初遇孙铭九，便对他极为赏识。而自幼习武的孙铭九也在平时工作中不负所望，屡屡展示出他的机灵果敢，有勇有谋。

在张学良身边，孙铭九得到了不少提携，先后担任随从参谋，卫队营的营长等职务，在生活上也得到了不少照付，二人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下情同手足。

张学良深知孙铭九的忠诚与胆识，于是这次捉拿顺理应当地落在了孙铭九身上。

1936年12月12日凌晨，卫队营营长孙铭九带着卫队营，同骑兵团长刘桂五、师长白凤翔同出西安城，包围蒋介石所在的临潼、华清池。

一阵激战后，东北军战士冲至蒋介石在华清池的卧房时，却发现这里早已人去楼空。

慌乱之中，孙铭九发现其被褥仍有余温，猜测蒋介石一定还没有逃远，果断下令封锁了墙后的骊山。

不出所料，蒋介石仓皇间仅逃至半山腰，很快便被东北军找到。

孙铭九对其敬了个军礼，“我们是东北军，奉张副总司令，请委员长进城，带领我们抗日!”

至此，孙铭九完成这最为关键的一步。

顶着国内外压力迫使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合作抗日。

孙铭九深知自己的功绩都是因为得到了少帅的赏识，对张学良可谓是忠心耿耿。

却不曾想，西安一别，二人终生再未见面。

蒋介石被扣押，张学良和杨虎城立即发出抗日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

在与宋美龄、宋子文等人半个月的谈判后，双方达成协议，由张学良亲自将蒋介石送回南京。

此次前往，无疑是凶多吉少，孙铭九深知此行很可能会有去无回，力劝张学良不要亲自前往。

张学良并未听从，于1936年12月25日，依旧同蒋介石夫妇前往了机场。

孙铭九得知，便马不停蹄的找到了周恩来，希望周先生能够劝阻张学良，避免不必要的局面发生。

尽管二人拼尽全力赶往机场，奈何造化弄人，终究还是晚了一步，张学良孙铭九二人自此分别。

不久后，张学良被蒋介石扣押，成为了蒋介石同东北军谈判的筹码。

此时的东北军，由王以哲掌握着军政大权。

但王以哲并未想着通过谈判去营救张学良，所以在接到蒋介石以张学良的名义发来的命令后，就打算直接放了之前所扣押的国民党大员。

为防止孙铭九等人不服，他直接在军中下达了一条“违抗命令者格杀勿论”的死令。对于孙铭九来讲，营救张学良是重中之重。

在多次与王以哲交涉无果后，孙铭九同应徳田等人决定发动兵变，计划先将上层控制住，然后率军直捣南京，欲营救张学良。

1937年2月2日，孙铭九等人发动了“二二事变”，在西安城追杀东北军上层将领，王以哲、徐方等均被杀害。

然而，正在东线防御中央军的105师师长刘多荃，57军军长廖溦流等得知王以哲遇害的消息，迅速回师西安，发誓要为王以哲等人报仇。

孙铭九等人口口声声说要救少帅，却无人有能力掌握整个东北军不仅害了他，也害了东北军。不出两天，二二事变让整个东北军分崩离析。

孙铭九很快认识到了自己犯下了大错，再次找到周恩来求助。

周恩来认为，孙铭九等人毕竟在西安事变中功不可没，此事动机虽是好的，却错杀了王以哲等人。

在我党从中调和之下，此次事变才得以平息。而此事被部分抵制我党的东北军加以利用，造谣称红军是二二事变的背后主使。

至此，东北军一部分投靠了国民党，一部分加入了红军队伍，原来西北地区稳定的三方关系彻底不复存在。

在周恩来的帮助下，孙铭九被安排至陕甘地区躲避风头。

七七事变爆发，蒋介石施压要求放回孙铭九。在国家大义面前，犯下大错的孙铭九知道这里呆不下，只能选择离开。

中央军去不了，西北区又大多被东北军控制，他只能隐姓埋名逃至天津，却依旧遭到了国民党特务的暗杀。

在这样的处境下，他几经辗转最终躲至了上海法租界。

在此维持几年，因为没有经济来源，孙铭九的生活十分艰苦。此时，有人找到孙铭九告诉他，他的昔日好友张学铭以及共事过的应徳田都投靠了汪精卫。

此时生活窘迫，山穷水尽的孙铭九认为投靠汪也许是条活路。

就这样，孙铭九走上了“曲线救国”的歧路。

孙铭九在汪伪政府做事期间，所负责的更多的是活动咨询以及军事计划的部署，并无兵权也无实权。

他认为在此做事，不仅能保命，待时机成熟，还有望与重庆抗衡，救出少帅。

造化弄人，孙铭九刚刚得到机会掌兵，日本投降，汪伪政府倒台。未等孙铭九再次寻找出路，他所在部队已被收编成了国民党先遣军。

1946年，孙铭九奉命至黑龙江作战，便有了投诚之心，曾暗中联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总指挥李兆麟。

但李兆麟被特务暗杀，投诚未果的孙铭九最终被人民解放军俘虏。

解放后，政府对孙铭九及应徳田等人进行了审查。

考虑到孙铭九在汪伪政府任职期间，并没有做出实质上伤害同胞的事情，对于建国后的审查亦是积极配合，对所犯下的错误也表示深深忏悔。

念及“西安事变”之时，孙铭九立下了功劳，组织上给予他的结论是：“对民族有功，迫于生计，走过一段弯路。”

孙铭九在释放后，对自己这些年所走的弯路深感愧疚，于是将自己本名中的“孙明久”中的“日”去掉，改成了“孙铭九”。

全国解放后，孙铭九担任了上海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委员等社会职务。

晚年的孙铭九一度对犯下的错怀有愧疚之心，写下了大量关于西安事变的回忆史料，还曾写书反思“二二事变”，在书中他忏悔到“这其中的教训是深刻的、令人痛心的”。

为此，他还写过一篇《孙铭九找党》的文章，表明自己从未出卖过国家利益。

2000年4月，弥留之际的孙铭九嘱托家人，自己死后当一切从简，不得举行任何悼念仪式，愿意将自己的遗体捐赠给医学机构，用于医学研究。

8日，这位历经风雨飘摇的老人离世。他这传奇的一生颇受争议，但又对民族有功。

他表示：“是非功过都留给后人和历史去评论。”

晚年的孙铭九拥有了真正稳定的生活，这么多年来，唯一让他放不下的便是能否再见少帅一面。

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张学良未能回乡，二人最终也没有再见面的机会，孙铭九只得从录像上得知张学良的状况。

张学良和孙铭九一别五十多年，在采访中看到少帅说出最想见到的人是自己之时，这位年迈的老人顿时老泪纵横，哭得像个孩子一般。

回顾孙铭九的跌宕起伏的一生，我们很难去对他本人做出一个准确的定义。

毛主席有言：“我们应辩证地看待一个人，辩证地评价一个人。”

在历史车轮的推动下，每一个选择都充满了不确定性。

尽管众说纷纭，历史上对孙铭九的评价依旧是功大于过。

不可否认的是，孙铭九在“西安事变”的过程中确确实实的做出了贡献，参与了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而最终他也为其犯下的错进行了深刻的忏悔。

-END-

【文｜无羁】

【编辑｜长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