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4年3月，李自成逼进北京城，崇祯帝加封吴三桂为平西伯，率领关外辽东大军进京勤王。

吴三桂的勤王大军刚到山海关，大顺军就已经攻破北京城，皇帝朱由检自缢身亡，明朝正式宣告灭亡，吴三桂成了无国之将，无君之臣，夹在满清和大顺两大势力之间，只有投降一条出路。

虽如此，拥有5万百战之士的吴三桂，占据山海关的地利天险，却成了可以左右历史走向的关键力量。关外满清可以出动的兵力不过7万余，李自成在北京的军力，也只有10万之众，无论吴三桂归顺谁，必将导致力量天平的倾斜。

3月19日，李自成攻入北京城，22日，吴三桂决定归顺李自成，并于当日率军离开山海关，将山海关的防务移交给李自成派来的军队，前往北京朝见新主，接受李自成的封赏。

26日，大军行至河北玉田县（距离北京只有200余里）时，吴三桂突然率大军折返，再次攻占山海关，之后转身投降了满清的多尔衮。

4月21日，山海关战役爆发，吴三桂与多尔衮的满清联军，大胜大顺军，李自成败退回北京，不久之后又西撤回了西安，将已经占领的中原大地，拱手让给了满清，为大顺军的覆灭埋下了伏笔。

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大顺政权，最终走向败亡，有其本身各种各样的原因，但吴三桂的临阵倒戈，是决定性的偶发因素。

拥有绝对优势的李自成，原本可以轻松拿捏吴三桂，却因细节错失良机，一失铸成千古恨。

李自成正确的操作，应该是这样子的：

其一，断其退路。仅占据山海关的吴三桂，没有粮草军饷来源，没有战略回旋空间，没有可以巩固的后勤基地，投降是他的唯一出路。当吴三桂决定投降大顺时，李自成应该按照常规操作，要求吴三桂纳投名状，先率领大军向关外的满清军队发出挑战，与满清彻底决断。

即使不要求吴三桂纳投名状，也应当机立断，命令已经接管了山海关的大顺军，以吴三桂的名义，向满清政权发出挑战檄文，彻底激怒多尔衮，彻底切断吴三桂投清的通道。

其二，笼络其心。亡国之将、亡君之臣的吴三桂，如惊弓之鸟，惶恐不安。拥有绝对优势的李自成，应当考虑对方的心理状态，不必等到吴三桂到北京时再行封赏，完全可以派出隆重的使者团，带上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同时从北京出发，与从山海关拔军进关的吴三桂，在中途汇合，兑现“父子封侯”的诺言。如此操作，完全可以打消吴三桂所有疑虑，也可以避免各种流言，防止吴三桂中途生变。

这不是事后诸葛亮，而是吴三桂对于当时的大顺政权，意义非凡，非争取拉拢不可，不这样就会前功尽弃。既然志在必得，就必须思虑周全，各种细节都尽做到尽善尽美，这是做大事的原则和必然要求。

其三，跟随监视。做不到前两点，大顺军也应该派出哨骑，在吴三桂进京的必经之路上，沿途遍布少量快马探报，名为迎接护送，实为监视，及时将吴三桂大军的行程、动向，第一时间报告给北京的决策层。

这样的安排有两大好处，第一，可以打消吴三桂中途生变的可能性，临阵倒戈如果做到了保密性和突发性，就没有意义，也没有成功的可能，吴三桂即使听到流言，心生疑虑，也只能一条道走到黑。

第二，如果吴三桂仍然突然调转枪头，折身返回山海关，重新攻打山海关的大顺军，李自成也完全可以第一时间作出军事部署，派大军尾随吴三桂的大军，在山海关前，与守关的8千余大顺军，里外夹击，关外又没有满清的大军救援，吴三桂必败无疑。

即使后来让吴三桂从容重新攻占了山海关之后，李自成组织的大顺军仰攻，激战一昼夜，吴三桂明显不支，如果不是满清的大军突然杀出，吴三桂仍然必败无疑。

其四，当机立断。4月13日，距离吴三桂反叛7天之后，李自成集结大军，从北京向山海关进发，征讨吴三桂。当大军行至三河县时，李自成遇到了吴三桂派来的使者，谎称吴三桂仍然愿意投诚，请求李自成宽限几天。

李自成信又为真，立即放慢行军速度，派出领兵政府尚书衔的王则尧，前往山海关与吴三桂谈判，整整耽误了3天的行程。3天，可是致命的3天，这3天里，正是关外满清多尔衮的大军，日夜兼程飞驰山海关的关键时刻。

如果没有耽搁这3天，李自成的大军完全可以从容地攻下山海关，吴三桂只能败走关外，以败军丧师之将，去迎接他的新主子。

等到多尔衮的大军赶到山海关时，以李自成的10万大军驻守关隘，满清的骑兵发挥不了优势，而且大顺政权遍布各地的百万大军，可以源源不断地进驻山海关。此时的多尔衮，也只能望关兴叹，引师回老巢了。

按照正常人的思路，吴三桂刚刚背叛过一次，各种势力、形势都没有改变的情况下，李自成怎么还能再次相信他呢？即使心存侥幸，也应该是剿抚并进，两不担误，能够再次招降则更好，不能招降，也绝不容许吴三桂再次耍花招，毫不留情地坚决打击消灭。

如此，则历史将重新改写。李自成为什么没有这么做呢？一则，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盲目自信；二则，对关外满清的行动毫不知情；三则，轻敌，认定吴三桂的5万人马，翻不起大风浪，在百万大顺军面前，不堪一击 ；四则，在重大事项的安排落实上，有瑕疵、有纰漏。

细节决定命运，诚不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