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8年（崇祯元年)冬，寒风凌冽，大雪乱舞，像极了“林教头风雪山神庙”的那个夜晚。
京畿督学左光斗微服出行,见路旁有一古庙，进庙暂避风雪,却惊奇地发现，破庙中各种书籍、文章手稿，散落一地，一书生正在书稿中酣睡。
左督学弯腰随意拾起一张手稿，读后暗自赞叹不已，便将书生收为弟子。不久后的会试，书生高中进士。此书生就是史可法。左光斗曾对妻子说:“咱们的儿子个个碌碌无为,日后能继承我意志的，只有史可法一人！”之后左光斗更是将史可法认作义子，悉心教导。
史可法从西安府推官的末流小官干起，十几年间升任漕运总督、南京守备兵部尚书。1644年，京师陷落，南明弘光朝新立，史可法由兵部尚书转任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因不受弘光皇帝信任，又受马士英、阮大铖打压排挤,史可法在南京呆不下去，主动要求赴江北督师。
身为督师大学士的史可法，出行不张伞盖,吃饭不讲究滋味,睡觉不脱衣服，身先士卒，清正廉洁，一心只为抗清。
1645年4月,徐州沦陷,扬州告急。为将清军阻挡在长江北岸，史可法殚精竭虑策划长江防御,但是各镇将领或不服调度,或临阵脱逃。史可法身为督师,却无师可督。清军亲王多铎，率十万清兵直逼扬州，史可法只能带领扬州军民万余人，坚守孤城，奋死抵抗。
4月23日,多铎亲自到扬州督战,给史可法连写5封劝降信,史可法连看都不看就将其烧毁。多铎不甘心，又派专人前来劝降,史可法不开城门，命人将劝降者射跑。
清军猛攻扬州40余日，城终破，史可法被擒。
多铎再次劝降，许以高官厚禄，但史可法宁死不屈，大气凛然：头可断，身不受辱，愿速死。劝降无果，多铎下令将其杀害。
何其壮烈！
但气节高尚的背后，史可法又有怎样的另一面呢？
没有担当魄力1644年3月，李自成的大顺军攻陷京都，崇祯皇帝朱由检自缢身亡，大明朝廷土崩瓦解，命运的齿轮转到了南京留都。时任南京留都守备兵部尚书的史可法，成为明朝的头号人物，拥有了在皇室宗亲中推立新帝的无上权力。
值此山河破碎的危急关头，史可法应当当机立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拥立血统最近、最能服众的藩王为帝，迅速稳定军心民心，并凭借拥立之功，牢牢掌控朝廷军政大权，而后大展宏图，巩固江南，稳定江淮，徐图山东、河南，如此则足以与清廷、大顺在中原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但此时的史可法，在拥立新帝人选上踌躇不前、摇摆不定，没有雷厉风行的作风，没有霹雳成事的手段。为迎合东林党人，放弃最合人心且近在咫尺的福王朱由崧不立，却打算迎立血统更远的崇祯叔叔辈潞王朱常淓。史可法舍亲立疏的做法，遭到朝中一帮有识之人的强烈反对，为避免引起朝堂政治风波，史可法又临时起意，打算拥立血统更近但远在广西的桂王。
在史可法优柔寡断、犹豫难决之际，福王朱由崧奋起反击，让凤阳守备太监卢德九，联络江北三镇总兵高杰、黄得功、刘良佐，最后在凤阳总督马士英的拥护下，带兵护送福王直抵浦口，造成迎立福王的既成事实，打了史可法一个措手不及，只得接受现实。
史可法毫无魄力的行为，直接导致了两个严重后果：于私而言，奸佞小人马士英因拥立之功，升任东阁大学士、兵部尚书，成为南明朝廷的第一权臣，史可法虽仍是东阁大学士、礼部尚书，但福王任监国仅半个月，就被排挤出决策层，不得已自请远离朝堂，亲赴江北前往江淮督师；于公而言，清廉正直的人离开权力中心，无道奸佞却成了军政大权的主宰者，直接导致南明弘光朝廷文臣与武将的分裂，东林党人与非东林党派的分争。
更为严重的是，朱由崧乞求于武将求取帝位，江北四镇总兵自恃迎立新帝之功，自此嚣张跋扈，无视国家和朝廷，对于朝廷旨意，于己有利则服从，于己不利则无视，直接造成了各路藩镇自行事，争权夺利，置国家危亡于不顾，再难形成统一的朝廷意志，最终结局只能是被清军逐一瓦解，各个击破，或投降或战死。不过两年时间，清军就突破长江，俘虏了弘光帝朱由崧，史可法本人也在扬州兵败被杀。
没有宰相胸襟再谈史可法的胸襟，在拥立谁为南明皇帝的问题上，如果完全出于公心大义，立福王朱由崧是不二人选。首先，福王是崇祯朱由检祖父明神宗朱翊钧的嫡子、老福王朱常洵的儿子，在血缘关系上，比神宗兄弟的儿子潞王更亲近；其次，作为崇祯朱由检的兄弟，按照“兄终弟及”的皇位传递惯例，远比崇祯叔叔辈的桂王、惠王更为合适；三者，福王其时就在淮安，离南京近在咫尺，马上就可以渡东登基，而桂王还远在广西，在动荡不安的乱世，能否安全及时到达南京，都是个大问题。
史可法舍亲而立疏、舍近而求远的作法，完全出于私心，而非公义。朝廷中反对拥立福王的，是东林党人。东林党人强烈反对迎立福王，是因为福王的祖母是明神宗的至爱郑贵妃，神宗与郑贵妃一心要立他们的儿子、老福王朱常洵为太子，而有义打压太子朱常洛，东林党人据理力争，保住了朱常洵的太子之位，但也因此与郑贵妃及老福王结下不解的怨恨。
如果拥立了老福王朱常洵的儿子朱由崧为皇帝，他们担心福王一旦上位，重翻旧案，借此打压惩罚朝中的东林党人。史可法，正是东林党党魁左光斗义子和得意弟子，东林党人如礼部侍郎钱谦益所顾虑的，也正是史可法所担心的。
在拥立大事上失策之后，史可法为重新获取弘光皇帝的信任，得到马士英及四镇武将的好感，居然主动巴结讨好武将，主动将首辅之位及中枢大权让于马士英，主动提议给无尺寸之功的四镇武将加官进爵，进一步加剧了武将的嚣张跋扈。
国家存亡之秋，仍以个人前途和群体利益为念，又怎能令人心服，又如何统摄群臣，又哪能扛起抗清大旗。
在拥立新帝的事件之前，史可法可谓完人，出生贫寒，寒窗苦读得已高中进士，进入仁途后公正清明廉洁，特别是对待落难的东林领袖左光斗至纯至孝，被天下读书人视为对圣贤。
但拥立失策之后，史可法的个人威望大打折扣，如魏国公徐弘基原来捧奉史可法如同天人，之后竟然公开攻击史可法“勤王无功”，可杀。
没有战略眼光虽在弘光一朝深受马士英的排挤打压，也不受弘光帝待见，但史可法是弘光第一臣，在名义上地位仍高于马士英，且有东林党一众大佬的力挺，其在朝中的影响力巨大，参与推动了一系列的重大国策，弘光朝的重大决策失误，都与史可法脱不了关系。
“借虏平寇”的幻想。弘光朝建立初期，正值吴三桂开关降清，联合清军大败李自成大顺军。弘光君臣想当然地认为，是吴三桂借助清军，成功击败“闯贼”，收复京都，为崇祯帝复仇，光复了祖宗的江山，一个个兴高采烈、欢呼雀跃，认定为功在社稷的伟大义举。得到消息的第二天，就决定为吴三桂进一步加官进爵（“封关门总兵平西伯吴三桂为蓟国公”），同时派人给吴三桂送去大量财物劳军（“发银五万两，漕米十万石）。
同时，弘光朝廷还急忙派出重臣，前往北方联络满清，商量着如何合作消灭大顺和大西“流寇”，如何确定南明与大清的地盘，如何世代友好，成为好邻居、好伙伴。对于清军觊觎江南饮马长江，剿灭南明势力的企图毫无觉察，错把敌人当有友军，反将友军当死敌。
史可法等朝廷重臣，没能识破清军意图，是因历史局限性造成的吗？显然不是，是其本人没有深远的战略眼光和发展大局视角造成的。同时期的许多有识之士，就曾一针见血指出，清军才是第一危险，壮大自己才是正道。吏科都给事中章正宸就上疏道，“今日江左形势视之晋、宋更为艰难，肩背腹心，三面受敌”，明确将清军、大顺、大西都视为敌人，并进一步告诫朝廷“虏踞宫阙，动摇山东”，“虏必控弦南指，饮马长、淮”（“虏”，指的就是清军）。给事中马嘉植、陈子龙也都提出同样的担忧。
偏安江淮不求中原。李自成大败山海关之后，率大军西撤西安，全国形势急剧变化，山东、河南等广袤的中原地区，原来李自成在建立了政权，此时地方势力纷纷反叛回归明朝，清军刚刚入关，人少势单，无力染指，正是明朝光复中原的大好时机，甚至不用派兵，只需派一众官员，拿着朝廷的任委状接收地盘就可以了。但是南明朝廷却裹足不前，一心只有江南一隅，根本不关心中原，更没有光复河山的宏愿，只想守着膏腴之地过小日子，又怎能守得住。
没有霹雳手段成大事者，当有菩萨心肠，霹雳手段。史可法有没有菩萨心肠，难有定论，但没有霹雳手段是事实。在朝中与小人马士英的斗争，没有心机和章法。在拥立南明皇帝的时候，史可法手握拥立大权，一言九鼎，如果当机立断，他立谁，谁就是南明的皇帝，处在权力最中心的他却优柔寡断，让马士英等人赢得先机。
更令人费解的是，史可法居然自降身份，亲自过江去与一个外臣马士英商量人选，还手书福王朱由崧七不可立的理由（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交给马士英，将福王说得一无是处。福王成功登基后，马士英以此书信为要挟，时时打压史可法，史担心马会将其书信交给皇帝，公之与众，不敢与其正面冲突，只能选择隐忍退让。
督师时与藩镇武将的斗争，更是软弱至极。四镇总兵基本上不搭理史可法这个“内阁首辅”，史可法带300军士随身护从，进入高杰军营时，高杰极为不满，史可法无奈，又拨了200人给了高杰，只带100人在身边，高杰仍然不满意，连南京及各地发给史可法本人的文书，都必须先由高杰过目审查之后，才能转交给史可法。史可法哪里还是督师大学士，分别成了藩镇总兵的手中玩偶。清军围攻扬州时，城中万余兵力，大都是城中百姓组成的自卫军，四镇总兵的正规军几乎没有，怎么能守得住清军的长期围攻。
四镇总兵之间矛盾重重，并非铁板一块，手握“王命旗牌”和“尚方宝剑”的督师大学士史可法，毫无作为，只能孤身抗敌，以致城陷身死，虽可怜但却无法同情。
史可法是英雄，气节可嘉，但能力平平，难当大任，身居高位，误国误君也是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