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瑞金得知钱大钧和黄绍竑部重兵正向会昌集中，准备侧击南昌起义军。前委认为，不破会昌之敌，我军有后顾之忧，便决定打会昌。
那是个早晨，太阳升起一竿子多，会昌城在晨雾中显得沉静而莫测。我们于前一天晚上进入战斗出发位置。叶挺率11军的五个团在右边担任主攻；朱德率20军第6团（团长就是我在补充团时的副团长傅维钰）和教导团在左边担任助攻；贺龙率20军的主力为总预备队，位于瑞金附近，策应各方。
一声枪响，划破了晨空的宁静，我们向敌人发起进攻。当时，在会昌城及其周围，驻有钱大钧的三个多师。敌人占据着城东北、西北和西南的高地，又在环会昌城的贡水沿岸构筑工事。
我军左右两翼按计划进攻，24师由洛口向会昌前进，接近会城西北，敌人顽强抵抗。由于25师（周士第、李硕勋率领）夜间急行军走岔了路，没有赶上总攻时间，右翼兵力不足，与敌人形成僵持局面。左翼朱德指挥的部队也打得很苦，伤亡严重。
中午时分，25师赶到了，他们不顾饥饿和疲劳，立即投入战斗。25师是叶挺独立团扩编起来的部队，战斗力强，他们一加入，整个战场形势就发生了变化。夕阳西下，我军全线都处在胜利的进攻中。24师在两门山炮掩护下，夺取了主要阵地。朱德在左边，也不失时机地反守为攻。敌人很快动摇了，纷纷跳下贡水河，争相逃命，我军则在山鸣谷应的冲锋号激励下，穷追不舍。
接近黄昏，战斗胜利结束，我军占领了会昌城。第二天一清早，师部命令71团向南追击敌人。当时，我团3营正在洛口钳制黄绍竑的部队。团直属队（含特务连、机关枪连、侦探队）及1、2营往筠门岭方向追击。筠门岭距会昌有九十里路，傍晚，我团主力在筠门岭以北八里的村庄宿营，一部分部队直进到筠门岭。半夜，部队接到返回会昌的命令。第二天又是急行军，傍晚回到会昌。
我军攻打会昌时，黄绍竑部已由于都前出至白鹅镇一带，距会昌很近。由于我团3营在洛口布下疑兵阵，加上25师往返路过，把黄绍竑搞懵了，一直没敢到会昌援助钱大钧。我军攻下会昌的第三天，他却向会昌开来，这也出乎我们的意料。
就在我团返回会昌的第二天清晨，我们还在睡梦中，突然听到城西北山头打枪。大家一骨碌爬起来，各团在城西的一个小山上及附近集合，抢占阵地。
当时，20军已撤回瑞金了，留在会昌的只有11军的两个师。中午时，战斗全线打响。24师的两个团在两门山炮的掩护下，攻了四五个小时才将主阵地攻下来。
我营担任预备队，归25师师长周士第指挥。战斗打得最激烈的时候，周师长要我统一指挥2、4连警戒右边的一座山头。我们随即登上这座山头，敌人也正抢这个高地。我们一阵猛打，击退了敌人的进攻，又一鼓作气，追下山去，边追边打，一直到夜间八九点钟， 占领了敌人的最后阵地。素以顽强著称的桂军黄绍站部被我军打得丢盔弃甲，乘夜向珠兰埠方向退却。
两次会昌战斗，是我们南进途中的大胜利。我们以劣势兵力打败了蒋介石嫡系钱大钧和桂军黄绍竑部，打出了我们共产党领导的“铁军”的威风。
会昌战斗后，我们回瑞金，东行入闽，直奔汀州。
到汀州已是9月上旬了。经过一个多月的跋涉，特别是经过会昌的两次恶战，部队很疲惫。除了有近千人的伤员外，还有相当多的病号。暑天行军这么长时间，又总是饥一顿饱一顿，很少休息，中暑 、拉痢疾、打摆子的很多，加上负伤和逃跑的，整个部队减员相当严重。
到汀州后，部队停下来休整，主要是治伤治病。汀州有个福音医院，是英国教会开办的，我们就把伤员送到医院。这个医院的院长傅连障同情革命，精心治疗伤病员，给南昌起义军以很大帮助。傅连障后来参加了红军，成为红军医务工作主要领导人之一。
那时，在整个起义军中，我们71团2营4连是保持战斗力比较好的连队之一。我这个连开小差的少，生病的也少。从南昌出发时，全连共有一百一十人，到汀州时有八九十人，到广东后还有七十几人，保留了近三分之二。
我这个连的班排长、司务长、通信员等骨干都是广东人，他们愿意回广东，情绪高，斗志旺，带动了部队。除此之外，我觉得在管理和教育方面，也有些经验可以总结。比如，注意政治宣传和思想教 育工作。我虽为连长，但是从指导员转过来的，因此，对政治工作也重视。从南昌到抚州途中我连指导员李亭林跑了，我就兼做指导员的工作。从南昌出发时，我收集了不少革命委员会的文件、传单、布告等，经常带在身上，早晚点名、行军途中常拿出来讲一讲。
当时，我看到革命委员会的布告中，有宋庆龄和邓演达的名字，就向部队说：“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也参加了南昌暴动，跟我们一起南下了。还有咱们的总政治部邓演达主任（邓是北伐军的总政治部主任）也来了。他们同我们一起打回广东，再次北伐，实现总理的遗愿”
其实，宋庆龄和邓演达有没有跟我们一起南下，我也不清楚，但我知道，当时，孙中山在部队中威信很高，我这么一宣传，对连队影响很大，士兵们的情绪高涨，开小差、逃跑的少了。
我连一排长郑逸，山西人，他会做思想工作。他原来是团的政治干事，因愿做军事工作，降了一级当中尉排长。他把眼下的行动同士兵们的现实思想结合起来讲，能打动人。起义失败后，他消极了。我觉得，有些被革命浪潮卷来的知识分子，在革命顺利时很积极，也会讲道理，但革命处于低潮，就不能坚决彻底地实践革命的理想了，以后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人。
在部队管理方面，我花了很大精力抓伙食。我认为，部队暑天长途行军，又不能经常休息，只有把伙食搞好，保证部队吃饱、吃好、又卫生，才能保持体力，减少疾病。我连司务长是从班长提起来的，有战斗经验，他知道伙食的重要，我们常常一起商量，想各种办法搞好伙食。最重要的是不能缺粮，到驻地现购买，有时买不到，就会饿肚子。我们宁可累一些，行军都背着米，带着伙食担子，部队一停下来，就烧开水、做饭。一路上，很少挨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