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上大银幕了。

机缘巧合，去年夏天，贝尔参与了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拍摄。

那天早上6点多，妈妈就带着她从家里出发。贝尔参与的那场弄堂戏不复杂，但还是拍摄了整整一上午。记得那天非常热，虽然气温不像最近上海每天38、39度的，但因为刚刚走出梅雨季、炎热叠加尚未完全退散的湿气，形成让人特别难受的闷热感，上海人管这叫“齁（音hou）司”。

拍完以后，贝尔也没怎么记挂，该干嘛干嘛。在电影还没上映的时候，一次我随口告诉她，虽然你拍了一上午，但最终能在电影里出现的可能只有几秒钟。

没想到，她竟然哭起来，还忿忿地说再也不想去看了。

原来，她因为顶着烈日拍了大半天，付出了那么多辛苦，理所当然觉得整个片子都应该和她有关呢。

转眼一年过去了，电影不仅上映了，还荣幸地成为了第2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开幕影片，贝尔出道即巅峰啊。电影节期间，影片展映两场，开票几分钟内就一抢而光。

票抢不到，于是我们在家附近的电影院买票观影。一家五口人齐齐整整一同出席，见证贝尔的首部“银幕大作”。

02

影片的故事源自李白烈士的真实事迹，改编自上海歌舞团2019年创排的同名现象级舞剧。因为以舞蹈为基础，影片是没有台词的，这会构成一定的观影门槛。

贝尔其实很少看电影，我太太比较“鸡娃”，贝尔日常时间都被学习占据，几次我提出带她去电影院看电影，都被太太反对。因此，我有点担心贝尔看不懂。

意外的是，看完后贝尔对这部电影的喜爱溢于言表：兰芬阿姨好美，舞蹈好漂亮啊！另外，她和好多年轻观众一样，在小裁缝（15岁的中共地下工作者赵晓光）牺牲的时候特别感动。

我问她：小裁缝为了什么牺牲呢？她有点答不上来。

不过她至少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李侠和兰芬是共产党；那个女的（女特务柳尼娜），还有那些穿黑衣服和打伞的，都是坏人！

不仅如此，伪装成报社记者的一名特务，也被她发现是坏人。

看来我的担心，大部分是杞人忧天。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虽然是默片，但透过动作、表情、音乐和舞蹈，孩子还是能够理解主角李侠为了全国解放而牺牲的故事主线。

电影创新融合舞台和实景表演，这种虚实切换对于成人观众来说，可能需要适应。但七八岁的孩子本身还在感知真实和虚拟的边界，这种艺术手法，对他们来说反而没有门槛。

看完这么创新的一部电影，不问点问题，贝尔是不会罢休的：

电影里国民党杀了这么多共产党，共产党被越杀越少了，怎么赢啊？（这是她根据电影中的中共地下党牺牲数量做的计算和对比）

电影里面有发电报的镜头，这些演员真的都会发电报吗？

每部电影都是拍出来的吗？（她在回想以前看过的《冰雪奇缘》，那是动画电影，里面幻想般的造型和情节显然在现实中很难实现）

为什么每部电影前面都有个绿色标志，里面有条龙，因为今年是龙年吗？（我该怎么给一个7岁孩子解释电影审查机制）

老父亲表示，难评啊！

03

上海影评协会的老师建议我参加电影节组委会举办的市民征文活动，主题是“电影中的真善美”。

我提笔写起来，很快发现，就这第一个“真”字，我就很难完全写明白。看看周遭的世界，AI迅猛发展，舆情各种反转，我自己常常都有真假难辨的感受。

我是80后，小时候特别喜欢看报纸。

那个时候也没人鸡娃，我每天放学后第一件事，就是把当天的《新民晚报》摊开，在台灯下一版一版的看下去。直到现在我都能回忆起那种报纸特有的油墨味。

我对于世界的认知、知识的获取、甚至文学的启蒙，很多都来自于报纸。当时特别喜欢体育版、国际版、夜光杯以及故事连载，不过头版的各种会议新闻真的没兴趣。

记得有一天邮递员搞错了，没把报纸送到，弄的我整个人都空落落的。我甚至不太喜欢双休日，因为那两天的报纸特别薄。

如果问童年的我，什么是“真”，我一定会很“负责任”地回答，报纸上写的就是真的！

这次电影引用了一些1948年上海老报纸上关于抓捕共产党的新闻。我作为电影的责任编辑主要负责这个工作，为此还写了一篇工作手记，发表在《新民晚报》上（很幸运，这份报纸还没关掉），而且是一整版。

人到中年，“总算”做到了童年时觉得“了不起”的事情，但对于什么是“真”的思考，让我一点都激动不起来。

如果贝尔现在问我，报纸写的都是真的吗，我一定不会给于肯定回答。因为万一她这样质疑：那为什么老报纸上说共产党是“共匪”？好人为什么要坐牢？难道这也是真的？

当然，假以时日，如果贝尔真有这个思辨能力，我会很高兴。

我已经想好了，到时如果我实在讲不清楚，就给她看25年前上映的电影《黑客帝国》吧！说不定等到那时候，贝尔会觉得这不是一部科幻片，而是一部纪录片呢。

反正，我不会像我的父母辈那样，去告诉贝尔：报纸上写的是真的，电影是演的、是假的。

这几年和孩子的沟通，给我一个体会，只要不是事实性问题（比如：天圆地方是真的吗？），就不用肯定或否定来回答。

如果简单回答“是”或“否”，一是很快就聊不下去了，二是“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思维，本质上压抑了思辨能力。如今网上充斥的各种骂战和流量裹挟下的情绪宣泄，和这样的思维方式的不无关系。

人不应该像机器，只用0和1来思考。

在《黑客帝国》中，全体人类已沦为“电池”，用肉体为机器供给能量；现实世界中，也颇有不少人成为了信息世界的“人肉电池”，为喧嚣的流量供给自己的情绪、时间和生命。

笛卡尔在追寻万物本质时意识到，“自己正在思考”这件事，才是真正不容质疑的：“我思故我在”。所以，贝尔，永远不要放弃自己的思考，就像笛卡尔说的，这才是你能把握的，不变的“真”。

04

相对来说，“善”似乎更好解释一些，“人之初，性本善”，这是一种朴素的人类情感嘛。

现在流行的育儿理论，都强调要保护孩子的真实感受，不要回避、更不要否定孩子的情感。对此，我深以为然。

孩子不一定能分辨信息的真伪，但无论对自己还是他人的情感，他们有一种天生的敏锐。发自内心深处、伴随着强烈生理反应的情感，是他们切切实实能够体会到的“真实”。

工作手记发表后，我特意去买回那期报纸，拿回家给贝尔看看，想激励她多想多写。结果，她没有耐心看这么多文字。

她给我唯一的反馈是：为什么这个叔叔被绑住，却还在笑？

电影中为了反映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解放前的疯狂大屠杀，引用了几位烈士牺牲前的照片。其中一位是朱大同。朱大同作为中共地下工作者，长期潜伏，一直活在伪装下，不幸在上海解放前夕被害。

就在前两天，贝尔弟弟在家调皮，被我们绑住双手以示惩罚，伤心大哭。所以，贝尔无法理解有人被绑时竟然还会微笑，她觉得不对劲。毕竟“信仰”、“牺牲”、“视死如归”这些宏大的词汇，暂时还在她的认知以外。

电影看完后一天，我在给儿子读绘本。

那是一套日本作家宫西达也的《我是霸王龙》，贝尔小时候我也给她读过，她很喜欢，其实我也很喜欢，因为故事非常温馨和治愈。

霸王龙外表凶悍霸道，内心温柔正直。每本故事基本都是从霸王龙弱肉强食开始，到他扶助弱小结束，剧情超级反转的。

不过，3岁的儿子现在只知道学恐龙吼，他觉得那样特别好玩。

那天讲到故事结尾，霸王龙为了帮助小翼龙的妈妈治病，奋力把红果子树扔到岸上，自己却被大海卷走。

儿子只觉得霸王龙滑稽，在那乐呵，而一直凑在边上默默看着的贝尔突然说：我觉得霸王龙就像电影里的小裁缝，都是为了别人牺牲自己。

我心里一动，这不就是“真善美”。贝尔在这一刻体会到了情感之真、人性之善、心灵之美。

是啊，孩子，我不求你也这么崇高，但我希望你知道，我们今天的生活，的确是像李侠、小裁缝这样的烈士，牺牲自己的生命换来的。

我拥抱了一下贝尔，心里如是说。

如何让孩子更有同理心？

如何让孩子拥有更基本的价值观？

作为父母，我们需要有这样的认知，才可以去引导孩子。

育儿即育己，绝不是一句空话。孩子怎样，在于父母的引导。

在「不焦虑父母俱乐部」，作为家长，可以更好的找到自己的问题和未来的方向，有了自己的定位，才能去更好的教导孩子。

欢迎体验！

作者 | 贝尔爸爸

影视制片人。与孩子同行，书写人生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