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古历史上王位继承，主要是“禅让制”，如尧传舜、舜传禹，可大禹过后，却成了“夏传子，家天下”，以致后来几千年的历史中，王朝变更不是战争获取，就是暴力争夺，而王位传承基本就是“世袭制”了。

禹所以传启，人们一般都是这样认为：人类社会到了大禹时代，道德衰败，再不像尧舜时代那样禅让给贤德之人，禹也有私心，转而传位于自己的孩子启了。果真如此吗？

哪有这么简单呀！我们从大禹传启的几个不同版本，或许可以得出不一样的判断。

一、“阴谋论”

大禹年事已高，便秉承尧舜禅让政治传统，向上天推荐皋陶，授予治政大权，将皋陶立为“储帝”，一旦大禹去世，皋陶将接任帝位。皋陶执掌刑法，犹如今天的大法官，却早死于帝禹，享年106岁。于是，大禹又立了一位“储帝”，即大禹治水的高级助理伯益（据说是《山海经》的作者）。大禹在位第十年，东巡会稽时去世，伯益继位为帝。

大禹两次向举荐“储帝”，举荐的两人均是年龄较大者，故人们认为，这其实是禹心存私心、暗中布局，目的就是堵人口舌并为自己的儿子能够继位提供机会。比如，与尧委以舜重任不同，大禹让伯益执政，而以启为吏，就是为了架空了伯益，让启掌握实际权力，因而最后才会出现“诸侯皆去益而朝启”的局面和结果。

“阴谋论”更有甚者，还把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都纳入了阴谋夺权的序章之内了。

二、“争夺战”

这里，第一种说法是伯益担心启对自己的帝位稳固有影响，放心不下，先动手挑起战争，即先囚禁了启，于是启暴起反杀，进而夺取帝位。《竹书纪年》就是这样记载的：“益代禹立，拘启禁之，启反起杀益，以承禹祀”。

另一种说法是启的手下人所为，在大禹去世之后，启的手下纷纷造反，攻击、攻打伯益，拥护、拥立夏启，进而“黄袍加身”。《韩非子：外储说右下》就是这样记载的：“古者禹死，将传天下于益，启之人因相与攻益而立启”。

三、“揖让说”

“益启揖让”说，与“阴谋论”与“争夺战”者把大禹、伯益、夏启均作心机、野心或残暴之人不同，坚持认为大禹是英明领袖，启、益也都是大贤之人，之所以禅让废除，虽有不尽人愿之处，却是大势所趋，人无力回天。作为正史《史记·夏本纪》就是这样记载的：“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

而在《孟子·万章上》篇里，孟子不仅明确肯定了“益启揖让说”，而且还专门对伯益未能最终称帝的主客观原因，进行了多方面的分析和论证：

（一）尧之子丹朱、舜之子商均，全是扶不起的阿斗，而大禹的的儿子启却是贤者。“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启贤，能敬承继禹之道”。

（二）舜和禹作为尧和舜的继承人，辅佐帝王多年；而伯益是在前一个继承人死后才又被确定的，任要职时间短，阅历浅，威望低。所谓“益之相禹也，历年少，施泽于民未久”。

（三）舜去世之后，作为“贤者”大禹曾为了让位“太子”商均，而远离“皇城”，进行了躲避，所谓“禹避舜之子于阳城”。伯益也是如此，在大禹去世后，也曾想让位于启，故“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

（四）既然大家都不是大坏之人，之所以会出现“家天下”这个局面，应当是人民的自然选择了。大禹去世后，伯益虽然名义上是帝王了，但大家有重大问题并不去找伯益解决，做宣传也不正面宣传伯益，即所谓“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曰：‘吾君之子也。’”

（五）依据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世袭制”私有制发展的必然选择，“夏传子”也是时代的必然。所以，对于伯益来说，当不上领导，应当是“点儿背不赖社会，命苦不赖政府”，时运不佳、命不好耶。所以孟子对此总结为：“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如果你还不能完全相信宁受宫刑之苦也要仗义执言司马迁，那么人称亚圣“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大丈夫孟子的话，您总该相信吧！

——所以我说，我们或许冤枉或误会了大禹和夏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