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8月7日，杜月笙的秘书胡叙五一路小跑、气喘吁吁地来到位于香港坚尼地台18号的杜宅，病榻上的杜月笙要口述遗嘱，请他来做个记录。

尽管胡叙五一直安慰这位曾经的“上海皇帝”，劝他不要胡思乱想，但是，胡叙五心里明白，杜月笙已经时日无多了。

严重的肺病与过度的恐慌思虑，令他的身体衰弱到了极点，来到杜公馆的医生都说：“杜先生精气神俱缺，恐非药物能奏效耳。”

俗话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只是，与世人想象中有所不同，杜月笙的遗嘱并未涉及政治与青帮之事，而全部是遗产继承等家庭琐事。

他当着全家人的面，烧毁了所有别人写给他的欠条，并告戒后人日后不得追讨余债，随后将为数不多的财产分配给了每一个家人。

杜月笙口述后，又叫胡叙五重读了一遍给他听，在确认无误后，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青帮大佬，颤抖地写下了自己的最后一次签名。

在对每个人都做了交代后，杜月笙对全家人说：

“我现在这个样子，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去了，趁现在尚有力气说话，要拜托你们一件事，我走后，丧事要从简，切不可铺张，但唯独棺材，一定要花大价钱，帮我买个好的。”

话毕，杜月笙的眼角滑落下一行泪水。

也许有人会说，丧事都从简了，要一口昂贵的棺材不是铺张浪费、自相矛盾吗？

其实，这里面有杜月笙难言的苦衷，而关于这件事的起因，还要从2年前说起。

1949年4月，上海周边的隆隆炮声打破了春天的宁静，蒋家军队四处逃窜，这座国内最大的工业城市，很快就要回到人民的手中了。

这天夜里，上海滩一代大亨杜月笙包下一艘荷兰轮船，行色匆忙地携妻妾、子女，和随从数十人，从上海逃到香港躲避风头。

香港，是杜月笙精挑细选的逃难地，也是他唯一可以去的地方。

看着眼前这座只有三房一厅的居所，杜月笙总是黯然神伤，相较于上海华格臬路的杜公馆，真可谓云泥之别。

自从来到香港，他常常唉声叹气，可这一切能怪谁呢？

要怪只能怪自己早年间助纣为虐，他的双手早已沾满了烈士的鲜血。

随着全国即将解放，上海已无他的立足之地。跟随老蒋去台湾么？他不是没有想过。

在蒋家逃往台湾之前，蒋曾来上海找过他，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劝说他去台湾。

杜月笙自是知道老蒋的用意，若自己选择留在上海，他肯定是一万个不放心；若自己不同意，恐难逃杀身之祸。

可是，想到那种寄人篱下的日子，整日活在恐慌之中，他便又立刻打消了去台湾的念头。

尽管大陆一方承诺，杜月笙若留在上海，人民政府会妥善安排他的生活和工作，但老蒋的一句话又让他陷入了两难：“我决不允许任何人变节投敌！”

对！去香港！1949年，香港还是英国人统治的领地，所以香港是最安全的。

彼时，很多商业巨头与资本家都选择逃往香港。

然而，这乱世之中，总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杜月笙本以为能在香港躲个清净，不久后，一件棘手的事却主动找上门来。

这一天，杜宅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他是杜月笙在上海时的旧友，亦是当初蒋与美国财阀联系的纽带人物——陈光甫。

陈光甫为杜月笙带来了一个消息：“昨天我接到北京来电，中国银行已派人来港，要与我等见面。”

“是否关于咱们股份的事？”杜月笙果然聪明，一猜即中。

原来，杜月笙与其他几位身在香港的金融巨头，如陈光甫、张公权、宋汉章等都是原中国银行的大股东。

1949年逃离大陆之时，这些人在中国银行还有份额不等的股份，当时逃得急，谁都没来得及顾上这笔钱财。

当下中国银行重新改组，要召开股东大会，大陆方面考虑到这批大股东的特殊身份和统战工作的需要，特地派专人到香港，邀请他们回北京参加改组会议。

当时因担忧身家性命逃到香港，现在北京却为了维护这些人的利益请他们回去，这些银行家们一下不知该如何是好，特来请杜月笙拿个主意。

为此，杜月笙建议，由他做东，将这些在香港的老朋友们聚在一起，大家共同磋商对策。

酒过三巡，对于是否回北京参加中行改组会议一事，众人仍无决断。

有人说不能去，去了就是自投罗网；也有人说可以去，大陆既然派人来请我们，就不会翻脸不认人。

众人议论纷纷，杜月笙却始终没有说话，等到大家面面相觑，讨论不出个结果时，他才缓缓站起身来，说道：

“大家都是老朋友，应该采取一致立场，咱们决不能起内讧、出洋相，叫外人看笑话。”

大家一致同意杜月笙的说法，他接着说道：

“说到底，大家都是‘天涯沦落人’，未来何去何从，还很难说，北京请我们回去开会，是给我们面子，这个人情我们不能不领。”

“杜先生的意思是要回去？”众人琢磨不透他的想法。

“不，还没到回去的时候，”杜月笙环视众人，信心满满地说道，“我的意思，我们可以写一份委托书，派代表去北京，如何？”

杜月笙不愧为曾经叱咤上海滩的风雨人物，这的确是一个两全其美、可进可退的办法，所有人都一致赞同。

其实，杜月笙的心里不是不明白，在香港，自己终究是客，已年过花甲的他，愈发期盼着能够落叶归根，回到家乡。

在这期间，好友章士钊多次来到杜宅拜访，劝说杜月笙回到上海，并转达大陆方面理解他的难处，只望勿再为蒋效力，尽量多多服务于人民。

杜月笙以身体欠佳为由，暂时推脱掉了章士钊的邀请，但他表示，在香港决不从事反大陆的活动，也决不去台湾。

从历史事实看，杜月笙也的确是一个守信之人。

与此同时，老蒋那边也不断派人赴港，拉拢、利诱杜月笙去台，都被他婉言拒绝，在这件事情上，他是铁了心要与老蒋分道扬镳了。

然而，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稍有风吹草动，人们便如惊弓之鸟一般，已经敲定了的派代表赴京开会一事，因一个人的出现，又差点泡汤。

1950年，杜月笙的身体有所好转，天气晴朗时，甚至可以扔掉轮椅，在家人的搀扶下外出散步，那一年，他还与相守多年的孟小冬结了婚。

一次路过原上海工商界巨头钱新之家时，便登门拜访了他，钱是蒋的密友，曾帮蒋筹集过很多钱款。

当杜月笙提及是否要一起在委托书上签字时，钱新之犹豫起来，说什么也不肯签。

“这字一签，我就算完了，以后也只能在家种花，陪杜先生聊天了。”

见有人不签，其他人也多少打起了退堂鼓，是啊，虽然蒋退到台湾，但他的威胁始终都在，性命之忧面前，谁还没有顾忌呢？

眼看每个人都犹豫不决，杜月笙真着急了，他不顾自己的身体状况，挨家挨户亲自登门劝说，以至哮喘病发作，不得不卧床在家。

即便如此，他仍派管家把众人都叫到了家里。

“我辈皆年逾花甲，即死也不算是短寿，彼此相处数十年，目前行动难道不能一致吗？做人以义气为重，我主张大家一起签名，任何危险，共负之。”

众人从未见过言语如此沉郁的杜月笙，纷纷留下了眼泪，最终，包括钱新之在内的众人，一咬牙一跺脚，便在委托书上签了字。

事情经过几番折腾，早已传到了海峡对岸，蒋对杜月笙的行为极为不满，并开始派人对杜月笙进行“造谣恐吓”，试图令其就范。

一天，老蒋那边突然派人给杜月笙带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说上海人民将于四·一二纪念日，举行清算大会。

届时将公审黄金荣、杜月笙、杨虎等凶犯，黄杨两人就地枪决，在港的杜月笙也要被押回上海执行，若再不动身去台湾，悔之晚矣。

杜月笙是聪明人，他不是没有想到这是老蒋的阴谋，况且大陆方面常与他接触，料想也不至于此。

但是，这世间谎话说上一百遍就成了真，来人言之咄咄，杜月笙的心里也不免发毛。

过去的那些“旧账”历历在目，毕竟他的手上沾满了革命志士的鲜血，这是永远也改变不了的事实。

这件事像魔鬼一样，将杜月笙的心里搅了个天翻地覆，一连几天，他都辗转难眠，去留之间始终摇摆不定，紧绷的神经也衰弱到了极点。

此后，杜月笙的身体每况愈下，自知时日无多的他，每每想到自己将客死异乡，眼泪便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想起童年时的穷困潦倒，想起初入青帮时的白手起家，想起在上海滩风光无限的日子……一切都如过眼云烟。

无论境遇好坏，甚至在抗战时期，他都从未离开过自己的家乡，始终守护着这片他深沉爱着的土地，如今到了落叶归根之时，他又怎么舍得离开呢？

可是，杜月笙心里明白，老蒋是一定不会放过自己的，即便自己化成了一堆白骨，他亦是要想方设法将这把骨头带到台湾去的。

所以，杜月笙在临终前，特意叮嘱家人，丧事要从简，切忌铺张浪费，不要张扬，毕竟是作客他乡。

另外，一定要为他选一口上好的棺材，为的就是将自己的尸骨保存完好，有朝一日，他还要回到他的故乡上海高桥，魂归故里，落叶归根。

1951年8月16日，杜月笙在香港病逝，走完了他63年的传奇一生，他的家人依照遗嘱，为他置办了一口上好的楠木棺材。

后来的事，果然不出所料，在蒋的授意安排下，杜月笙的灵柩于转年10月被运往台湾，硕大的楠木棺材要十几名壮汉才能搬动。

此后，杜月笙被葬于台北县汐止镇的大尖山麓。

只是，人算终不如天算，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他依然没能回到家乡，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上海皇帝”，也只能永远贪恋地望向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