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春天，通往杭州灵隐寺的山路上，走来一对年轻的恋人，他们身穿洋装，时而口吐洋文，时而欢声笑语，却怎么也鼓不起勇气手挽着手。

一个老和尚一直跟在后面，恋人走他也走，恋人停他也停，恋人的声音小了，他的距离就近了一些，恋人坐在只能容纳两个人的树根上休息，他也侧身坐了下来。

后来，老和尚终于按捺不住好奇心，凑过身来指着高鼻梁的年轻女子，低声问道：“这个外国人来中国几年了？”

男子笑道：“三年了。”

老和尚的好奇心终于得到了满足：“怪不得中国话讲得这么好！”

老和尚走远后，两个人面面相觑，不约而同地噗嗤一声笑了出来。

是的，她的确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女子，白皙的皮肤，深眼眶，高鼻梁，像个水灵灵的洋娃娃，可她却真真是一个地道的中国人。

彼时的老和尚也许不会想到，那位叫做周有光的风度翩翩的男子，在几十年后会被中国人奉为“汉语拼音之父”。

而那位充满异域风情的女子，则更是一个传奇，她就是被世人称为“最后的闺秀”的张允和。

叶圣陶曾说：“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

诚然，在苏州园林中长大的“张家四姐妹”，经历着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蜕变，精致浪漫的生活与跌宕起伏的命运不亚于“宋氏三姐妹”。

作为一个大家族，张家的声望始于张允和的曾祖父张树声，张树声的官做得很大，曾任直隶总督、两广总督、两江总督，与李鸿章齐名。

到了张允和的父亲张武龄，因受新思想的影响，家境殷实的他，决定离开安徽，到苏州兴办新式教育，儿女们的梦，也从此时开始孕育。

说起来，二姐张允和是四姐妹中最灵秀、最风趣、最潇洒的一位，而她的传奇故事，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开始了。

1909年夏夜，合肥龙门巷的张家大院里，一个早产的女婴突然降生到这个世界上，脐带绕颈三周，体重还不满4斤。

平常的孩子都是呱呱落地，而她却是默默无声，拎起来打了几十下屁股，还是不哭，差点被接生婆当成死孩子扔掉。

试了十几种办法都没有用，周围的人都说这个孩子活不下来了，但是老祖母却不同意：“再想想办法！”像是命令，又像是哀求。

“抽几袋水烟试试看。”一个中年女佣说道。虽然谁都没听说过喷烟能将婴儿喷活，但谁也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只得任由其死马当活马医。

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烟袋一袋一袋地换，房间里安静极了，除了抽水烟的声音，什么都没有，一个钟头，两个钟头……一年，一百年，真长，这寂寂的一刹那。

“老太太，已经100袋烟了。”女佣无望地看着老祖母，不经心地将围裙里的婴儿抖落到脚边的木盆里去了。

老祖母眼里含着泪，哽咽地说：“再给她喷8袋烟吧。”说罢便闭上了眼睛，捻着手里的佛珠。

老太太信佛，佛珠有108颗，她相信108才是功德圆满。

正当老人要跟这个与自己有缘无分的孙女告别时，她睁开眼，却发现了盆里婴儿的手脚在轻微地晃动。

“活了！活了！”果然，一阵微弱的啼声从木盆里传了出来。这真是一个奇迹！一个平凡的女子，就这样不平凡地诞生了。

张允和是张家的第二个女儿，“二小姐”就成了全世界爱她的人对她最亲切的称呼，而她也的确与众不同。

很多人说，张允和是“张家四姐妹”中长相最标志的一个，而她的气质也是姐妹中最脱俗超群的。

小时候，姐妹四人同样学习昆曲，别人都喜欢杜丽娘，她却偏偏钟爱红脸的关公，她说关公讲义气。

19岁那年，张允和就读上海吴淞的中国公学一年级，有一次，教国文的老先生出了一篇名为《落花时节》的作文题目，等到发回试卷的时候，却唯独没有她的。

下课时，张允和忐忑地跑到老师面前：“老师，怎么没有我的试卷呢？”

老师看着她笑了笑：“莫慌，跟我来。”

张允和不知老师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便邀了一位女同学一起到老师的办公室，后来老师从一个上锁的皮箱里，取出了她的试卷。

原来，老师怕男同学抢了张允和的试卷，所以锁在了箱子里，当时的男同学比较淘气，常常开玩笑抢女生的试卷。

张允和急忙接过试卷，看了下老师的评语：“能作豪语，殊不多觏。”

“你的作文跟别人很不一样，有女中丈夫的气概，女孩子要都能像你这样，男女就能真正平等了。”看过张允和的作文，老先生十分欣慰。

后来在光华大学，她成了美女学霸，不仅在田汉的南国社出演话剧，更是第一年就被选为学生会主席，还做了杂志的封面女郎。

也许是初初入世时的生死拉扯，让她的性格中多了侠肝义胆，很难想象，如果不是遇到了温和的周有光，她的锋芒会不会更加锐利？

彼时，16岁的张允和在家父创办的乐益女子中学读书，与周有光的妹妹周俊人是同学，周家和张家相距不远，放暑假时两家的孩子常在一起玩。

从阊门到虎丘，从河流到山路，从坐船到骑车，时光就这样在一群少年间乘着自由浪漫的风气荡漾开来。

中学毕业后，张允和转入上海光华大学读书，而那时的周有光已经在杭州教书。

一天，张允和收到一封信，署名是周有光，她吓坏了，心里有一万只小鹿拼了命地撞，在那个年代，普通男女之间通信是很不寻常的。

原来，周有光的姐姐到上海来玩，张家便托周家姐姐为张允和带了些生活用品，周有光写信来问她是否收到，顺便问问姐姐在上海的境况。

这封看似“漫不经心”的信，却让这位张家二小姐不知所措，她六神无主地拿给一位学姐看，希望可以得到一些救助。

“不就是一封普通的询问信，没什么稀奇，不回信反而不好。”学姐很不以为然。

就这样，在学姐的鼓励下，两个人开始了鸿雁传书。

不得不说，写信也需要煞费苦心，总要找到一件恰当的事，没有秘密，谁都可以看得才好。

暑假回到家再次见面时，两个人似乎都不再像从前那么自然，一股淡淡的羞涩萦绕在两个年轻人的心头。

张允和曾在1988年写过一篇纯美的文字，叫《温柔的防浪石堤》，回忆了60年前一个秋天的黄昏：

“有两个人，不！有两颗心从吴淞中国公学大铁门走出来。一个不算高大的男的和一个纤小的女的。”

一路上两人都没有说话，偶尔的目光对视，也会转化为羞涩地微笑，他们走到石堤上，任凭海风吹乱了她的长发，吹化了他的心。

石堤上，两个人并排坐着，荡着腿，这是他们第一次挨得这样近，浪涛拍打在石堤上，浪花便开上了他们的鞋子。

周有光从口袋里掏出一本蓝皮小书，那是一本英文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书里夹着一个小书签，是恋人相见的一幕。

张允和仍记得那页纸上的话——我愿在你的一吻中洗尽我的罪恶。

她坐在他的左边，他看她，她红了脸，他的右手抓着她的左手，她的脸更红了，他去抓她的另一只手，他想和她面对面，她却把头转向了更左边。

她虽然没有允许为他“洗尽罪恶”，可当她的第一只手被他抓住时，她就把心完整地交给了他。

1932年，日军炮轰吴淞口，为了安全，张允和到杭州借读，真正进入了与周有光的恋爱季节。

春天，杭州的六和塔下，他第一次为她拍照，她的映山红色旗袍美极了，像一团火燃烧着，一路烧过去，把那钱塘江水也染红了。

年少的情动与羞涩，总是令人感到美好，但她仍是天生急性子的那一个，张家四个姐妹中，她第一个披上了婚纱。

“我很穷，恐怕不能给你幸福。”

“幸福是自己求得，女人要独立，女人不依靠男人，幸福要我们自己去创造。”

1933年4月30日，相恋8年的一对新人走进了婚姻的殿堂，那一年周有光27岁，张允和24岁。

在这之前，张家的亲戚将两人的生辰八字拿给算命先生，算命先生一口咬定：“这两个人都活不过35岁。”

张允和天生不信邪，坚决地说：“我相信旧地走到尽头就是新的开始。”

婚礼在上海举行，他们特意将桌椅布置成“马蹄”的形状，马走过的地方就有路，有水，有草，有人，有生命，有未来。

自此，他们风雨同舟，同甘共苦，并肩走过了将近70年的人生道路。

张允和是个有担当的人，她曾说：“命运为了锻炼我，把最难的题都留给了我一个人。”诚然，人能创造幸福，却躲不过厄运。

1937年，上海沦陷，当时的周有光任职上海银行，工作繁忙的他难以照顾妻儿。

瘦弱的张允和便担当起一家老小的主心骨和劳动力，独自一人带着婆婆和年幼的一双儿女逃难到重庆。

“大轰炸”时，一家人风餐露宿，她在黑漆漆的夜色中为家人寻找口粮，路边只剩下断堵颓垣，满眼都是腐烂的尸体，是另一个世界。

她很清楚，有生以来最艰苦的日子已经开始了，她不再是张家的娇贵小姐，也不再是周家的少奶奶，而是一个要承担起生活重负的女人。

常常走过一个街口，炮弹便接踵而至，即便如此，她仍将自己的生活看做一种“幸运”，那样洒脱，那样无畏。

诚然，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战争下的每个人都逃脱不了厄运。

1941年5月，赶上丈夫公差的日子，6岁的女儿突然肚子疼，高烧不退。

张允和慌了神，一家人当时住在乡下，交通不便，又无药可医，当她想方设法将女儿送到城里的医院时，已经无力回天。

女儿的突然离世让张允和一夜之间将眼泪哭干，周有光得知噩耗，亦如晴天霹雳一般，从此夫妻二人再也不在家人面前提起这件伤心事。

失去女儿后，夫妻俩把全部的爱都倾注在了儿子的身上，彼时的周有光已经调到新华银行，收入颇丰，一家人也迁居到成都，住进了洋房。

然而，看似恢复了平静的生活，却暗藏汹涌。

1943年的一个傍晚，儿子正在院中玩耍，不知从何处飞来的子弹，突然击中了孩子的肚子。

张允和闻声冲出家门，儿子倒在地上，衣服和双手都被鲜血染红，一刹那，仿佛有什么东西突然从她的身体里抽离了出去，只觉得一阵晕眩。

迅速冷静下来的她，急忙和房东一起将儿子送进了医院，手术后才发现，孩子的肠子被打穿了6个洞。

她不明白，为何厄运总是接二连三地降落在这个与世无争的家庭上，而每每这时，她的丈夫却又一次不在身边。

她只得托人给正在重庆出差的丈夫打长途电话，要他马上赶回来，在这之前，她只能独自扛下这里的一切。

手术后的孩子还未脱离危险，张允和三天三夜没合眼，寸步不离地陪在儿子身边，女儿没有了，她不能再失去这唯一的孩子。

当周有光冒着大雨赶回到医院时，妻子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好在儿子挺了过来，转危为安。

抗战八年，他们失去了女儿，儿子又与死神擦肩而过，全家人一次次死里逃生，能活下来，已是造化。

八年间，为了躲避轰炸，全家人竟搬家36次，这段不堪回首的经历给周有光夫妇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也让他们更加珍惜当下的时光。

当生活真正稳定下来，周有光成为一代语言大师，成为“汉语拼音之父”时，张允和已是年逾八十的老人。

经过了一生的跌宕起伏，她每天仍是与丈夫娇娇闹闹，遇到口舌矛盾皱一皱眉头，丈夫就不得不“缴械投降”。

夫妻二人上午一道茶，下午一杯咖啡，每天她都要将杯子高高举起与丈夫的杯子碰一下，那清脆的一声“叮”，是对过往的坚定，也是对当下的执着。

她的嘴角始终上扬着，仿佛那些惨痛的时光，从没在她心中留下过伤疤。

诚然，出身富贵之家，年轻漂亮，谁都可以优雅，难得的是经历过磨难仍旧风度翩翩，走出过生死依然诗情画意。

早在50岁那年，她便因为严重的心脏病被医生判处了“死刑”，医生认为她随时都会死掉，但这位“二小姐”的命却硬得很。

几十年过去了，误诊的医生都已不在人世，她却还在顽强地活着，并且有滋有味。

“我总是能在危难关头，想到一些有趣的事。”张允和常说，自己举重若轻的心态，与丈夫如出一辙。

她一生得体优雅，年逾九十仍保持着大家闺秀的端庄与新女性的活力。

她喜欢旗袍，对中式服装很有自己的见解，但如果周有光说哪件衣服不好看，她就绝不会再穿，因为“女为悦己者容”。

她的发型也有讲究，看起来精致又精神，旁人却猜不透其中的奥秘，这是一款她为自己设计的发型，保持了二十多年，每天早上总要一丝不苟地进行梳理。

即使在家，那如玉的手腕上也总是会有一块细皮表带的手表，无论何时何地，她总是透着一个完美女人的精细。

也许有人会说，张允和是天生的富家小姐命，即使经历过战争的磨难，骨子里也依旧是那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千金”。

其实不然，张允和在生活中很有一套，不仅烧得一手好菜，而且持家理财有方，相形之下，周有光却是个“甩手大掌柜”。

尽管为周有光管了七十年的账，他的吃穿都是由她一手安排的，但她也不得不笑着承认，他养了她五十年。

自从1952年她被迫失去了高中历史老师的工作，她就专心在家从事昆曲的研究。

每每有人称赞她是20世纪最美的女性时，张允和总是微笑着，用英文说“谢谢”，周有光听到这话，总会跟着偷偷地笑：“她是个很聪明的人，这辈子只做了一件傻事，就是嫁给了我。”

张允和常说，做女人要做到“三不”：不要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不要拿自己的错误惩罚别人；不要拿自己的错误惩罚自己。

不得不说，在任何时代看，这“三不”都充满了人生智慧。

时间的流逝并没有让张允和变得沉默，反而让晚年的她愈发活跃，甚至还饶有兴致地做了起家族事业。

《水》是早年间张家姐弟们办的家庭刊物，完全是自家人写，自家人印，自家人看，这也成为了中国独一无二的油印家庭文学刊物。

从两人恋爱的时候起，周有光就为《水》义务打工，谁承想，70年过去了，《水》竟然复刊了。

主编张允和仍旧请周有光打工，同样的刊物，同样的人，时光荏苒，恍若隔世。

这位“打工仔”不仅教会了“主编”使用电脑打字，还要随时等候被抓去解决突发问题。

端庄、洒脱、勇敢、幽默，在张允和的身上，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女人优美的集合，她满意这一切，从不留下一点遗憾。

2003年4月30日，是张允和与周有光结婚70周年纪念日，但是“二小姐”却没有等到这一天。

2002年8月14日，张允和安然去世，从容走完了一代闺秀93年的传奇人生。

周有光在妻子的遗著《浪花集》的后记中这样写道：

“突如其来的打击，使我一时透不过气来……但是，我只有服从自然规律！原来，人生就是一朵浪花！”

是的，在时间无尽的沧海中，生命就像一朵浪花，转瞬即逝，她将优雅带入了另一个世界，也将美丽定格在了这现世的天地间。

她来的时候不慌不忙，走的时候也安之若素，“死”未尝不是另一种“生”。

也许她已经迈向新的路途，就像那年春天通往灵隐寺的山路，沿着溪水向上，再向上，行至水穷处，坐看云起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