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仲宝，原越军第一军区第346师第246团第3营（该营战后被越南国会授予“人民武装力量英雄”称号）通信排无线电班班长。他的回忆录《高平前线-1979年2月》，是极为少见的越军老兵对1979年中越边境战争的长篇回忆，是了解当时越军情况的重要资料（他作为上传下达的通信兵，对作战情况非常熟悉）。现将其回忆录全文翻译连载，供有兴趣的读者参考。

听完营政治员（相当于我军的营教导员）黄国营的介绍，我很受感动。作为负责无线电通信的人，我必须在在最艰难的情况下保证通信联络。有的连队遭到猛烈攻击伤亡惨重请求撤退，有的连队指挥员伤亡殆尽，有的连队弹药几乎打光……形势极为严峻，中国军队到处进攻，有的时候我听到报告就慌了，但政治员黄国营还是沉着冷静地处理情况，他也一直鼓励我，让我冷静地保持联络。我尽力处置各种情况，以确保战斗中通信联络的畅通，尤其是当中国军队实施无线电干扰的时候。

我打开电台进行联络时，中国军队经常会进行干扰并监听信息。我们使用的884电台是中国制造的，在抗美救国战争期间援助给越南，所以他们非常清楚怎么实施干扰。为了准备第二天的战斗，营指挥所临时组建了一个排去增援第10连。通信排有线电班班长何忠利被任命为排长，这个排由通信排，运输排和炊事班的十几名士兵组成。在集合完毕之后，何忠利立即率领部队奔赴阵地。

2月21日，何忠利指挥他的排与第10连的弟兄们并肩战斗，守住了阵地。通信排排长范华未也被任命为战斗连队的负责人。 我不知道自己的任务是什么，要去加强哪个战斗单位，因而有些坐立不安，政治员黄国营问道：“怎么了！有紧急情况吗？”我站起身来说：“报告首长，没有。我只是想知道我要去增强哪个作战单位？”他看了我一眼，说：“你必须留在营指挥所，负责为指挥员传达信息，明白吗？明天的局势将非常紧张！”我于是坐下来，把枪靠在洞壁上。

营指挥所的许多人已经出发增援作战部队，县委洞穴里的士兵很少，主要是伤员，还有一些侦察兵、通讯兵、后勤兵和运输兵，他们要为营指挥员指挥战斗提供保障。晚上八点左右，我们接到从朔江镇撤退的命令。营政治员黄国营立即召集其他干部开会，商讨撤退方案。一张地形图铺在地上，微弱的手电筒光照亮了地图上的等高线。指挥员们正在讨论撤离朔江镇的方案，他们的头发乱糟糟的，面容十分憔悴，经过将近一个星期的激烈战斗，他们目睹了太多的牺牲、失眠和饥饿。

对于一支损失惨重，几乎精疲力尽而且还有很多重伤员的部队来说，想要制定出一个尽量减少损失的撤退方案并不容易。营指挥所的位置已经暴露，中国军队紧紧地包围了朔江镇。他们的部队占领了505高地和县委洞穴对面山上的武装公安屯，以及那迎村，严密地监视着第3营的所有行动，他们向县委洞穴主洞口和第3营在朔江镇的防御阵地无情地宣泄着火力。

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黄国营政治员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我们先从主洞口撤退到邮局前面，再沿着那迎村左侧的沟渠穿过田野，撤到朔江镇西南侧石灰岩山区的弄围。如果我们在撤退过程中被中国军队发现，就要坚决开火打开撤退的通道......听了政治员的话，大家窃窃私语。如果从主洞口方向撤退，那将是一次真正的突围，一条真正的血路。

中国军队已经占领了那迎村，他们的坦克停在朔江镇的很多地方，这条撤退路线要从中国军队的中间穿过。我们都很清楚这一点，但是没有人反对。因为大家都明白，虽然从侧洞口撤退更加安全，不容易被中国军队察觉。但是侧洞口面积狭窄，山势又很陡峭，一个健全的人行动尚且不易，更不用说伤兵担架了。

接下来，营助理参谋裴德寿开始向在场的所有干部战士介绍具体的行动计划。按照计划，我们将分为三、四人一组，携带武器装备，抬上伤兵担架，趁着中国军队炮火射击的间隙，在两三分钟之内，迅速通过主洞口至沟渠北侧入口的200米距离，然后沿着沟渠穿过田野上山。

侦察班走在最前面负责为整个撤退编队开路，前面的人掩护后面的人，当被中国军队发现时，每个小组要一边战斗一边撤退，把中国军队阻击在山脚下。第12连将在必要时派出部分兵力支援撤退编队拦截中国军队，并将营指挥所和伤员接到山上。我明白这样分散编组的好处，如果被炮弹击中或者遭到追击，损失会更小一些。整个行动由助理参谋裴德寿负责组织实施，侦察兵掌握情况，工兵探测地雷，排除障碍物......

作者为历史学硕士，大学讲师，专注中越战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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