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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国炳，这个名字如今可能很少有人知道，可在红军时期，他却是显赫一时的名将，国民党甚至还出过2000大洋的高价悬赏他的人头。

但是，这样的一名将领却突然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甚至到了沿街乞讨的地步也没有再去找过组织。

在熊国炳的身上，究竟发生过什么事呢?

1933年，川陕第一次苏维埃大会在通江召开。

在这次大会上，刚刚成为党员一年的熊国炳成为了大会的主角，不仅在讨论大会上提出了许多颇具建设性的意见，而且还在大会上扯着嗓子唱起了《穷人歌》等革命歌曲，让在场参会的代表们群情激动。

毫无意外，熊国炳以全票通过的成绩成为了刚刚成立的川陕省主席。谁能想到，这个红军的“大领导”，在几年之前还是一个拿着柴刀在山里生活的“山里人”。

中医

熊国炳是四川通江人，出生在熊家湾，因为家中贫困，他在十多岁的时候被“过继”给了隔壁县的中医熊邦杰当继子。

从姓名上就可以看出来，两家人其实都是熊家宗族中的亲属，所以熊邦杰对待这个过继来的儿子视如己出，不仅教他识字，而且还带着他上山采药、学习中医知识，虽然生活并不富裕，但那一段生活还是让熊国炳最为开心快乐的时光。

生活总是不喜欢让人如意，熊国炳的生活也是这样。

16岁那年，养父为熊国炳说了一门亲事，正当熊家沉浸在喜悦中时，他的养父在一次出诊的途中意外溺水身亡，养母因为过度悲伤也撒手人寰。

采药

让熊国炳也没有想到，原本相处得还比较融洽的族人见养父母突然去世，竟然勾结了当地的保长强行霸占养父的家产。

无奈之下，熊国炳只能投靠岳父，外出打工维持生计，他当过伙计、抬过滑竿，还经常效仿养父进山采药顺便打一些野物卖了还钱。

或许是生活的故意安排，让熊国炳在一次打猎途中认识了伪装成商人的红军侦察员刘涛。听着刘涛口中讲述的共产主义思想，熊国炳认为自己找到了应该走的道路。

从那之后，熊国炳成为了刘涛在当地宣传革命思想的助手，也是当地打土豪分田地运动的积极推动者，当乡里面进驻红军之后，他毫不犹豫带着当地的年轻人参加了赤卫军。

张国焘

很快，熊国炳对于革命的热情和出色的工作成绩便引起了包括张国焘等中央领导人的注意。

1933年，对于熊国炳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一年，在2月时成为党员、随后成为川陕常务委员、省政府主席。

原本那个在山里挖草药的糙汉子，在沾上革命的火种之后，已经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熊熊的火炬，在点燃自己的同时也让别人感受到了光和热。

熊国炳的“主席”并非浪得虚名，不仅打通了从通江到巴中、南江等地的4条交通干线，还在10天之内接连成立6个县地的苏维埃政府，并且带动当地的百姓发动了大规模的土改运动。

红军有了粮食、农民有了耕地，与之相反的则是国民政府对他的痛恨，当时四川军阀刘湘对他的通缉令上清楚写着“人头2000大洋”。

1935年，红军撤出四川，国民党部队趁机对红军以及红军的家人进行反扑，熊国炳的妹妹、弟弟以及他的亲生父母都在不同程度受到了国民党的迫害，他的两个儿子被杀害，妻子也死在外逃途中。

尽管内心十分悲痛，但熊国炳已经铁了心要跟着红军走，就绝对不回头。不过，并非所有的人都像熊国炳那样对革命有着火一样的热情，张国焘就是一个希望通过革命手段实现自己政治野心的人。

正是因为他的错误思想，直接导致了党和中央红军的一些领导人受到冲击，并且直接造成了中央红军被迫撤出四川开始长征，而且还成立了所谓的“西北联邦政府”。

对于张国焘的决定，性情直率的熊国炳当着众人的面表示反对，直言这就是与革命背道而驰。

如果换成旁人，估计张国焘早就捏造一些罪名扣帽子、打板子，但是张国焘顾忌熊国炳在百姓和红军中的威望，并且认为他就是一个“大老粗”，所以只是对他进行“边缘化”处理到后方去管理后勤。

然而熊国炳并不知道，这只是他“不幸”的开始。

1937年年初，西北军阀马步芳率领重兵向红军扑来，面对数倍于自己的“马匪军”，红军只能选择突围撤退。

熊国炳带领200多人的后勤人员在3月18日到达了肃南县的老虎沟。

老虎沟之所以被称为“沟”，主要是因为这里东西两侧都是山，形成了一道天然的“水沟”，当时沟里面的积水已经冻成了冰川。

当地的“马匪军”得知红军撤退路线之后，提前在两侧架设上了机枪，还在冰面上撒好了煤灰、羊粪，早早设好了一个埋伏圈。

3月20日，并不知情的红军队伍进入了敌人的埋伏圈内，很快就被敌人的机枪火力覆盖，紧接着被成群的马队冲散了队伍，不得已只能选择分头撤退。

这一支红军队伍原本就不是主力作战队伍，再加上敌人的火力凶猛、人数众多，战斗很快就呈现一边倒的态势。

子弹打没了就用拼刺刀、用石头砸，甚至还有的人用脚下的碎冰当作石头去砸冲过来的战马，然而这一切却无法挽回败局。

战斗中，熊国炳被炸晕后倒在雪坑里侥幸躲过搜查，被救醒之后他为了掩护战友转移资料继续战斗，在投出最后一颗手雷之后被俘。

敌人见熊国炳年纪较大、穿着破烂，一看就不像当官的样子，于是就把他当成普通的伙夫关了起来。

好在敌人队伍中也有被抓来的壮丁，他们同情已经受伤的熊国炳，趁敌人看守疏忽时偷偷把他放了出来。

这一战，一百多名红军当场战死，六十多人重伤被俘之后遭到敌人残忍地活埋，熊国炳因为没有确切的下落，而成为了“失踪人口”，这一失踪，就是23年。

从敌营逃出的熊国炳身上带着伤，在冰天雪地的祁连山中不知道走了多少天，也不知道在讨饭途中饿晕了多少次。

他并不是没有饿过，以前他在长征过草地时也常常挖草根、吃树皮，只不过现在他的身上已经伤痕累累、身旁已经没有了战友，他更冷、更累，是从心底的那种冷。

熊国炳是幸运的，在又冻又饿时被村民收留，不仅给他饭吃，还给他弄了些草药治疗脚上和身上的冻疮。

不过，熊国炳知道“马匪军”现在正在到处抓捕红军，徐向前、陈明义以及熊国炳的名字和画像都被贴在县城的路口，自己继续留在别人家只能给人家带来灾难，他草草道谢之后，继续了自己的“逃亡生涯”。

为了活下去，熊国炳白天在县城外的一家酱醋坊里面做帮工赚钱买药，晚上只能躲到郊外道观的神像后面过夜。

时间一长，熊国炳被道馆里的道长发现，不过道长并没有举报他，而是给他弄了一间客房，还经常和他谈心。

道长的规劝，让熊国炳逐渐有了留在本地，边生活边打听队伍消息的想法，道长见他为人老实忠厚，还给他介绍了一名当地丧夫的寡妇结为夫妇。

就这样，熊国炳把名字改为张炳南，和妻子一起经营面馆兼卖一些油盐杂货，在当地安下了家，过起了安生日子。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日军虽然没有占领甘肃，但国民政府却加大了各种赋税，为了能够增加收入，熊国炳一家又回到了酒泉谋生，就这样在平淡的生活中一直过到新中国成立。

当听到解放军一路凯歌连战连胜的消息时，熊国炳心里十分高兴，也十分激动，但是他始终压抑着心里的感情。

当解放军队伍开进酒泉时，已经五十多岁头发花白的熊国炳，还是忍不住热泪盈眶，不过他也没有主动去找组织，依然经营着自己的小摊位，过着小老百姓的生活。

1951年，当地人民政府进行人口基本信息登记工作，熊国炳看着信息调查表犹豫了很久，还是在上面写下了自己在红军时期的姓名、职务，以及与红军队伍失去联络的时间和原因。

这并不是他想要从政府和党中央“要奖励”，而是他认为那毕竟是自己曾经的经历，这些没有必要向党和政府隐瞒。

因为有了老道长和一些农民的证明，当地政府能够确定他红军的身份，但并不能确认他“主席”的身份，所以暂时先给他安排了县医院勤杂工的临时工作，还有很少的一部分补贴。

熊国炳对这些并不在意，他欣然接受了这个职务，并没有向上级部门反映对自己的“不公”。

三年困难时期，百姓们的生活过得很艰难，当时有人问熊国炳：“当初你们红四方面军的领导还健在，你以前的部下当大官的也大有人在，为什么不去找一找他们？给你自己也给我们找点好处呢？”

对这样的疑问熊国炳不知道回答了多少次，他的邻居问过，他的妻子也问过，但是他的回答却只有一句话：“当初战斗失败，那么多的战士都牺牲了，我不能说没有一点责任。再说我现在这么大年纪了，又不能给国家继续做什么领导工作，就不要再给国家和老战友们增加包袱了。”

就这样，熊国炳继续当着他的“平头老百姓”，一直到1960年去世，他这名红军时期的名将，一直“消失”了23年。

其实，中央一直没有忘记他，也一直都在寻找他，只不过当时分散时“马匪军”封闭得很严，再加上他也几次改名，所以给寻找他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当中央得到地方汇报时，他已经去世多年，留下的只有当初他留给弟弟的八角帽，还有百姓口中对他过往的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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