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健原名马振经，字为久，1897年出生在山东省费县流峪镇乐平庄（现属平邑县）。童年时就读当地私塾，读书勤奋成绩优良，常受老师表扬，后因家境不佳辍学回家务农。
1918年，马健在本村当教师。他教学认真，对学生一视同仁，受到多数家长的好评。曾有一富家学生打了一个穷学生，富家学生家长却硬要穷学生向他赔礼道歉。马健据理力争，批评了富家家长。最后，有势的富家家长被迫向穷学生家长赔了礼道了歉。百姓们为此拍手称快。
两年后，马健告别了教书生涯，只身到奉天当了一年多的码头工人，对工人的痛苦有了切肤感受。码头工人一天拼命劳动十多个小时，而工资却少得可怜，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牛马不如的日子。而资本家却残酷地压榨工人血汗，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世道太不公平了！他心中初步萌发了仇恨剥削的种子。
后来其父找到了他，叫他回村务农，但他还是不甘心现实生活。当时马健不懂什么叫政治，什么叫阶级，只感到社会不公道，太黑暗，因此多方寻找救国救民的出路。
听说有个小“家礼”，也称“三番子”的组织是办好事的。他即去参加。可是进去之后，一看并不是那么回事，随又自动退了出来。这时他太苦恼了，一度产生厌世念头，甚至跑到庙里想出家当和尚。结果又被父亲找了回来，无奈又在家务农。
马健是个敢说敢做的人。1922年冬的一天晚上，来了三四十个土匪打劫乐平庄，被东门打更的发现，即用土枪发警报。马健在睡梦中惊醒，马上从床上起来，随手拿起一支汉阳造第一个冲上东门岗楼，向土匪猛烈射击。这时全村人也都拿起大刀、土洋炮等武器迅速投入战斗。这时天已快亮，土匪眼看已攻不下庄子，只好弃下几具尸体狼狈地逃走了。
不久村里改选村长，全村人都说马振经胆子最大，打土匪最能干，办事又公道，一致选他当村长，马健难却乡亲们的诚意，只好领受。
乐平庄归南阳社管辖（当时的社等于后来的乡），社长都是有钱有势的人，尽干欺压百姓敲诈勒索的事，吃喝玩乐无所不为。马健对这些人的所做所为很反感，说了些不满的话，这就闯下了祸。这些坏家伙将马健的言行禀报到了旧费县县政府，县里就将他押到城里，足足关押了三十六天之久。但他并没有屈服。回村后，不想再当村长，但乡亲们不依，只好又当了几年。
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开始。1938年日寇先后占领了费县等重镇，马健在中共费县地下党组织崔晓东、高锡贵等同志的教育帮助下，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看清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抗日的，心里亮堂了，下决心要跟着共产党走。1938年7月在费县唐村区古路沟，经崔晓东介绍，马健加人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入党后，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他开始筹建抗日武装。当时参加组建的有高锡贵、诸葛子范，赵仲三、赵登礼（即赵寿亭）等同志。大家推荐马健为召集人，然后各人分头利用各自的影响和关系开展活动。
经过几个月的工作，吸收了六七十人。1938年冬天，抗日游击大队正式建立起来了。在成立大会上，马健被推举为大队长。到了1939年春，这支抗日队伍发展到240多人。有了人却缺乏武器，火器更无。
马健把家里唯一的一支汉阳造交给了部队，站岗放哨轮流着用。后来有人把这条枪叫做是费县抗日游击队的起家枪。有的战士还编了顺口溜：“汉阳造，真正好，抗日队伍少不了，打鬼子呱呱叫，打得鬼子跑不掉。”可见那时武器缺乏的情景，也反映了革命战士对武器的渴望。游击队活动范围主要在流峪、常庄，丰阳、丰山一带，逐步创建了抗日根据地。
1939年3月，驻扎在常庄的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部对费县抗日游击大队进行整编，正式命名为八路军山东纵队费县第三抗日游击大队，任命马健为大队长，并发给八路军“臂章”，还指示要按照八路军建军原则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纲领，把三大队建设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
纵队还指示，为避免受到国民党的限制臂章暂缓戴出，但战士们过于兴奋，抑制不住都公开戴上了。这样一来，有些有钱势的财主就骂三大队是溜山贼，有些富裕的亲戚对马健也不理睬了。
眼见三大队跟定共产党，国民党更是恨透了。临沂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张里元妄想吃掉它，提出要改编，被拒后，又指使三大队驻地所在旧乡长断绝给养，企图迫使马健乖乖接受改编。但马健根本不理睬这一套，一面揭穿对方的阴谋，一面在流峪、丰阳等根据地，自力更生，自筹给养。因为得到群众的支持，一切困难迎刃而解，国民党的阴谋没有得逞，而三大队继续得到发展壮大。
1939年7月，马健被选为费县五区区长（即旧天宝区）兼任三大队大队长，配合主力部队六八六团打开天宝山的局面，创建天宝山抗日根据地。
10月，中共尼山特委在费北组建八路军山东纵队津浦支队第三团，费县三大队被编为第二营，马健被任命为二营营长兼任五区区长。
最困难最危急的关头，最能考验人的革命意志。马健经受住了多次这样的考验。
1939年11月间，三大队整编为第二营后，革命声势日渐扩大。敌人不甘心失败，惯匪刘黑七以抗日为名，行反共之实，派刘士明（即刘货郎）带了一个团的兵力突然包围三团驻地。三团团部事先准备不足，在敌强我弱情况下，除部分人员突围外，团长及二百多战士被俘。
二营一下子失去了与上级的联系，处境极困难。但马健抱定跟着共主党走的决心，带领二营回到流峪、四开山、丰阳、丰山一带单独坚持对敌斗争，巩固和发展了这块根据地。
战争形势千变万化。从1939年至1942年底，费南县斗争形势极其严峻，进入了抗日战争最残酷，最困难时期。
日伪顽加惯匪刘黑七，在费县、平邑、城后，白彦等重镇的敌对势力有万余兵力。碉堡林立，据点交错，所有交通要道被控制。日伪还频繁向我费南根据地进行分割，蚕食，扫荡，实行惨无人道的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1940年冬，日伪军一次就烧了五十五个村庄，使一万五千余人无家可归，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由于敌强我弱，革命形势处于低潮，根据地缩小，成了“一枪打透的根据地”。马健以自己坚定的意志，先率领二营，后带领县政府和县大队在这险恶的环境中，坚守着狭小的根据地，巧妙地同敌人周旋，一直坚持到山东纵队一旅三团奉命进住费南县，形势变好，使日伪顽企图消灭这块抗日根据地的罪恶阴谋彻底失败，抗日战火又燃烧得更旺了。
二营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多次粉碎日伪顽和刘匪的包围合击。马健指挥过不少著名的战斗、打过许多次漂亮仗。敌人对他恨之入骨，把他当成死对头，千方百计地想搞掉他。
1940年冬，马健带领一部分干部到二区帮助指导工作。二区公所和区中队共有一百余人驻在黾山子。惯匪刘黑七发现后，连夜派驻在大东阳的匪二团五百余人突然包围了黾山子，马健得到哨兵报告，指挥队伍奋起应战。
虽敌众我寡，但我战士士气高昂，在马健指挥下，前后打退了敌人三次进攻，一夜激战到拂晓，毙敌三十余人。匪二团狼狈逃走。
敌人见硬的不行，就悬赏捉拿马健，赏银一万二千大洋。
1941年秋，马健带领干部战士三十余人到历东区帮助工作。一天夜里，他们住在老丘峪，被坏人告密，刘匪派了七百多人包围该村，还对其部下下了死命令：“这次一定要逮住马振经，逮不住活的也要抬死的来。逮住马振经等于消灭一个团。”
敌我兵力相差太大，不宜硬拼，马健当机立断，指挥组织分散突围。他在警卫员王巧则的掩护下，顺着小河沟向外冲击。迎面冲上来几个敌人，被王巧则一梭子弹压倒，两人飞快的突出了重围。马健在这非常危险的境况下，又一次脱险了。事后，刘黑七把他的二团团长大骂了一顿。
1941年8月马健任费南县县长。1942年7月，三团王吉文团长和县委书记及马健研究决定，组织三团主力和县大队打掉刘匪侵占的我中心根据地南大顶。
经一夜激战，我军一举歼灭该敌。这一战果，吓坏了其他匪徒，盘据在小崮子上的刘匪不战而逃，费南形势迅速好转，根据地又迅速壮大起来，一、二、五、七区都联成了一片。我军民继而又粉碎了日伪多次扫荡，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到了一九四三年，费县最困难时期过去，进入了准备反击的新阶段。
补充：
1947年春，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马健和县委书记木森率县、区武装配合主力部队作战20余次，歼敌千人，俘敌400余人，摧毁伪保公所10个。1948年2月后，马健调济南市第十区任区长。不久南下到上海，先后任中共上海市邑庙区委书记兼区长、中共上海市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等职。文革中马健遭受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于1974年4月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