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知道为什么战地要带接生婆吗？
当年郑和下西洋，船上除了两万正规军，还有一种职业人——接生婆。
在当时，很多地方的医疗技术比明朝差。他们去了以后，能帮当地妇女接生，同时也能和当地人打好关系，必要的时候是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战争。
在援老抗美时期也有个男孩，加入部队参加战斗，却被要求成为一个战场上的接生婆。
他一生的任务，就是保护那一千个孩子和母亲。
20年的12月，我们一群六七十岁的老兵，在云南文山聚会。按照约定，所有聚会人员都带上了自己最有意义的纪念物。
战友们带来的有立功证书，有用打下的敌机残骸做成的小手枪、碗筷，还有中央发放的参战纪念章，荣获先进工作者的荣誉证书等等。
一堆勋章和证书里，只有我的纪念物格外显眼。
那是一只破旧的草绿色军用药箱，仅仅鞋盒大小，外表是塑料布，能防水。
有的战友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带这么一只箱子。我看着它，一幕幕往事浮现在眼前。
当年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我正是背着这只药箱，接生了许多孩子。
我作为医务兵，跟随部队去老挝的时候，还是个二十岁的小伙子。
1968年5月8日深夜，我们先遣连脱下军装，换上老挝军队的服装，乘坐伪装好的汽车，秘密朝老挝边界进发。
连队刚到老挝，被下达的任务是要和当地百姓打好关系，为后续部队的进入做好工作。
但来了几天后，虽然路经了十多个寨子，可就是见不到老百姓。这让我们不仅不能进行宣传工作，而且了解不到敌情，十分危险。
在老挝的罗东钦
入夜，原始森林被夜幕笼罩。部队在森林里宿营，指导员把老挝向导叫来，向他打听老挝老百姓为何不愿见我们，现在做什么最有效？
向导想了想，手不停地摸头发，良久才说，老百姓回避你们是由于敌人做了反动宣传，而最有效的反击，是在遇到临盆的妇女时帮她们生下孩子，因为老挝缺医少药，又讲迷信，小孩出生率只在50%左右。
指导员向他道谢，并告诉他，如见到有生小孩的妇女，可以告诉我们，我们有医生。
说完，他把连队做卫生员的我和军医一起叫去布置任务，让我们今后遇到有分娩的妇女，特别是难产的，一定要及时去做抢救工作。
指导员特意拍了拍我的肩膀说，这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不要害羞。
可是要在老挝接生并不容易，那里相对落后，人们普遍相信巫婆，接生也不例外。我第一次救回一个孩子时，就被巫婆带着一寨子的人围攻。
那是在一个茅草屋，一个年轻妇女躺在床上，大汗淋漓，不停地流泪，身旁躺着一个婴儿。她的丈夫跪在地上，不停地磕头。
旁边一个老年妇女对他们说，男孩已无缘活在世上了，我招魂两个小时，没有用，说完转身就走了。
我走到婴儿旁，用手摸了摸它的鼻梁，又用手掰开嘴唇，然后摸了摸胸部，判断新生儿只是被口腔中的分泌物阻塞了呼吸。
我立刻嘴对嘴吸出分泌物，婴儿立刻哇哇大哭，活了过来。我很高兴，心想回到连队后一定会受到连长表扬。
谁知我回到驻地的时候，老百姓男女老少一百多口齐刷刷跪在连部，高喊着什么。
看我走过去，其中一个头戴黑色绒布帽，帽顶上野鸡毛，身穿黑色长衣，手持杏黄扇子的老年妇女冲了出来，拽住我的手，不停地说我们听不懂的本地话。
连队的翻译来了之后说，老年妇女是寨子里的在巫婆，寨子里的人都靠她的巫术求平安，下午她认定婴儿已经死亡，而我又救活了婴儿，因此断定我有妖术。
这时寨子里的族长因病死亡，让她觉得我们能救活婴儿，代价是让族长失去生命。现在大家来求情，希望让婴儿死去，族长活过来，一命换一命。
我用医学知识救人，没有什么妖术，根本不会起死回生。但我怕自己不去，巫婆会出阴招儿，害死好不容易救回来的婴儿，所以立刻答应去寨子里看看。
军医和我一起来到他们的寨子，族长的尸体就停放在寨子坪里的聚事厅，尸体上盖了床毛毯，已停放一天，准备按习俗进行水葬。
军医蹲下去，摸了摸死者手腕，又翻看了眼睛，再用听诊器听心脏，发现还有微弱的心跳，他立即叫巫婆将尸体抬进屋。
军医发现族长患的是急性疟疾，因高烧昏迷，所以给他进行了治疗。
我们整整守护族长一晚上，第二天天亮，族长奇迹般坐了起来。他的妻子儿女跪在我面前叩头致谢。
这次事件之后，我才明白在当地开展工作有多困难。连长要我去帮助妇女分娩，可是当地从来都是女性接生，没有男性接生的先例。
老挝属亚热带，最常见的病一般有肠炎、痢疾、疟疾。我和战友们只能频繁给当地人看病，获得他们的信任后，才能有机会给妇女接生。
6月的一天，我们正在一处寨子里做好事，突然天上出现了飞机轰隆隆的声音。八架美国鬼怪式飞机朝我们投下一颗颗巨型炸弹，又低空机枪扫射。
连串炸弹在身边炸开，落下的流火瞬间点起滚滚浓烟。
接连不断的爆炸声几乎将人震得双耳失聪，但在地上的战壕里，仍能时不时听到战友被弹片炸伤后支离破碎的呻吟。
我循着这些声音不停地在战壕中穿梭，撕开一个个急救包，为战友包扎。
又是一声巨大的爆炸，我听到一声熟悉的惨叫，整个人激灵一下，立刻冲了过去。
这次倒下的是黄西林，我们部队的老卫生员，在他被飞溅的弹片击倒之前，他还在为一个受伤的战友包扎。
我试图用绷带将他受伤的头部缠紧，却没有什么作用，鲜血几乎遮满了他的脸。
他抓住我的手，说出来人生中最后一句话："小罗，寨子神龛阁下的防空洞内，有个孕妇……"
话还没说完，他头一歪，闭上了双眼。
我悲痛欲绝，夺来战友的步枪，朝着在天空中高高盘旋的飞机连开三枪，最后颓然坐在地上，仰望着飞机越飞越远。
太阳西坠的时候，我向连长说了黄西林牺牲的经过和他的临终嘱托，但刚一提出想去神龛阁帮孕妇接生的想法，立刻遭到了战友们的反对。
天已经快黑了，又要穿过战场，除了什么都看不清，他们更担心在路上遇到埋伏的特务，如果敌机回来继续轰炸，连躲都没地方躲。
况且随着我们一路行军，美军一直在头顶轰炸，老百姓也见到我们就跑，也许等我们赶到，孕妇已经和家人跑了。
我知道，每次我去接生都要有人给我做保镖，但战友们似乎都不愿意做这份差事。
我的战友都年纪轻轻，没进过产房，也不清楚接生是怎么一回事。
除了不好意思，大多数人都觉得接生是女同志的事，让他们给我当保镖，不如给他们派一些其他任务，多干点活。
还有说法，在战场上打仗的人，给妇女接生之后会变倒霉，不吉利。在国内，接完生之后要讨红包，插红旗，去去霉气。
每次都有人说，下次不要派他来了。
以前也就算了，但这一次我却比以往都渴望去，因为这是黄西林的遗愿。连长也是考虑到这一点，最后还是派了一个班的战士做护卫，与我同去。
我入伍不久就认识了黄西林，那时我经常遭到战友的讥笑，就因为我是一个特殊的医务兵，要给妇女接生。
我出生在湖南农村，因为发小高烧成了痴呆，我从小发誓要做医生，救死扶伤，帮人看病。
但当时正值文革，只有上工农兵大学才能当医生，而上大学则需要靠乡镇推荐，一个镇只有零星几个名额。
好在从部队回来的哥哥告诉我，部队和外面不一样，大家对当医生根本不感兴趣，只要跟上级申请，很轻易就能当医务兵。
1968年3月2日，我如愿入伍，从湖南出发，到达云南边防部队，成为部队的卫生员。
就像哥哥说的，部队里没人愿意当医生，几乎所有人都理所当然觉得，只有上战场杀敌才叫战士，谁杀人多谁功劳大。
至于医务兵，只能给人包扎疗伤，自然与立功无关。
在新兵发枪仪式后，别的新兵收到的是长长的步枪和手榴弹，但我收到的是只绿色药箱，武器也只有一把防身用的手枪。
尤其药箱里有本《妇产科学》，被同乡翻出来后，故意笑嘻嘻地问我，一个大男人还为妇女接生小孩？
我心里也尴尬，不知道怎么向他们解释。
之后，我需要看更多的妇产科书籍，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风言风语。
不但有人跑到我们宿舍乱翻，还总有人把那些书偷偷拿走去看。甚至有人故意坏笑问我，是不是在想什么不该想的东西。
我只好一遍又一遍跟这些人解释，这是我的业务书，我是为了学习知识，提高业务能力。
为了不让其他人再拿走书，我只能把书藏在枕头下面。
就在这时我认识了黄西林。
一次战友又说我的时候，他上来解围，告诉那些嘲笑我的战友，我们学习这个就跟你们扛枪一样，你们的武器是子弹，我们的武器是针头。
“帮人看病，救死扶伤，实行人道主义，就是我们医生的战争。”
他大我四岁，早我几年当兵，经验丰富，我直接管他叫哥。
他总开导我，让我不要把妇产科的书当成黄色小说，学这些妇产知识不仅是我们必须完成的一项任务，更能帮助到老百姓，在关键时刻甚至能救人性命。
我也向他请教，比如战友发高烧了应该用什么药，蚊虫叮咬血液不行了应该用什么药，还有接生时遇到的种种状况，他都会一一讲给我听。
后来，我特意和黄西林搬到一个通铺，整天吃穿住行都在一起，相互之间亦师亦友。有时他衣服脏了我还想抢着帮他洗一洗，但他连这点“学费”都不肯收。
罗东钦（右2）在向战友请教医学知识
在老挝，我们常有长时间的行军，有战士体力不支，就会掉队。而环伺在周围的特务，看到落单掉队的战士就会趁机将其暗杀。
有一次，黄西林发现我掉队了，他本已到达目的地，又回来接我，多走了一公里路不说，还把我的背包抢去扛在身上。那一次，是他硬拉着我走回了连队。
可以说，没有他就没有我。
现在他被敌人炸死了，我在一旁无能为力，就像当年我看着那个发小烧成痴呆，无能为力。我比以往更加急切地希望自己有一种能力，能帮助别人远离痛苦。
从战场到神龛阁有一里多的路，需要跨越刚遭受完轰炸的战场。没来得及清理的战场同样危险，除了随时可能倾倒垮塌的建筑，还很有可能会踩中尚未爆炸的炸弹。
整个寨子除靠山坡的房子幸免，有一半房屋被炸毁，还在冒烟。有的只剩下一堵墙，有的被夷为平地。被炸死的猪、牛、羊随处可见。
我们紧绷着神经穿过弹坑残垣遍布的村寨，好不容易松口气，突然在小路尽头上坡的位置，看到几条朦朦胧胧的人影。
两个穿着老挝民族服饰的男人正远远望着我们，其中一个年轻人腰间还别着一把当地砍柴用的短刀。
我的心又提了起来。
我最先猜测他们是听到我们部队到这里来，所以下山来打探消息的产妇家人。
不过他们不停用躲闪的眼神打量我们，还时不时窃窃私语。他们说的是老挝语，我们走得匆忙，没带翻译，听不懂，也不好上前询问。
这几人的行迹不像普通百姓，鬼鬼祟祟，有些奇怪，但他们仅偷看我们，除此之外并没有其他动作。
小路很窄，两侧都是树林，如果对面不躲，双方势必相遇。还好我们人数比他们多，战友手里还有枪。
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
在我们与对方擦肩而过时，他们中的一个与我对视一眼，立刻低下头。
我们在前面走，树林里又出来三个人，在后面远远跟着，但迟迟没有行动。
在老挝当地，除了与我们敌对的右派，还有左派和中立派别，势力太复杂，不知道他们是哪一派的。
我们现在只有几个人，怕贸然动作会吃亏，况且孕妇生产更紧急，当即决定一鼓作气先把接生的事先做完，再来应对这几个探子。
老挝当地的神庙
我们先到达了寨子的聚事厅，映入眼帘的是六具尸体——两个男孩和四个老人——都是轰炸致死的。
其他一些村民围在旁边，打量我们的目光好奇中夹杂着警惕。
我注意到其中坐着两个男人，一个人五十多岁，一个三十岁左右。
五十岁的男人左腿被炸弹炸断，用一块毛巾抱扎着，毛巾浸出了鲜血，伤口已经生疽。他柱着拐杖，望着被炸毁的房屋，木然地坐着，不知所措。
三十岁的男子被炸伤，左手仍在滴血。
我立刻打开药箱，拿出酒精帮他们清理伤口，再在伤口处洒上生肉止血的药粉包扎。男子很配合，我们很快就帮他把伤口包扎好了，周围群众看我们的警惕也稍稍淡了些。
正当我们准备离开时，断腿的男人眼睛在四处张望，不敢正视我们。见我们要去防空洞，他拖住我们，很感谢，但似乎又很着急，让我们不要往下走。
顺着他的目光望过去，我们又看到了刚刚跟了我们一路的那三个可疑探子。
语言不通，我们不明白怎么回事，但接生又不能耽误，就走出了聚事大厅，往山上爬。
防空洞在山腰上。一个男人在洞口用小绳子拉着一只大公鸡，大公鸡仰着脖子朝天，这个男人对着公鸡的头，单腿跪地，双手合十，嘴里念叨什么，不停叩首。
后来我们知道，这个祭拜的男人是孕妇的丈夫。我拍了拍红十字药箱，笑了笑。孕妇丈夫明白了，眼睛一亮，不住地朝我们磕头。另一位战友领头，我们立刻钻入防空洞中。
与其叫防空洞，不如说是山体天然形成的石洞更贴切。洞内的面积不大，还有其它一些小洞相连。
此时外面已经天黑了，洞内点着一盏昏黄的煤油灯。家具也简单，只有一张床和一堆柴火，床上躺着痛苦呻吟地女人，柴火上做着热水。
怕洞内有敌人，我让另一位战友在小洞中侦查情况，也许仍对我们有些不放心，一个中年女人也跟了进来，看样子她是产妇的亲戚。
因语言不通，我干脆什么都没说，直接打开药箱，开始接生。
我让孕妇慢慢用力，孩子先出来的是脚。
头先出来是顺产，脚先出来就是难产。这肯定不行，我两只手都伸进去，试图扣着它的肩膀和脖子把它一点点扭翻过来。
在这过程中，孕妇疼得哀嚎不止，在凉爽的防空洞里，我出了一身汗。
如果长时间难产，大人会出血而死，婴儿在孕妇腹中长时间不出来会窒息。
就在两相胶着间，洞外突然传来几声枪响。
我开始以为是守在洞口的战友枪走火，没想到枪声未落，洞外就传来战友的催促声，有敌人摸过来了！
我不停地说快了，但实际上婴儿依旧卡在孕妇腹中，进退不得。
我心里着急却不能说，只能仔细回忆，我所学到的关于分娩的一切知识。
我在国内曾跟随老军医学习，怎么给孕妇接生。
第一次是中午，军队里收到消息，当地少数民族寨子里有一家妇女即将分娩，要军队派军医过去救治。
烈日炎炎下，我还没来及细想，已经跟着老军医到达孕妇家的茅草屋。
孕妇的丈夫婆婆满脸笑容，将我和老军医一起迎进了家里，还早早准备好了脸盆、热水、毛巾。
因天气极热，孕妇躺在宽大的竹床上，大汗淋漓，婆婆不停为她揩汗。由于婴儿的躁动，母子咬紧牙关，忍受疼痛，没有呻吟。她下身没有穿裤子，双腿平直。
我匆匆扫过一眼，整张脸都涨红了。
老军医当即走近孕妇检查，他用手摸了摸凸起的下腹说，还好是顺产。
老军医叫我名字。
我当时站在十多米远的家门口，还没有反应过来。那是我第一次见次见到妇女生小孩，心中胆怯又尴尬，屋子里弥漫着一股与平时不同的气味儿，我下意识地用袖子挡了挡鼻子。
老军医呵斥着催我快过去。
产妇阴部露出了婴儿头发，老军医用左手指伸进了婴儿胎头上部，问我看见了没有，这叫助产。我强忍着将目光移开的冲动，点了点头说，看见了。
“抬起双腿，稍用力。”老军医指导孕妇，边指导还在不停地给我讲，孕妇所抬双腿要适度，说着，他还不停地比划着位置。
我假装自己像平时一样在学习枪伤刀伤的包扎，认真地将步骤记下。
半个小时后，老军医要我用右食指伸入胎头旁，要我用左手轻轻的托住胎头。我照办了。
下午两点，传出婴儿啼哭声，一个男孩诞生了。
我还没看个明白，老医生又现场指导，孕妇生产，分几种情况。因胎儿在腹中头大四肢小，所以头先出来是顺产，脚先出来是难产。
如果头先出来是脑袋朝下，需要拽着他的胳膊帮它转一下让正面朝上，拽着肩膀和脖子把它拉出来。
如果是脚先出来，则需要医生将手伸进会阴，除了防止产妇宫口撕裂，还要帮忙调整婴儿的位置，让它出来一只肩膀，全身斜着出来。
介绍了几种婴儿刚出生后不哭的原因，他告诉我，可以用嘴吸汾泌物，倒提婴儿双脚，轻轻拍……等等。
当时我只是看，背记一些理论，没来得及亲自上手，也想象不出现在的自己居然有勇气闯女人的产房。
夜幕降临，空中飘着一片雾气，月亮被遮住了，连星星也变得很暗。
洞外除了越来越近的枪声，还能听到灌木叶子被掀开的哗啦声，人的说话声，这些都是朝着防空洞来的。
我在洞内能听到洞外的战友卧倒在地时，枪托磕在石头上的声响。
这说明洞外的情况已经非常紧急，来人的距离很近了。
孕妇丈夫很着急，不停地摧我们快走。他告诉我们说：“敌人要抓你们，你们的战友已经全部被飞机炸死，没有人来救你们。”
我已经顾不上这些了。这个婴儿安全出生是黄西林牺牲前最后的心愿，哪怕豁出命，我也要把这件事做完。
洞口处传来踢踢踏踏的脚步声，有人跑上来。
敌人就上来了？
“罗卫生员，罗卫生员……”有人大声喊道。
我骤然松了一口气，是二排长的声音，他带二排来增援我们了。
原来，连队接到情报，敌人以为我们全连已被敌机炸乱，要趁机抓几个活的回去领赏，刚好我们去寨子接生，被敌人跟踪。
我终于从产妇身下抱出了一个女孩。我用纱布把口腔清理干净，提起她的腿，拍了几下，女孩哭起来了。
婴儿的母亲被生产时疼痛折磨得狼狈而憔悴，向我道谢时，脸上带着泪，却止不住笑。
我端详着这个寄托了黄西林遗愿的婴儿，她皮肤是紫红色，脸上长着皱巴巴的纹路，像个小老头，抱起来很小很瘦，只有五斤左右。
这个新生命又让我想起了黄西林。婴儿很轻，他却很重。他在生前救治了很多战友，尤其是对我很好。
我还没来得及为他做什么，他就牺牲了。好在我不负嘱托，完成了他的遗愿。想到这里，我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
最后，我又在山洞待了二十分钟，把孕妇的胎盘清理干净，等没有出血后，才告诉产妇，你没事了，母女平安。我说的是中文，也不知道他听不听得懂。
母亲抱着孩子，和他丈夫一起，不停地朝我作揖道谢。
其他一些陌生的寨民也在我身边围成一圈，虽然不是他们的孩子，但并不妨碍他们和孩子的父母一样喜气洋洋，朝我们连连感谢。
虽然我听不懂他们的话，但从他们的眼神和笑容里，他们想表达的感激，我每一个字都能听懂。
我走到洞外，一抬眼就看到三具尸体，正是刚才跟踪我们的探子。
1979年2月，我又被选入参加对越自卫反击作战。因为之前的工作表现突出，我升为了军医。
我的医护所设在离阵地八十米处，和其他四个卫生员一起，几乎算是顶着炮火给战友治伤。
在战场上挎着小手枪的罗医生
清晨时分，战斗进行异常激烈。我抢救了十二个伤员后，阵地传来消息，副连长身负重伤，由于敌人火力封锁，无法抢救下来。
我当机立断，顾不上敌人机枪扫射封锁，匍匐前进，爬行四十多米，将副连长抢救下来，背到了救护所。
副连长被敌人的机枪打中脖子主动脉，我心里清楚，即使我是医生，仍然救不了他。
他握住我的手，脱下手表，发出微弱的声音：“谢谢你，罗医生，请将这只表交给我妻子……”话刚落音倒在了我怀里牺牲了。
就在这时，两个战士抬着一个伤员来了。那人躺在担架上，手臂在流血。
也许是看到我衣服上的红十字袖标，伤员用中文大声喊道：“救救我，我不想死……”
我问是怎么回事，战士告诉我，这个人是俘虏，一个越军连长。
见是俘虏，想起刚抬下去牺牲的副连长，我气不打一处来，猛地往担架上踢了两脚。
越南有抓到我们解放军的俘虏，待遇很差，本来伤势不是很重，及时救治就可以康复，但是越南人故意不给治疗。在这种情况下，就算我故意晾那个俘虏几天，也没有人会说什么。
但我转念又想，如果我这么做，我们又与越南人有什么不一样？
况且，作为一名医生，救死扶伤是自己的职责。眼下我们在战场下，不是敌人，是伤员和医生的关系，我理应救治。
我让战友把这个人放下来，解开了两个急救包，弯下腰为越军连长包扎了正在流血的伤口。包扎完，我顺势摸了一下，给这个越南人俘虏说，让他放心，他不会死了。
俘虏愣愣地看着我，不说话，眼眶红红的，全是泪水。
我拍拍他肩膀，示意战友将他抬下去。
这时候，突然有刚从战场上下来的战友大声嘲讽道：“大家都看见了，罗医生抢救我们的伤员算立功，但他现在抢救俘虏，那可什么都不算。”
我想反驳，自己救人根本不是为了立功，但最终没说出口。
此刻，担架员把俘虏放在地上，不肯抬他。俘虏受伤很重，只好央求担架兵，要他们帮忙抬一手，他现在无法走路。
指导员直接走过来啐了一口，拍了拍自己的枪，吓唬他，不走路就把他枪毙。
我赶紧制止指导员，毕竟他是伤员，还是该抬就抬。
担架兵听到我的话，这才不情不愿地把人抬走。
战场上战友们都在奋勇杀敌，我不但没有杀过一人，还接生了八个新生命，甚至包括一个敌人的孩子。
那是一个老挝右派的女间谍，我和战友们俘虏她之后，发现她倒在了地下，地上流出了血水。
我一眼看出来她要生了，立马让战友找干柴烧火，为她保暖。
生完孩子后她很虚弱，我们没再抓她，反而找到了她母亲，让她母亲来照顾她。
这件事我只和连长说了，不敢太声张。在当时的氛围里，敌人就应该被消灭，救助敌人是无法被理解的。
可是接生了这么多孩子后，我越来越明白，不管敌我如何斗争，孩子都是无辜的。
这个道理很少有战友能明白。在他们的意识里，打仗就是杀敌。
但我知道厮杀并不是我们来老挝的目的，我们来老挝付出这么大牺牲，是为了帮助老挝人民抵抗侵略，建设一个美好的世界。
无论是战胜敌人，还是迎接新生命，都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我们连队刚到老挝时老百姓不信任我们，把我们当做反动派军人。
后来他们看我们军纪严明，从不侵犯妇女，甚至传出“中国军人都被骗了才能出国”的谣传。
连队一共有一个军医、一个医生、四个卫生员，我们做了许多好事，帮助当地人治病、接生，这才换来了他们对我们部队的信任，心甘情愿为我们打掩护，提供情报。
在一次治病之后，有村民告诉了我寨子周边反动派驻军窝点的线索。战友们根据线索，端掉了那个窝点，缴获了大量武器装备。
这让我更加确信，虽然我没有杀敌，但一样是帮助我们赢得最终胜利的因素。
每当战友牺牲在我面前，我都想为他们报仇。但我报仇的方式不是拿起枪，而是更努力地为人治病，治更多的人，哪怕是敌人。
战场上除了杀戮还有一种武器，名叫善意。
1979年，我终于离开战场，回国正赶上部队裁军，被迫选择转业。离开部队那天，我请求领导，将那只跟随我十多年的药箱带回家。
从学医开始，它就跟着我，在我身边十多年，边角处已经有些粗糙破旧了。第一次拿到它的时候，它还只是一个空药箱，现在里面已经被各种急救药品装满。
在战场救治伤员、在部队巡警看病，或者帮在寨子里帮妇女接生，都是带着这只药箱。它就像我身体的一部分，没有它我就好像少了一样东西，整个人空落落的。
领导痛快地答应了我，这个药箱太旧了，部队已经准备换新的。
我有些庆幸自己是医生而不是战士，枪不能带回家，但药箱能。
罗医生至今仍保留的药箱
我乘上了从昆明开往湖南的80次列车。在回家的列车上，正好赶上有妇女生产，我靠着这只药箱，又帮助一个孩子平安降生到世间。
回到家乡几年后，我被调往县卫生局健康局工作，后任副主任纪检组长，直到2010年退休。
不论被调到哪里，我都会让这只从部队带回来的药箱陪伴着自己。不论是上班，还是业余时间，只要老百姓有人叫我看病或接生小孩，我都会义务出诊。
2020年我收到战友聚会的消息，便决定带着这只箱子到文山。
就像当年战友们在那里打靶练枪，而我在树下看书一样，我手上的东西还是和其他人不一样。
我认为我的荣誉不是立功，而是从医五十多年，从参加援老抗美接生婴儿，到为部队家属接生小孩，再到地方，特别是当乡卫生院长，我所接生的婴儿不下一千例。
当新生儿交付在他们父母手中，那一张张灿烂笑脸对我来说，才是我这辈子最喜欢看到的画面。
这些生命，就是我的勋章。
所有战争的目的都是为了得到更好的生活。援老抗美同样如此。
而战争最残酷之处在于，无论抱着怎样单纯美好目的而来，只要深陷其中，看着朝夕相处的兄弟一个个倒下，仇恨就会不由自主地蒙蔽双眼，开始想冤冤相报，以杀止杀。
罗医生为只有杀戮的战场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
罗医生告诉我，他接生的孩子们都长大了，有的成了工程师，有的成为军人，还有的像他一样当了医生。
死亡是结束，而新生则是生命的开始。战场上的另一种可能性也延续到这些在战地中出生的孩子身上。
他们因此拥有了各种各样的人生。
谢谢你，罗医生。
编辑：赵土司 马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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