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兰登堡—普鲁士形成不久，就因三十年战争的爆发经受了一场严峻考验。丹麦、瑞典干涉军的入侵极大地蹂躏了德意志的北方，作为名义上的新教信仰拯救者，他们仍得到北德意志新教诸侯的支持。勃兰登堡选侯从战争一开始就对他们采取中立态度。

三十年战争

当时的选侯格奥尔格·威廉是当时霍亨索伦家族成员软弱的人。

由于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的入侵，他在波美拉尼亚的继承权已受到严重威胁，但作为瑞典国王的妻子的舅舅和新教诸侯成员，又不容他站在德国皇帝一边。

波美拉尼亚

由于他这种墙头草的态度，使得德意志皇帝对他不满，想联合他邦国中的贵族彻底推翻他，勃兰登堡普鲁士邦国岌岌可危。

1640年，他的儿子、20岁的弗里德里希·威廉继位，才为摆脱困境带来一线转机，后世称“大选侯”，是勃兰登堡—普鲁士国家实体的真正奠基人。

他诞生和成长于战时困难环境之中，目击了他的邦国饱受战祸蹂躏的残酷现实。在他即位之日，这场战乱已延续了22年，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成百座村庄被夷为平地，城镇被劫掠一空，无数的难民流落他乡，狼群在旷野上到处漫游。

战乱和饥馑造成了人口锐减，东普鲁士的人口密度不到法国的1/4、英国的1/3，连柏林这样的都会，人口也从1.4万人降至6000人。威廉面对的是一片残垣断壁，所承袭的领地被称作“铁罐堆里幸存的一个瓦罐”。

由于勃兰登堡是一块平坦、开阔、无天然险阻可供据守的平原，威廉认定只有创建一支具有战斗力的军队，他的领地才能得以防守，并使邻国有所顾忌。

勃兰登堡

在弗里德里希·威廉就任选侯之初，还能用王室产业的收入来支付政府机构的基本费用，但是为了维持一支军队，他就不得不设法从产业上获得更多的东西，并且需要从税收上筹集新的收入。

从担任选侯开始，弗里德里希·威廉就有着发展国内工商业的强烈愿望。他热诚欢迎来自波兰的犹太商人，并接纳了来自法国受宗教迫害被迫流亡的大批新教徒。

在他统治时期，柏林的法国手工业者已占总人口的1/6，成为这个原始城市最进步的成分。他慷慨资助各种企业，并使军队的需要取代民用需要，成为影响本国经济发展的强大力量。

此外，他已不再满足于以固定的土地税作为唯一的税收来源，而是竭力学习法国，通过征收城市消费税和国家对食盐的专卖税来开辟新的财源。

三十年战争期间，这些税收以及旧的土地税，已由一个军人组成的机构专门征收。依赖这些小本经营，也包括君主本人的极度节俭，至选侯统治中期，邦国的军队规模已达3万余人。

普鲁士军队

通过严格的操练和残酷的体罚制度，他使这支军队成为他扩充疆土、镇压人民和实行中央集权的工具。

弗里德里希·威廉对这支军队悉心爱护，以至小心翼翼，通常备而不用使其养精蓄锐，以便在重要关头发挥威慑作用；在一般情况下，他更多的是通过外交途径达到目的。运用这种策略，他在三十年战争结束时的谈判中，已经崭露头角。

以实力为后盾，以谈判为技巧，他果断地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为勃兰登堡赢得了远波美拉尼亚、哈尔伯施塔特、明登、卡敏等地方，进一步扩大了他在东部和西部的领土范围。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他对战后瑞典据有近波美拉尼亚、垄断奥得河口始终耿耿于怀。

三十年战争后，为了摆脱政治上的从属地位和打开波罗的海贸易通道，弗里德里希·威廉为自己和后继者定下了三大奋斗目标：

1.解除波兰对普鲁士的宗主权

2.夺取波罗的海南岸，控制奥得河口

3.通过新的扩张把所有领地连成一片

为了实现前两个目标，他充分利用了波兰和瑞典在波罗的海的矛盾。1655年，波、瑞之间发生战争，弗里德里希·威廉周旋于两方之间，见风使舵、朝秦暮楚，时而追随波兰反对瑞典，时而又与瑞典结盟反对波兰。

波罗的海

他的3万军队也作为结盟的筹码，曾参与瑞典横扫波兰的进军，也曾作为反瑞典的同盟开进日德兰半岛。但有一点是不变的，即为勃兰登堡谋取最大利益。

结果，经过多次讨价还价，终于在1657年9月通过《韦劳条约》，以承认他对普鲁士的主权与波兰达成谅解。在倒向波兰一边之后，他同瑞典争夺近波美拉尼亚和奥得河口的斗争未获成功。

尽管1675年在费尔贝林失利的瑞典一度退出近波美拉尼亚，但瑞典盟友法国的出面干涉，最终使弗里德里希·威廉功败垂成。

对此，他念念不忘，直至临终还嘱咐他的后继者要设法解除这个阻挠他占有近波美拉尼亚的“可憎同盟”。尽管如此，晚年的弗里德里希·威廉还多次转移阵线。

他曾接受每年10万塔勒的补助金，成为法国的盟友，支持法国在德意志的扩张，以后又因不满法国对瑞典的长期支持转而与荷兰结盟。

在此期间，他也以支持德意志对土耳其人的战争，实现了同皇帝的和解。然而，即便在此时，法国的重金贿赂仍能使他命令南下土耳其的军队按兵不动。

的确，在这方面，弗里德里希·威廉堪称他的后辈效法的典范，以邦国利益为原则的对外政策，也成为普鲁士国家的一大传统。

至1688年去世，弗里德里希·威廉仅实现了他对外扩张的第一个目标，即从波兰领主手中解放了普鲁士。但他为他的后继者留下了一支强大的军队，一个由若干零乱的领地聚合在一起，然而却是井然有序的国家和一种因多次军事胜利的光荣赋予臣民的初步的民族生存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