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已经到来。

时代的洪流裹挟而来，机遇与危机齐头并进。

中国共产党走到今天的顶天立地，靠的是总能审时度势，制定出一套合宜的策略，并敢于付诸实施。

尤其在变局中，正确的策略就是定海神针，稳住了方寸，成败兴衰便有了几分掌握。

说到变局，不得不提80多年前的西安事变。

内忧外患间，这场风波骤然席卷，意义之大，难以用寻常言语评述。

在那复杂莫测的局势下，共产党究竟是如何“力挽狂澜于既倒”？

如果没有发生西安事变，中国又会是什么局面？

西安事变，逼蒋抗日

九一八事变，东北在铁蹄下沦陷；华北事变，民族存亡风雨飘摇！

蒋介石却高举“攘外必先安内”的旗帜，继续对内压制，宁肯放任外敌猖獗，也要优先剿灭抗日救亡的红军。

他下令张学良领东北军，杨虎城带第十七路军，围攻陕北的红军。

外敌虎视眈眈，内乱愈演愈烈，似乎天地间已无退路可走。

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历史赋予了中国共产党新的使命：联合一切抗日力量，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抵御外敌。

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上，面对日寇日益加紧的侵略，中央果断调整策略，洞察国内各阶级关系的微妙变化，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

正是在这时，共产党人深谙时势，抓住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关键人物展开统战工作，努力说服他们放下内战的屠刀，转而共同抗日。

事实证明，这一策略极其高明。

红军与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之间终于达成共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三方约定，各自坚守原防，互不侵犯，互派代表，紧密联系。

这是一场深谋远虑的历史布局。

风雨欲来，未必人人都能看清方向，但共产党人在黑暗中点燃了一盏明灯，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石。

1936年9月的秋风渐凉，中共中央定下“逼蒋抗日”的大计。

蒋介石依旧固执己见，迟迟不肯向外敌亮剑，倒是内战打得热火朝天。

12月12日凌晨，华清池畔的蒋介石却万万想不到，张学良的东北军包围了他，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则封锁了西安全城。

震动天下的西安事变，猛然劈开了这沉沉的局势。

当天，张学良、杨虎城等18位将领共同署名，发出一纸《对时局通电》。

他们深知国难当头，蒋介石再不转变，山河或将不保。

于是，这场“逼蒋抗日”的事变开始了。

通电提出了“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等八项抗日主张。

事态愈发紧迫，12月17日下午，周恩来带着中共中央的重托抵达西安。

会见了张学良、杨虎城后，三方很快达成了和平解决的共识。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标志着时局的转折点。

国民党亲日派和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如同灰尘一般被粉碎，而中共中央“逼蒋抗日”的方针也渐次实现。

内战的火焰终于熄灭，国内局势初现和平曙光。

自此，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在抗日的前提下逐渐成为大势，哪怕蒋介石心中百般不愿，也已无力逆天而行。

西安事变后的部署

西安事变爆发后，天地陡变，局势紧绷。

中共中央、张学良、杨虎城三方，紧紧维持着“三位一体”的军事格局。

南京“讨伐派”不甘示弱，调兵遣将，准备大干一场。

然而，中央军委早已洞悉蒋介石的图谋，制定了灵活的防御战略。

红军主力南下，行动如电，既战又和，步步为营。

一边是刀光剑影的军事斗争，一边是高深莫测的政治谈判，三方的团结将蒋介石牢牢困住。

无奈之下，蒋介石和南京政府不得不妥协，接受西安的抗日救国主张。

蒋介石回到南京后，思量再三，还是不肯轻易善罢甘休。

于是他祭出了压制与分化的老套路，欲借此瓦解东北军与西北军的团结。

中共中央早有防备，与张学良、杨虎城联手，齐步应对，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一同进退，坚定抗争，将内战的阴霾挡在了门外。

蒋介石扣押张学良后，企图通过搅乱西安方面的指挥体系，挑起东北军内部的矛盾。

虽然他一面放出“以政治谈判为主”的烟幕，一面却在军事上步步紧逼。

制定作战计划，重新调遣中央军入潼关，五大集团军从四面八方齐头并进，一场声势浩大的进攻已箭在弦上。

与此同时，南方的红军游击区也未能幸免，蒋介石妄图通过南北夹击，以武力压制，再次击垮西北地区的抗日力量，企图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心头大患。

值此风雨欲来、黑云压城之际，局势更显紧迫。

张学良离陕未返，东北军群龙无首，仿佛乱麻一团，难免惊慌失措；而杨虎城终究乏力统揽全局，第十七路军也现分裂之兆。

眼见如此混乱，中国共产党沉着应对，不急不慌。

中共中央一语破的，深谙南京国民政府的分化之策，随即确定了“全局重心在于巩固张学良、杨虎城两军团结”的方针。

于是，红军、东北军与西北军三方犹如三足鼎立，坚决维护“三位一体”的军事格局，誓死捍卫团结。

面对来势汹汹的潼关进犯之敌，中央军委迅速拟定周详的作战计划。

关中平原，起伏连绵的山川地势正好如天赐良机，红军将防御阵形布成“鳝鱼篓子”的样子，似那密不透风的鱼篓，巧妙地让敌军前进有路，退却无门。

西安一线的红军则进退自如，战可立功，和亦从容。

局部包围之策正是中共中央的应对良方，用以对抗敌军的全面包围，遏制蒋介石的军事压迫。

红军步步为营，坚决保卫西北的胜利，逐步扩大统一战线，推动局势朝有利方向发展。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还未雨绸缪，暗中酝酿着战略反击的方案。

敌人的狼子野心不过是想掌控陇海线，将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与红军逼迫到西北的贫瘠之地，特别是红军，困于陕北一隅，便于他日逐个击破。

毛主席洞察秋毫，提出了精妙的对策。

倘若敌人开战，红军主力不必恋战内线，而应借机出商洛，转入豫西，占领京汉、陇海两大铁路交通要道，挥师南下，直击敌人腹地。

渭北则留少数部队与友军缠斗，以游击战与运动战牵制敌军，扰其心神。

如此一来，内外线相互呼应，既守且攻，红军如同游鱼般灵活穿插，绕至敌后，击其软肋，使蒋介石的后方形同虚设，顾此失彼，断了其补给线，也打乱其战略布局。

根据这一方针，红十五军团率先行动，直扑商县，开路先锋之势让敌军惊慌失措。

蒋介石见此情形，立刻改变策略，仓促转守为攻，急忙部署以防红军南突。

此时，战局已悄然向对共产党有利的方向倾斜，南京政府虽心怀不甘，却也不得不为未来的政治谈判预留更有利的筹码。

1937年1月5日，东北军、西北军的将领们公开谴责蒋介石，质问他为何再次调兵入潼关，打破了局势的平衡。

他们强烈表态，若和平抗日的愿望无法达成，那便只能奋起抵抗，并要求张学良速回西安主事。

西安城内，四十多万军民齐聚一堂，举行声势浩大的群众大会，坚决反对南京政府挑动新的内战。

杨虎城迅速调派武装干部，奔赴各县，整编民团，分发武器，调集粮草，准备动员战斗。

他下令取消国民党党部、肃反会、政训处等一系列反共机构，解散别动队，停止一切反共活动。

西安方面的强硬态度，让一向咄咄逼人的蒋介石此时也不得不收敛几分，尽管心有不甘，但眼见政治筹码不足，他也不敢轻举妄动。

蒋介石在此节骨眼上重申，“政治解决”才是正道，前方各军没有明确的攻击命令，绝不可擅动；而这一命令，又必须经过中央决定方能生效。

这分明是一副“打不得也打不赢”的虚张声势，正中共产党下怀。

中国共产党看穿蒋介石的虚实，明确表示，和平，乃我党根本主张，但须有保障。

和平需要的是实力和准备，不是空谈。

因此，红军依旧按原定计划，继续向陕南进军。

南京方面眼见局势愈发紧张，试图通过谈判缓解僵局。

他们提出，只要红军肯退出陕南，便可以商议红军的给养与资助。

甚至派人去西安劝杨虎城服从中央，妄图以“利诱”换取妥协。

中共中央审时度势，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决定放弃红军主力出陕南的计划，以表明我党坚决支持和平解决西北问题的诚意。

此举无疑是一个漂亮的回合，不仅显示了共产党极高的战略眼光，也为避免内战再添砝码。

潜在的内战危机，就此被遏制在萌芽状态。

西北局势在中共、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共同努力下，将内战的火种及时扑灭。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倘若没有发生西安事变，中国的局面又会是怎样一番光景呢？

假使西安事变从未爆发，那可能有如下景象发生：

蒋介石自以为稳操胜券，调遣东北军、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以及中央军，将红军围困于陕北，想一举剿灭。

然而，天下事从来就没有那么简单，蒋介石打的算盘再精妙，也未必能万无一失。

在围攻过程中，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这两支心怀不同的队伍，未免会生出异心，其中至少有一部分兵力会哗变倒戈，甚至干脆投奔红军。

于是，蒋介石大军与红军在陕北陷入苦战，战事胶着，烽烟四起。

红军固然是灵活善战，机动如疾风，但终究兵力单薄，寡不敌众。

在这样的局势下，红军极有可能选择突围。

那时，陕北东北方向的山川河谷将成为他们的救命稻草，红军大军沿着陕西、山西、河北、河南的边界，重新演绎一场比二万五千里更为惊险的长征。

蒋介石在前方拼命剿共，后方却未必安宁。

广西的李宗仁、山西的阎锡山、四川的刘湘、山东的韩复榘等各路军阀，也许正摩拳擦掌，等待着时机。

后院失火是迟早的事，蒋介石不仅要应对红军的顽强反抗，还要面对多方军阀的夹击，他的军队可能陷入多面作战、腹背受敌的困境。

与此同时，红军在这场“第二次长征”中虽艰难跋涉，苦撑待变，却不会轻易倒下。

时间的钟摆悄然划过，六个月的血雨腥风中，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

日寇铁蹄踏入中华大地，蒋介石也终将被迫举起抗日的大旗，剿共之事便不得不暂时搁置。

他被困于两难之中，不得不与红军以及各路军阀展开谈判，全面结束内战，转而一致对外。

再退万步而言，倘若蒋介石竟然侥幸全歼了陕北红军，那么，南方红军、东北红军，乃至各地红军又岂会安分守己？

风起云涌间，新的战火必将再次点燃。

所谓“全歼红军”，不过是蒋介石心中的一场梦，梦中纵使胜利，他却也未曾想过，日后还会有败走台湾的那一幕。

假设的历史，既无根基，也无方向。

历史也从来没有假设。

即便没有西安事变，蒋介石又能如何？

他固然可以咬牙切齿，妄图消灭陕北的红军，但红军的星星之火已遍布大江南北。

不是仅凭一场围剿，便能将其一举扑灭。

当时的红军，岂止是陕北一隅？

在南方，项英、陈毅所率的红军游击队正穿梭在密林之间，巧妙周旋，最终成了后来赫赫有名的新四军。

而海南岛的山峦密布中，冯白驹领导下的红军琼崖纵队，正是那片土地上不灭的烽火。

而东北的雪地里，杨靖宇、赵尚志等人率领的“东北抗日联军”顶风冒雪，与日寇死战不休。

鄂豫皖地区，也还有高敬亭麾下的红军部队雄踞一方，坚韧抗争。

这些力量，正如一根根青藤，扎根大地，任凭风吹雨打，却始终无法连根拔起。

倘若，蒋介石真能歼灭陕北红军，其他各地的红军依然会如雨后春笋般崛起。

再退一万步说，假使蒋介石灭了南方、海南、东北、鄂豫皖各地的红军，可中国广袤农村的土地问题与吃饭问题尚未解决，新的红军依然会如野火般重新燃起。

即便各地的红军暂时被打散，红军的政工人员依旧能在其他省份的农村转战，号召打土豪、分田地。

贫苦农民见有地可分，焉能不纷纷加入？

这，便是中国革命的顽强生命力，“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便是这个道理。

那些将共产党的成功归咎于某个孤立的历史事件的人，未免荒唐得可笑。

历史自有其铁一般的逻辑，岂会依仗某个单一的契机。

每一事件都是前因后果的必然，一环扣一环，最终推动着历史滚滚向前。

山河奔流，前路曲折，终归大海浩荡。

参考资料：

西安事变：风云激荡的历史时刻 当代兵团

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的危机应对策略研究 郑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