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伯纳曾说：“幽默就是用最轻松的语言，说出最深切的道理，在表面上感到很可笑，如果继续往深层挖掘，便会从心底里会心一笑。”在现代社会，幽默更像是潜伏在我们心灵深处的一种因子，它需要环境的滋养和个体成长过程中的自我建设。作者聚焦于“幽默”这一根本性的人类社会文化现象，从社会文化等方面切入，通过解读文学艺术和相关研究作品中的事例，如巴赫金、乔伊斯、普鲁斯特等人的作品，分别从“论笑”“嘲弄者”“失谐”“幽默与历史”“幽默的政治”等方面，带读者深入了解前人丰富但并不广为人知的研究成果。在作者看来，“许多研究幽默之作，一上来便愧然坦陈：剖析一则笑话就等于杀死它。其实不然。”
风趣是一种幽默，但在某种意义上，更是一种生活方式。风趣之人以风趣为习惯，而俏皮话儿或如珠妙语却是偶然突发，是暂离现实去度假。
深谙笑话的关窍，未必会毁了笑话，就如洞悉诗歌的底细，并不会糟蹋了诗歌。在这里，一如在其他地方，理论与实践各自为政，互不相扰。
只要秉持对知识的谦虚态度，幽默理论便如一夫多妻论与偏执理论，颇有可资借鉴之处。一如任何富有成效的假设，幽默理论需要承认自己的局限性。总会有异常的案例、无解的谜团、尴尬的结果、棘手的暗示，不一而足。
理论或许充满了矛盾，却依旧能产生成果，就像模糊的照片，总比根本没有照片强，也像一份有意义的工作，即使做不好，也值得去做。
笑也能传达一系列情感态度：欢乐、讥讽、狡诈、喧嚣、温煦、邪恶、嘲弄、鄙夷、焦虑、释然、冷嘲、会心、得意、淫邪、质疑、尴尬、癫狂、同情、轻佻、震惊、好斗、讽刺，更遑论不含丝毫愉悦、纯以“社交”为目的的笑。
笑纯是发声，除其自身，不做任何表达，因而它不具备内在意义，一如动物的叫声。可尽管如此，它却充分承载了文化意绪。在这点上，它与音乐沾亲带故。
创立笑或微笑的符号学不无可能。那样的话，便可以在复杂的指意系统中，标示出笑的每个类型或者面部表情的每个样式的具体位置。简言之，可将笑视作文本，或拥有多种地方话的语言。
从远古开始，笑便似乎具有阶级性，在文明的乐趣与粗俗的欢笑间强行划出一道清晰的界线。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强调，高贵的幽默有别于低俗的幽默。他赋予风趣以显赫地位，与友谊、诚实并称三大社会美德。具体到风趣的表达方式，则与对反讽的要求如出一辙:必须趣味高雅，尽显知识与学养。
以虚构形式对抗一己之死，意味着自我能够暂时达到超越自身的状态，短暂地品尝到永生的滋味。
粗暴地质疑幽默，不仅仅出于对轻浮之举的惧怕。究其根本，它反映出人们对有可能发生的失控状态的恐惧，而且这恐惧并不仅限于集体意识层面。
大量的幽默涉及越轨或偏离行为。随着不同现象间的界线变得模糊，我们得以放松紧绷的分类冲动，由此节省的能量便以笑的形式释放出来。
笑还具有人人平等的特征，极具危险性，因为任何人都会笑，不像演奏大号或做外科手术，是少数人才具有的能力。笑无须专门知识、高贵血统或者细致玫培养的技能。
在多数情况下，当秩序井然的意义世界瞬间崩溃时，现实原则的钳制得以放松，幽默应运而生。
喜剧之所以威胁到最高权力，不仅因为其无政府主义倾向，也因为它对痛苦与死亡这等大事轻描淡写，从而使统治阶级准备好的某些司法手段失去了效力。喜剧能够助长一种无所顾忌、满不在乎的态度，削弱了当权者的控制力。
笼统地讲，好情绪表现为微笑，而多愁善感则是含泪的微笑，因此便有点儿受虐意味。我们发现，在人类的困苦中有种动人的哀婉，就像在十八世纪美学家那里，崇高感也意味着一种期待被压垮被征服的狂喜。
喜剧性模式无外乎“愚人”推翻“主人”，只不过发生在认识论层面上。喜剧性代表着低等“意志”对抽象“理念”的暂时胜利，或者借用弗洛伊德的术语，本我战胜了超我。
作为暂时的“意义脱轨”，幽默所涉及的，要么是正常思维过程的断裂，要么是规律或常规的破坏。
在如今碎片化的社会秩序里，男人女人占据各自封闭的空间，其沟通模式晦涩难解、怪诞莫名，其相互关系往往不过是怪异行为的交织。言语不再是清晰的自我表露，而是个体反复无常的另一种表现，就如特殊的步态或嘴角的抽搐。
即便他人的窘困不该是开心的理由，一切幽默却都有幸灾乐祸的成分。我们所嘲笑的，恰恰是自己珍视的理性。一个人的不适若能带给我们快乐，那人必是我自己。
正统喜剧观认为，喜剧所表现的，是人的脆弱性和有限性对其高贵追求的威胁。
喜剧让男男女女不靠自力更生就能修成不可能修成的正果，这不过是同情他们婴儿般的脆弱与无助。历史总是把事情搞得一团糟，故需要喜剧来弥补它的过失。
诙谐之语虽含酸带刺，却也能以精巧的形式，为敌意之弹丸裹上糖衣。风趣作为幽默的一种，打破了正常期待，恶意地偏离预期，不过往往轻松写意，不似政治上的好斗派或冷酷无情的资产阶级，同样是做，却满腹怨毒。
吸引喜剧家的，是人间百态在隔开距离观察时呈现出的基本形式，包括共同的行为模式，以及反复出现的仪式性特点。
幽默的旨归，在于借讥讽之力，将异端纠回正途。笑因而起到了纠正社会行为的作用；它约束社会偏常行为，缓和生硬的性格与做法，从而造就了心理可塑性，满足了现代社会的要求。
现代世界最具矛盾性的政治现象也许是民族主义。它样式繁多，从纳粹死亡营到对帝国权力的有原则抗争。然而，纯粹就其政治含混性来看，幽默与民族主义颇为类似。若说幽默具备谴责、揭穿、改变的功能，它亦能以爆发出的欢声笑语来消解根本的社会冲突。
很可能，嘲笑别人缺陷的同时，我们清楚自己也好不到哪儿去；笑人家近视的时候，我们自己也看不清远处的东西。
托马斯·霍布斯依旧坚持认为，过分享受他人的痛苦是怯懦的表现，应该予以避免。伟大的心灵尽量不去嘲弄他人，而是与能力卓著之辈相较高低。
如果狂欢节使崇高猛地跌落，变为低俗，那么性也表现出类似的顿降，从纯洁变为滑稽，从高贵的精神追求沦为日常感官之乐。毫无疑问，性之所以成为幽默的可靠来源，原因之一是人类行为的这一领域压抑最甚，于是解压便产生相应的快感。
一如艺术，幽默既能使我们与赖以生活的社会规范相疏远，使之相对化，同时也能对其巩固与加强。事实上，与之疏离即是使之强化。用陌生的眼光审视我们的日常行为，未必是为了改变它们。相反，这样做也许令人更真切地认识到日常行为的合法性。
众多注经者发现，虽然耶稣基督有时会哭，但他从来不笑；这不苟言笑的个性或许跟《传道书》中严厉的训教如出一辙。
在巴赫金看来，怪诞或狂欢的身体是未完成的、开放的，永远处于流动的过程当中。正因如此，它是对各类官方意识形态永恒而占有绝对地位的反击。
弗洛伊德指出，在较为温和的笑话中，受压抑的冲动得以释放，幽默油然而生；在粗俗或侮辱性笑话中，幽默源自压抑本身的缓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