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捷
1912年，同盟会员在广州所办的《民生日报》刊登了陈振飞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部分，这是国内最早的《共产党宣言》选译本。对此，理论界和学术界，包括研究党史的学者，迄今尚未予以足够注意。本文拟在介绍这一选译本的基础上，讨论该选译本在社会主义学说在华传播史上的意义。通过这一选译本以及粤籍辛亥革命志士介绍、宣传社会主义学说的史实，我们对“广东是民主革命的策源地”这一论断可以获得更深入的认识。
一、陈振飞的《共产党宣言》译本
1 9 1 2年广州的《民生日报》分七次连载刊出署名陈振飞的“译论”《绅士与平民阶级之争斗》，这篇“译论”是《共产党宣言》第一部分（今天中译本的标题是“资产者和无产者”）的译本。
《民生日报》由陈仲伟等同盟会员编辑，创刊时宣称“本报以民生主义为宗旨”。1912年1913年，《民生日报》刊登了有关社会主义的文章30多篇，《绅士与平民阶级之争斗》在《民生日报》介绍社会主义文章中是最耀眼的亮点。
译者陈振飞，根据现有资料，只能判定他是新会县外海人，曾留学日本，可能也同盟会员。他在《民生日报》上还发表了另外两篇有关社会主义的“译件”：《社会主义之定义》（1912年9月3、4日）与《万国社会党大会史略》（1912年9月6日、11日）。其中《万国社会党大会史略》也提及马克思和《共产党宣言》。
《绅士与平民阶级之争斗》全文约4800字，系根据日本《平民新闻》第53号（明治卅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即1904年11月13日）的《共产党宣言》日文译本相应部分翻译的。
1908年，在日本的无政府主义者刊物《天义》杂志已刊登过署名“民鸣”的《共产党宣言》第一部分的中译文，但陈振飞的译文与“民鸣”的译文完全不同。陈振飞的译文水平如何？我们不妨拿出一段，与今天的译文相应部分比较一下：
《民生日报》刊登的陈振飞的译文：
资本家者，不断为生产机关之革命，从生产关系之革命，延及社会全体关系之革命，不然，则不能存在焉。反是而保存生产的旧方法，一定不变，此为前代工业阶级存在之要件，而非所论于今日也。故生产不断革命，常搅乱一切社会之组织，不安煽动，互相继续，此为资本家时代与前代相异之特征也。古老冻结凝固之诸关系，及与此相随之偏见，一操（扫）而空。而新式之事物，在其未确定之前，速为废物者，比比皆是。坚牢者皆散而为气化，神圣者下降为亵渎，故人遂不得不用其冷酷无情之心，而对于自己之境遇及同类之关系焉。
今天的译文相应部分：
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两相比较，不难看出陈振飞的翻译相当准确。我们再把《天义》所刊“民鸣”的译文与陈振飞的译文比较，不难发现，后者比前者更忠实于原文，尽管前者的文字较为典雅畅顺。当日，中国人对西方各种社会科学学说还谈不上有真正的研究，甚至大量相关词汇都没有规范的译法，陈振飞的译文能达到这样的水平，实属不易。
在整个译本中，陈振飞把“资产阶级”一词，有时翻译成“绅士”，有时翻译成“资本家”。译本的标题则是把“资产者和无产者”翻译成“绅士与平民阶级之争斗”。把“资产阶级”翻译成“绅士”，是《平民新闻》第53号所刊登的日译本原来的译法。《天义》刊出民鸣的译本，第一部分的标题也是“绅士与平民”。如果说，民鸣的译本把bour-geoisie与bourgeois翻译成“绅士阀”与“绅士”是完全依据日文译法的话，那么，陈振飞的译本仍把bourgeoisie与bourgeois翻译成“绅士”，并把这一译法用于标题，则显然有自己的考虑。
在晚清中国，“绅士”或“士绅”指的是有功名、职衔的人（一般不在实缺任上），“绅士”是很常用、与一般人关系密切、多数人都明白其含义的词语，所以，要改变其含义或外加其他含义相当困难。也许是因为中文“绅士”这个词的含义广为人知，所以，无论是《天义》还是《民生日报》的译文，在沿用日译文把bourgeoisie与bourgeois翻译成“绅士”时，也是拿不准的。陈振飞的《绅士与平民阶级之争斗》，尽管标题把bourgeoisie译成“绅士”，但内文译成“资本家”的却有38处，译成“绅士”的则只有13处。陈振飞其实已经意识到，把bourgeois翻译成“资本家”比翻译成“绅士”更恰当。为何他明知把bourgeoisie与bourgeois译成“绅士”并不恰当，但仍然这样译？众所周知，《共产党宣言》第一部分的“资产者”，主要是指大工业时代的资产阶级，然而，当日中国的产业资本非常弱小，当时中国的资本主义仅处于初步发展阶段，产业资本家和产业工人的矛盾，在社会上并没有重要地位。在当日的中国，绅士的人数却要比投资经营近代工矿企业的“资本家”多得多。士绅掌握乡村居民经济命脉甚至生杀大权，这是下层民众和革命党人都熟知和面对的现实。正因为如此，《民生日报》的言论对“资本家”和绅士是有很大区别的。
二、陈振飞译本在社会主义学说在华传播史上的意义
所有《共产党宣言》的早期译本，在社会主义学说传播史上都很有价值。目前大家公认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是1920年出版的陈望道的译本。对在此以前的译本，学术界较熟知的则是1908年《天义》所刊登“民鸣”的《共产党宣言》第一部分的译本，对上述陈振飞的选译本，理论界、学术界迄今尚未予以足够的注意。
陈振飞在《民生日报》发表的译文并非全译本，也不是《共产党宣言》第一部分最早的中译本。那么，它是否具有重要意义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万国公报》《民报》等刊物的文章曾介绍过《共产党宣言》的若干文句或段落，但都不是真正的译本。无政府主义者刊物《天义》所刊登的民鸣的译文，时间上早于陈振飞的译本，但《天义》在国外编辑发行，读者面不广，陈振飞的译文则是中国本土最早的《共产党宣言》选译本，译者陈振飞则是第一位真名实姓可考的把《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中文的中国人。
在清末民国初年，《天义》即使传入国内，读者也只能是很少数的知识分子，一般民众不会阅读这类刊物。其时最重要的大众传媒、多数识字的人以及很多城市居民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就是每日发行的报纸。《民生日报》连载刊出《共产党宣言》第一部分的译文，反映出报纸和作者有意识向一般民众广泛地、系统地介绍、宣传这项文献。《民生日报》现在基本保存完整（中山大学图书馆藏，中山图书馆有电子版），我们知道，它发行不久就增版，而且广告页不少，说明其有一定发行量。陈振飞的译本在这样一份日报上连载，在各界群众中所产生的影响当然会比《天义》的译本大得多。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译本反映了资产阶级民主派在辛亥革命时期寻找救国真理的热情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友好态度。陈振飞是否加入过同盟会仍有待考证，但《民生日报》是同盟会员所办、宗旨为宣传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的报纸，因此，陈振飞的译文在这样的报纸刊出，就是一件特别值得重视的事。
目前，学术界一般把辛亥革命运动的上限定在兴中会建立（1894年），下限定在“二次革命”失败（1913年）。从世界范围看，这正是民族解放运动、民主革命运动开始兴起的时期，也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社会主义运动不断发展的时期。中国革命民主派在进行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革命斗争时，从西方资产阶级原有的思想武库学到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三权分立的政治理论，共和国的国家政体等等，并付诸实行。但他们从各种途径也了解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并非尽善尽美，朦胧地感到西方的一切也并非完全适合中国。这时，正在兴起的社会主义运动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如饥似渴地寻求救国真理的民主革命派察觉到，这是新的思想武器。正因为如此，孙中山和他的一些亲密同志，成为中国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
孙中山创立民生主义，其动因是受到欧美工人运动的刺激，也吸收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1903年12月17日，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所询社会主义，乃弟所极思不能须臾忘者。”可见，当时革命党人已经常讨论有关社会主义问题，孙中山对此非常重视。1905年5月中旬，孙中山在比利时访问国际社会党执行局时谈论自己的纲领，他称自己为“中国社会主义者”，而孙中山也被第二国际执行局视作同志。孙中山对社会主义的态度影响了很多革命党人，尤其是政治上最接近孙中山的一些粤籍革命党人，主要是朱执信、廖仲恺、胡汉民。
1906年，朱执信在《民报》第2、第3号上发表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一文，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和《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的某些内容，其中把《共产党宣言》关于剥夺剥削阶级私有财产权和改造社会的十条措施都作了翻译。朱执信当年在《民报》第5号上发表的《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一文中也提到：马克思主义“世称科学的社会主义”。朱执信说，他之所以向中国读者介绍马克思等人的学说，其目的是要使这些学说“溥遍于吾国人士脑中，则庶几于社会革命犹有所资也”。日后，毛泽东同志对朱执信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贡献评价甚高：“朱执信是国民党员。这样看来，讲马克思主义倒还是国民党在先。不过以前在中国并没有人真正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
廖仲恺在《民报》第7、第9号上先后发表了《社会主义史大纲》《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两文，都对马克思及其学说、活动有所介绍。胡汉民在《民报》第12期发表的《告非难民生主义者》，阐述其“土地国有”、“大资本国有”主张时也提及马克思的《资本论》。
了解以上情况，我们对《民生日报》在1912年刊登《共产党宣言》的选译本就不难理解了。1912年5月《民生日报》创刊时，孙中山刚好回粤着力宣传民生主义，希望在广东首先实行“平均地权”。而《民生日报》连载《共产党宣言》译文时，孙中山于10月1416日在上海演说社会主义。孙中山在演说中提到，“德国麦克司者出，苦心孤诣，研究资本问题，垂三十年之久，著为《资本论》一书，发阐真理，不遗余力，而无条理之学说，遂成为有统系之学理。研究社会主义者，咸知所本”，后面还介绍了《资本论》的若干观点。我们不知道《民生日报》是否刻意配合孙中山的演讲，但这至少说明，《民生日报》在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问题上同孙中山是一致的。当时，广东由同盟会执政，都督胡汉民、广阳军务处督办朱执信、财政司长廖仲恺等人，都是激进的民主主义者，都在著作中以赞扬的语气介绍过马克思主义。1912年6月初，《新世界》杂志刊出朱执信的“译述”《社会主义大家马儿克之学说》，这篇“译述”的内容很多与《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相近，但对《共产党宣言》观点的翻译则增加了一些新按语，一是对“禁私有土地而以一切地租充公共事业之用”（今天的译本是“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加的按语，实际上这是按照“平均地权”的立场去理解、阐释《共产党宣言》的主张；二是对关于金融、交运、国营工厂等三条内容加的按语，强调“凡银行、铁路、矿山、大工厂、大农场等，以土地归国有，废灭大地主及大资本家”。这也不尽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更多是反映了孙中山的观点。朱执信的《社会主义大家马儿克之学说》与陈振飞的《共产党宣言》在几个月内先后刊出，可能是偶然相合，但于此也可以看出当日广东存在介绍马克思学说的社会氛围。
必须指出，无论孙中山、朱执信还是陈振飞，对马克思学说都没有真正深入了解，他们只是把马克思学说作为从外国寻来的思想武器中的一种而已，仍是站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立场去理解和阐释他们所介绍的内容。然而，在当日的中国，这样做的进步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还有一点很值得注意，就是在辛亥革命时期好几位广东籍的革命党人特别热心介绍、翻译马克思著作。我们说广东是民主革命的策源地，通常想到的是辛亥革命运动和大革命运动。其实，近代得风气之先的广东，在传播、介绍社会主义学说方面，也有很重要的贡献。陈振飞译文的发现证明，广东也是社会主义学说在华早期传播的重要地区之一，到五四和大革命时期，广东再次成为社会主义学说传播中心之一绝非偶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