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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的战略眼光究竟有多高？《论持久战》为何能被称为千古第一阳谋？全国发行，全民传阅，蒋介石读后都为之拜倒，公开给鬼子都无法被破解！

今天我们就结合十四年抗战往事，从时代背景开始，逐步分析《论持久战》的惊人之处。

毛主席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预见日本侵华的呢？其实远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早得多。

在考入湖南省立第一中学时，青年时期的毛主席就在考场上挥毫写就了一篇眼界相当高远的文章《民国成立，百端待理，教育与实业应以何者为要策》，其中对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的教育事业发展多有称赞，同时也提及学习日本需谨慎。

20年代初，还在湖南第一师范担任老师的毛主席，就在写给友人以及老师的信件中提到了他对日本问题的担忧，认为日本必有野心染指东北，而当时距离九一八事变的发生还有足足十年。

红军根据地时期，哪怕面临着来自国民党的重重围剿压力，毛主席都始终将日本视作最大的潜在威胁，长征开始之初的原定目标就是北上转移抗击日本，可见毛主席究竟看得有多远。

除了目光长远之外，毛主席另外一个出众之处便是极少受外界的舆论和看法所影响。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掀起了全面侵华战争。

值此国难之际，举国上下都对这场战争的前途充满了担忧，所有人，哪怕是当时的国民党高层，都对这场战争摇摆不定。

以蒋介石为首的传统官僚派对开战缺乏最起码的勇气，1931年时蒋介石曾下令让东北军放弃抵抗，希望日本吞下东三省后能满足胃口不再前进，希望美英列强能介入调停，到了六年之后他还是抱着那样软弱的想法。

少数的主战派则盲目乐观，反复以所谓的精锐论和决战论来“振奋士气”，将国民党政府与德国间的军购合作视作救命稻草，寄希望于“精锐部队”在本土作战的优势下迎头击溃远道而来的日军。

结果从淞沪会战到南京保卫战的接连溃败，直接让国民党海军就此化为乌有，陆上精锐溃不成军，加之首都沦陷，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爆发，加之北京、天津、华北接连沦陷，一时间举国上下都弥漫着“亡国”的悲哀论调。

甚至于，连汪精卫那个大汉奸鼓吹的“和平救国论”都出现了许多拥趸，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敢于去想象战胜日本的人都寥寥无几。

但毛主席就是有那样的眼光和魄力，断言这场战争中国必胜。

1938年5月26日，毛主席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首次通过演讲将《论持久战》的思想传达给了全党。

在开篇中，毛主席先是定调了抗日战争的性质为生死之战，亡国灭种在即，不容投降与绥靖的思想继续荼毒民众。

之后毛主席又从四个角度分析了当时中日两国之间的优劣。

论当前国力，是日本这个帝国主义强国侵略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中国在战争初期的战场上，势必会遭遇挫折。

但论国家总底蕴，是日本这个少人口、缺土地的小国面对中国这个地大物博的大国，中国有支持长期作战的能力。

再论国家性质，是日本这个开倒车的封建帝国主义国家，面对中国这个已经开始全面团结的进步国家，中国才是更具意志与凝聚力的一方。

最后论国际形势，中国抗击侵略本存在天然的正义性，在国际外交上占有极大的优势，世界反法西斯态势整体优于法西斯势力，是多对寡。

综合这四大优劣论，毛主席对战争的未来作出了精准的分析——战略的持久战才是胜利的唯一途径，抗战将经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而中国必将取得这场持久战的胜利！

1938年6月，中共抗日研讨会落幕，毛主席将讲稿整理出来，油印成册，作为我党抗日的战略核心纲领而全军传阅。不久之后还公开发表，见诸报端杂志，全国发行，对许多国民党将领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程思远在回忆录中明确记载，白崇禧因为与周总理有私交，当时还共同参与国共会议，所以是最早获知《论持久战》思想的国民党将领。他非常赞赏毛主席的理论，认为那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

回到重庆后，白崇禧又向蒋介石转述了毛主席的想法，蒋介石也破天荒地对着自己多年的“老对头”连夸了数声“好”，当晚详细研究了《论持久战》的印本，还在上面做了详细的批注。

几天之后，蒋介石从《论持久战》中挑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这两句纲领，在国民党内宣传，并通电全国，将之作为全民抗战的口号，广为扩散。

当时驻扎华北的傅作义甚至特别召集部下，展开了一场研讨会，要求全军学习《论持久战》的理论，将之视为得救之道。

一份演讲稿，一本论述国家如何抗击外敌的纲领性文件，竟在全国范围内公开出版，这在世界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我党甚至还制作了英语译本和法语译本，交由南洋华侨刊印发行到东南亚，对日本几乎完全不做防范。

那么日本人对此作何反应呢？起初他们是很不屑的。

八月份，《论持久战》的首批印本发行后，就被日本最大的报社以惊人的速度转译为日语，九月份就在日本的《改造》杂志10月号上全文登出。

《改造》是日本左翼文艺群体所支持的进步杂志，曾反复被日本政府强制停刊，《论持久战》能在日本迅速被正式发行，恰恰说明日本的右翼法西斯势力根本没有将之放在眼里。

当时日本的一些右翼喉舌媒体甚至将此视作一个笑话，例如《外交时报》就直接公开称毛主席的想法是“自以为是”、“幼稚的幻想”。

非左翼媒体刊载《论持久战》的内容时，大多删掉了其中列出的种种日本的劣势指出，附带以“天真的大话”等羞辱性标题来吸引眼球。

本该对此展开全面研究的日本军部，甚至都没有将它纳入参考范畴，仅有部分谍报部门的人员撰写了报告，但也仅仅将之视为“中共维持士气的虚假宣传手段”。

直到时间跨过1938，迈向了艰难的1939年。

这一年，战争的进展，真的随着毛主席的构想，分毫不差地发生着变化，抗日战场终于进入了毛主席设想中的战略相持阶段，而原本还洋洋得意的日本军方陡然发现，自己已经陷入了一片大海，一片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他们开始重新重视《论持久战》，开始研究它，通过它来分析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游击战术，但是，有用吗？

1939年，日本的侵华战略受到了严重打击。

虽然在前一年，日本依旧能保持攻势，还开辟了华南战场，但他们的调度能力也逐渐达到了极限，在大陆的兵力一路增兵到六十万，后又提升至一百万。

他们在东北经营的“大本营”将后勤压力拉到了极限，却也难以继续支撑更多的兵力进行作战，中华大地几乎耗干了日本兵的机动力。

与之相反，这一年国民党的第一批补充兵力完成了训练开始陆续投入战场，蒋介石拿出了难得的坚决态度，指挥国民党部队从四月开始，发起了直到当年冬季都连绵不断地消耗攻势，虽损失巨大，但也成功在长江、太原等战线上取得了较为不错的战果。

与此同时，八路军则在国军无法辐射到的华北腹地，靠着游击战术不断袭扰日军的后方补给线，破坏日本在华北地区的治安战略，逼迫日军在这一年的十月将战略重心重新收缩向华北与华中，为正面战场的国军分担了相当的压力。

整体战局在这一年进入了僵持阶段，战事的紧张逼得日本军部高层焦头烂额，且由于战争开支不断扩大，日本本土经济开始顶不住压力，国民生活状况发生严重倒退，逼得当时的首相近卫文麿不得不引咎辞职以平息民怨。

到了这个时候，日本人又想起了《论持久战》这篇奇闻，侵华日军高层几乎全都重新学习了一遍这篇文章，岗村宁次甚至反向学习了毛主席写的另一篇《游击战条令》，对麾下伪军教导起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

但他们陷入了一个巨大的误区，只想着从毛主席的著作中挖掘战术的思路，寻找破解游击战的方法，却不曾领悟其中的战略内涵。

岗村宁次针尖对麦芒式地研究出了“三光政策”等一系列针对游击战的方法，却始终无法扑灭蔓延在敌占区的点点星火。

正如毛主席所言，中国人已经团结了起来，全面抗战是大势所趋，日本或许能再动员出百万精锐部队，但也绝对无法打败四亿团结一心的国民。

等到时间进入1940年时，《论持久战》已经在日本被彻底封禁了，无论是支持它的左翼刊物，还是嘲笑它的右翼杂志都不被允许继续刊载这篇文章。

因为日本人发现，随着战事进一步发展，战局越来越向着毛主席预言的方向发展了，在日本国内已经出现了少量对战争悲观的声音，有学者在重新研究《论持久战》后，也开始赞同毛主席的必胜论。

日本军国政府怕了，但已经没有用了，战争一天又一天地持续，日本的国力一点点被耗空，他们能做的无非是继续向日本国内宣传“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钦慕皇道，倒戈投降”，不断拍摄伪军和汉奸的照片来展示所谓“中国人”望风而降，实际上却在正面战场和后方战场不断地被压缩战线。

当战争在1945年最终以中国的胜利结束时，日军高层中的许多人，甚至都被毛主席的战略眼光所彻底折服。

日本关东军大本营参谋，北平情报机构总负责人山崎重三郎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直言不讳——

“日本被中国打败是当然的，这样好的战略著作（论持久战）在日本是没有的，日本物资方面和科学技术方面都优于中国武器优越于中国，但没有这样的以哲学为基础的宏远战略眼光，日本没有。”

《论持久战》中的分析，准确得就好似一篇战后才写成的战争纪实，但它却诞生于1938年，它公开发表，公开给了敌人，被研究了七年却始终无法被破解。

这千古第一阳谋的震撼不仅刻在了我们的脑海里，甚至也刻进了日本一代学者的记忆中，推动着他们建立起了“毛泽东思想研究院”，在之后的数十年中，不断地钻研着主席的战略与哲学构想。

一份战略分析，令无数敌人都为之折服，千古第一，名副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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