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放

1900年,一支由来自八个国家的人马拼凑而成的强盗大军攻破了北京城,在中国灾难深重的近代史上又狠狠捅上了一刀。在这支“八国联军”中,意大利人的数量既不算最多,也不算最少;同样,在次年签订的《辛丑条约》中,意大利得到的利益既不算最多,也不算最少。

这份条约将天津的一部分划为意大利租界,从此开始了意大利人在中国的殖民割据时期。先是商人、后是军队,意大利人来到了这片东方土地上。在相对平静的日子很快过去后,随着中国抗日战争的爆发以及二战的全面展开,这些意大利人注定要在远离国土的地方经历一番“奇遇”了。

建立租界

自19世纪中叶以后,英国、法国、俄国、日本等国相继侵扰中国,而意大利则竭力想成为这些侵略者中的一员。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她的部队和其它七个国家的军队一道攻入北京,参与镇压了西方所谓的“拳乱”,终于得偿所愿。

根据《辛丑条约》的规定,清廷要向八国支付的“庚子赔款”共计白银4.5亿两,意大利不仅可以分得其中的5.91%,还如愿得以在天津城设立租界,并在北京和上海等地渗透。

这简直是意大利殖民扩张的一大“突破”了。此前,意大利只是勉强盘踞着一些非洲的版图,完全无法和老牌帝国相提并论。而现在,意大利至少在天津和列强平起平坐了。

天津的租界区最早出现于1860年,到20世纪初,已经设有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日本、俄国、意大利、奥地利和比利时九国租界,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上租界最多的城市。这不仅是意大利在中国仅有的一处租界,更是该国在境外的唯一一处租界。因此意政府决心要好好经营这块在东方的“领地”。

为了巩固自己在华的既得利益,进一步从对华倾销等商贸活动中牟利,意大利不仅鼓励商团入津、向那里派遣老练的外交人员,还决定在天津长期驻扎一支军队,以维护意大利三色旗的“荣誉”。同时,意大利人还开始在北京和上海相继建立使馆和领馆。

意大利在东北非的侵略及其在二战期间所遭受的挫败,已经为人所熟知;而他们在天津等中国各地的商业和军事存在,则尚不太为人所知。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回顾一下这段历史吧。

经营租界

天津意租界位于海河东北岸,占地近800亩,南侧与俄国租界毗邻,隔着海河与法租界和日租界相望。

由于意大利对华贸易量始终有限,因此尽管租界内按照“沿街建筑不许雷同”的原则费心建设了高级住宅区,可在租界定居的意大利人仍然不多。根据1911年的统计,当时租界内共有251名意大利人和5348名中国居民。而到意大利宣布站在协约国一方加入一战的1915年,租界内共有约400名意大利人和近万名中国居民。

加入一战的消息传来,显得空荡荡的租界兵营里的气氛突然变得紧张起来了。意大利兵营设在租界内的营盘小马路(今光明道)以北,主体建筑包括两幢三层小楼,不过到那时为止,只入住了200余名士兵和军官而已。

在租界方面的紧急要求下,意政府所能想到的增援手法绝对出人意料:使用战俘!在本土作战尚感兵力不足的情况下,意大利人打起了在加里西亚战场上被俄军俘虏的奥匈战俘的主意。经过与沙皇政府的协商,大约一个营规模的战俘被塞进火车,穿越西伯利亚来到远东,去协助防守天津意租界这个小小的“要塞”。这简直就是“内忧外患”。好在直到一战结束,都没有什么情况发生。

一战结束后,意大利政府终于决定要好好加强当地的武备。1925年3月5日,一支所谓“驻华意大利营”准备停当,乘船前往中国。虽然这个营只有300来人,但看起来似乎有不俗的战斗力——至少从响亮的名头上看是如此。

他们之中,有人来自号称精锐部队的“圣马可”步兵团(San Marco),有人来自海军的“利比亚”号(Libia)战舰,有人则来自“圣乔治”步兵团(San Giorgio),说起来都是意军中有丰富战功的部队。

与这支混合了步兵和水手的部队一同抵达天津的,还有海军的轻巡洋舰“阿尔贝托·达·扎拉”号(Alberto da Zara),该舰的舰长同时担负起驻津意军的指挥全权,开始在这块意大利海外“领土”上做新一轮的武力展示。

1928年4月18日,这些无所事事的意大利人终于迎来一个检阅者,那是一位特殊的中国客人:前清废帝溥仪。

顺风顺水

也是在1928年,天津租界经历了北伐军接管天津的事件,这次意军再次紧张地布起了沙袋和电网,不过再次平安无事。

之后的20世纪30年代,意大利人在中国的经历,就完全是顺风顺水了。不仅天津租界的建设上了台阶,而且意大利人在上海的发展也上了台阶——意大利驻华公使馆由北平(1928年由北京改称)迁来,两国在贸易上的交往也随之日渐频繁。

这种融洽关系随着一个人的到来而更加升级。此前先后供职于里约热内卢、布宜诺斯艾利斯、梵蒂冈等地意使馆的加雷亚诺.齐亚诺(Galeazzo Ciano)到了北平,并在那里结识了墨索里尼的爱女爱达。两人经过热恋,于1930年结为夫妻。这段姻缘之后,齐亚诺便迅速被任命为意大利驻中国公使。

齐亚诺和中国的“亲密”简直是全方位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曾邀请他为调停人,与日本人展开一轮谈判。

在齐亚诺的大力倡议下,意大利劳埃德(Lloyd)航运公司新开辟一条往返意大利和中国间的新航线。为此,该公司在此航线上投入两艘大型豪华邮轮“比安卡马诺伯爵”号(Conte Biancamano)和“罗索伯爵”号(Conte Rosso),后者曾经创下过跨洋航行的时间纪录。

在此时期,意大利政府又将驻华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新大使于1936年1月24日抵任。

也是在此时期,墨索里尼向中国派出一支庞大的由飞行员、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组成的代表团,试图说服蒋介石,向中国大量出口意制作战飞机。这个代表团里不乏名人,比如空战王牌瓦伦蒂诺·库斯(Valentino Cus)和知名试飞员马里奥·贝纳尔迪(Mario Bernardi),后者曾是多次飞行竞速比赛的热门人物。

但这些人的中国之行并不成功——南京政府只答应购买少量飞机,而整个中意间的关系也很快就要面临“大变脸”。

火速增援

1937年夏天,七七事变和淞沪会战相继爆发,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在此情况下,与日本关系密切的意大利人,很快就在天津和上海等地感受到了敌意。

和22年前的情况一样,在中国的意大利人再次向国内发出紧急求援,天津意租界的行政长官声称自己在一夜之间便由中国人的座上宾变成了眼中钉,当地兵力严重不足,请国内火速增派部队和军舰来华!

面对这番请求,意大利政府打算做点努力。最早赶到天津的,是由艇长巴奇加卢皮(Bacigalupi)指挥的炮艇“勒班陀”号(Lepanto)。和当年的情形一样,海军军官再一次被授予了联合指挥权。巴奇加卢皮被要求抓紧时间构建租界的完整工事,而他所能用的人,除了原先驻在租界兵营的部队外,就只有他自己炮艇上的水兵了。

接着,从厄立特里亚的马萨瓦(Massaua)调运而来的撒丁岛掷弹兵营,也被分别派往天津和上海。前往上海的部队与轻巡洋舰“雷蒙德·蒙特库科利”号(Raimondo Montecuccoli)同行,他们打算同已经在那里的英、美军队一样,维护本国在沪的利益。

舰身修长漂亮的“蒙特库科利”号于8月27日从那不勒斯离港,9月15日驶抵上海。这艘军舰原本打算在上海滩隔岸观火,好好看一看日本人是如何攻打这座城市的。它的水兵们倒是确实得以目睹日本海军飞机的“风采”,只不过那竟然是冲着自己来的!

9月下旬和10月初,日本飞机在空袭上海的过程中不明就里,先后两次对停泊着的“蒙特库科利”号发起攻击,造成舰身多处受创、水兵一人死亡多人受伤。

当然,这场发生在轴心国的误击闹剧很快就被外交官们化解掉,而这些倒霉的水兵就只能接受这份来自日本人的特殊“礼物”了。

意大利在1937年11月6日宣布加入《反共产国际协定》,“柏林一罗马一东京”轴心正式形成。这时,意大利与中国实际上已处在敌对关系,不过出于种种考虑,两国暂时还没有彼此宣战。此时,派驻中国各地的意军总数已增至1200余人。

这期间的一个插曲是,遭受日本飞机轰炸的“蒙特库科利”号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气,整天处在消极怠工状态。于是意政府不得不将其召回,改派该舰的姐妹舰“巴特鲁姆.科莱奥尼”号(Bartolomeo Colleoni)前往接替。

海上奇遇

接下来几年的情形似乎和上次大战时一样:虽然经历了警报,但一切又归于平静。但当意大利于1940年6月10日向英法宣战后,局面就变得不一样了。

在那之后不久,意大利海军司令部便下令将原驻马萨瓦的舰只调往中国。这倒不是进一步增强在华驻军的果断举措,而是基于殖民地受威胁的现实不得已而为之,简单的说,其实就是逃跑。当时,英军正在快速推进,大有一举击溃意大利“东非帝国”的可能。如果岌岌可危的厄立特里亚被占领,那么在那里的意大利军舰就要玩完了。

在英军最终攻占马萨瓦港之前不久,意舰“厄立特里亚”号和2艘武装商船“兰姆博Ⅰ”号和“兰姆博Ⅱ”号匆忙离港,驶往远东的避难所。但是这几艘船到不了中国的港口了。

在行驶中途,这支迷你舰队遭遇同盟国方面的舰只,结果“兰姆博Ⅰ”号在马尔代夫海面被新西兰轻巡洋舰“利安得”号(Leander)击沉,剩余两舰也不得不改变前往上海和天津的初衷,临时转向前往日本神户。

日军偷袭珍珠港之后,“厄立特里亚”号和“兰姆博Ⅱ”号奉命为跨洋活动的意大利潜艇提供保障支援。一段时期以来,这些担负运输任务的潜艇从法国波尔多等港口出发,以新加坡为中转地,在意大利和日本之间进行着战略物资和装备技术的互换。

这样的海上后勤工作进行得波澜不惊——直到1943年9月8日。这天凌晨2点,“厄立特里亚”号正行驶在新加坡附近的海面上,准备接应远道而来的潜艇“卡佩里尼”号(Cappellini)。正在这时,广播里传来了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原来意大利已在几天前宣布无条件投降了!

几乎是不假思索的,这艘军舰立即转向,全速驶向锡兰(今斯里兰卡)首府科伦坡,向那里的英军投降去了!

潜艇“卡佩里尼”号倒是决定继续留在轴心国阵营中。然而当该艇由日舰“护送”到新加坡之后,全体人员立即被拘捕,潜艇则被日军扣押。艇长高喊自己会战斗到底,可还是被扔进了战俘营。

与此同时,在中国的意舰也得做出决定,将要何去何从。焦点集中到了上海,原驻天津的炮艇“勒班陀”号刚由天津南下,与已在上海的炮艇“卡罗托”号(Carlotto)会合不久,同她们在一起的还有运输船“佛得伯爵”号(Conte Verde)。

几位舰长进行了一番磋商,但没有达成共识。结果,最先表现出勇气的还是“佛得伯爵”号,为了防止这艘运输船落入日军——昨天的盟友、今天的敌人——之手,船长于9日中午下令将其凿沉。

过了一会儿,两艘炮艇也做出了同样的选择,曾经担负起向天津租界增援重任的“勒班陀”号,和“卡罗托”号双双在上海滩外自沉。意大利人在上海的“幸福时光”就此结束。

地面奇遇

接下来,轮到意大利在天津的租界和在北平的领事馆做出选择。几年以来,这些地方都处在相对宁静的状态下,但现在他们必须马上做出取舍,究竟是投入同盟国的胜利阵营,还是继续追随墨索里尼的余党?

不过,在北平的意大利人几乎没有选择的时间。在得悉意大利退出这场战争的消息后,日军在9日上午便立即采取了行动。突遭袭击的驻北平意军在仓促间被压缩到北平广播电台的小楼内。他们大约有100人左右,在科维特·巴尔达萨(Corvette Baldassarre)的带领下,依托还算坚固的建筑和日本人对打起来。

这么多年以来,意大利人一直担心在中国遭到围攻,现在他们终于等到了来自黄种人的真枪实弹,不过却并非由中国人发出,而是来自此前所谓的盟友。这支孤零零的守军本来颇想展示一下自己的毅力,不过可惜,他们总共只守了24小时。

在9月10日上午9时投降以前,这些意大利人还不忘放了一把火,结果把广播设备都给破坏了。他们最后声称遭到优势日军攻击——“1000人加上15辆坦克”,己方“已战至最后一弹”。在做出这样一番慷慨的表态之后,从电台小楼里走出来的绝大多数人却又马上信誓旦旦地表示要和日军一同奋战到底,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再来看天津租界,这里同样被大股日军包围,意大利人声称敌军“超过6000人,配有大量野战炮”。不管是否夸大了包围者的力量,租界内的意军一开始是打算坚持到底的,毕竟,意大利在此地自1902年以来的“荣誉”能否维系,就取决于现在这一刻呀。

意大利人开始在兵营周边挖壕沟,还在租界中心区域搭起了掩体。至于守军的实力,也还是可以打一下的。租界内的意军约为600人,除了轻武器外,还配有50挺轻重机枪、4门山炮和4辆装甲汽车;各种口径的子弹储备丰富,食物和药品则可以维持一周时间。

日军看到意大利人摆出一副要认真防守的样子,便从北平机场派来轰炸机扔传单,要他们尽快投降,意大利军官对此根本不屑一顾。接着日本人的火炮便打开了,不料才打了几发炮弹,曾打算坚守的意大利人就迅速改变了主意。

这些守军很快听说——或者说是自己臆想的——将有一个完整的日军师团和大量坦克前来天津助战。于是意大利人毫不迟疑地决定投降,把当地部队曾经的所谓精锐传统全都抛到了九霄云外。

意大利人就这样一枪不发地将盘踞了41年的租界拱手交出,而投降者们则更是霉运当头。他们先是被日本人投进了设在朝鲜等地的劳工营受尽折磨,接着在日本投降后又被美国人再次“俘虏”,被关进了菲律宾马尼拉附近的战俘营,受到和德日最顽固分子完全相同的对待。

与此同时,天津意租界由中国政府断然收回。意大利在中国的所谓“荣誉”彻底灰飞烟灭。而对那些在租界里被俘的倒霉鬼来说,他们要苦苦捱到1946年才被遣返意大利。对这些吃够了苦头的人来说,意大利在中国的殖民存在,真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