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间一壶茶，可以养精神。借我诗一首，聊以慰风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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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说过，历史的一粒尘埃，落在每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大山。

纵观唐宋两朝，诗人们的命运总是躲不过历史尘埃飘落在自己头顶上的一座座大山，于是多少无奈、多少痛苦、多少悲剧，便悄然发生。

一场安史之乱，让杜甫颠沛成都，穷困潦倒；让李白差点丢了性命，流放夜郎；但却让高适有了功成封侯的机会。

一个永贞革新，让刘禹锡、柳宗元贬谪远州，刘禹锡因此二十三年颠沛各处，柳宗元更客死柳州。

一场牛李党争，让天造奇才的李商隐屈才一世，叫才华横溢的杜牧十载浪迹青楼。

如此之例，数不胜数。

我们今天不说唐朝，却说宋朝那场轰轰烈烈的熙宁变法对于司马光和苏轼这两个文坛领袖级人物命运的影响。

天下之道，久盛必衰，衰久必兴。历史的画卷，如同那起伏的山峦，有峰必有谷。

大宋皇朝在仁宗时期，经过一代明君宋仁宗的励精图治，一度走向辉煌，这一时期史上称为“仁宗盛治”。

然而，当历史的权杖传到宋神宗手里时，这位年轻的新君接手的是一个表面繁荣，实则积贫积弱的朝廷，这个朝廷内外危机四伏，天下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大批农民丧失土地，导致国家财政收入锐减，入不敷出。

宋神宗为了改变这种积贫积弱的局面，消除痼疾弊病，克服统治危机，于是启用王安石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

由于这场变法始于熙宁二年，所以历史上称之为“熙宁变法”，而由于此次变法是以王安石为主导实施，所以通常也称为“王安石变法”。

熙宁变法以富国强兵为核心，涉及到了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科举等社会的各个方面，是一场规模非常宏大的改革。

跟历史上每一次变法一样，总是有人支持有人反对，这次熙宁变法在朝廷上也形成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和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有派别就代表有党争，于是改革派被称为“新党”，反对派被称为“旧党”。

苏家父子三人站在司马光这边，属于顽固的旧党一派。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这王安石本来就是一个强人，面对朝廷上一片反对的声音，他采取的方法是，谁反对我改革，我就先改革谁。

于是，很多昔日的朝廷官员纷纷被王安石调离中央，下放到三四线城市去基层体验生活。

也有一些官员是看不惯王安石的做法，自己要求外任他州的，其中就包括司马光和苏轼。

熙宁四年四月，司马光自请调任西京留司御史台，退居洛阳，自此绝口不论政事，继续编撰《资治通鉴》，时间长达15年。

同年，苏轼请求出京任职，被授为杭州通判。

其实历史上的王安石、司马光、苏轼都可称之为君子，他们虽然政见不同，但都对事不对人，从来没有发生过历史上其它时期那种你死我活的党派厮杀斗争，后来苏轼陷入乌台诗案时，也是王安石出面求救，才让苏轼免于一死，这是后话。

从这次司马光离京赴任洛阳途中写给宋神宗的一首诗，也可以看出他心中并没有藏着个人的恩怨，只是政见不同，不愿意在朝中随波逐流而已。这首诗是这么写的:

客中初夏

宋·司马光

四月清和雨乍晴，

南山当户转分明。

更无柳絮因风起，

惟有葵花向日倾。

司马光以这首诗向宋神宗表态:我之所以自请离京，是不想跟柳絮一样随风逐流，即不愿跟政见不同者苟且同流。我本人对皇帝您，就像葵花向着太阳一样，永远是忠心耿耿的。

相对于司马光，苏轼则是个心直口快，有什么不爽必不吐不快之人。

相传有一次苏轼指着自己日渐隆起的腹部问身边的侍妾:“你们有谁知道我这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吗？”

当时有的回答说“是文章”，有的回答说“是见识”，苏东坡都摇头否定。

这时王朝云笑道:“先生装着一肚子的不合时宜。”

苏轼闻言赞道:“知我者，唯有朝云也”。

什么是一肚子不合时宜？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喜欢随便吐槽。

而诗人吐槽的方式当然就是诗了。

时间来到苏轼调任杭州通判的第三年（熙宁六年），这天是春分时节，本来位处江南的杭州，此时应是春暖花开时节，谁知这年春分却下起了雪来，于是苏东坡爱吐槽的老毛病又发了，他看着眼前的毛毛小雪，开始借题发挥:

癸丑春分后雪

宋.苏轼

雪入春分省见稀，

半开桃李不胜威。

应惭落地梅花识，

却作漫天柳絮飞。

不分东君专节物，

故将新巧发阴机。

从今造物尤难料，

更暖须留御腊衣。

苏轼在诗中用这场春分时节罕见的春雪对桃李的摧残，影射王安石变法对社会的破坏力，更要命的是，他用搞错时令的东方之神“东君”、用“难料”的造物之主影射当朝皇帝宋神宗在这场变法中的不分是非。

毫无悬念，这首诗在后来的“乌台诗案”中，为苏轼增加了一笔难以逃脱的罪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