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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你回来，唐铎同志，我们可是和苏联政府多次交涉，才把你要回来……”周总理紧紧握着唐铎的手，热情地说道。而唐铎望着眼前和蔼可亲的周总理，心中也是万分激动，他知道自己能够顺利回国，离不开周总理的帮助。
就在一个多月前，74岁的斯大林因突发脑溢血，在莫斯科郊外的别墅中去世。消息公布后，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纷纷赶赴莫斯科，参加斯大林的悼念和安葬仪式，中国则派去了以周总理为团长的18人代表团。
在前往苏联的路上，周总理就一直惦记着一个人，当年他和周总理一同赴法留学，是他们之中最小的同学。后来他前往苏联学习飞行技术，结果一待就待了28年，期间多次要求回国，却始终没有得到苏联方面的许可，这个人就是唐铎。
到了苏联之后，周总理要求苏方尽快安排唐铎回国。鉴于斯大林已经去世，苏方也爽快答应下来，并很快兑现了承诺。
为何一定要等到斯大林去世，唐铎才能顺利回国呢？一切还得从1933年的阅兵说起。
那一年，苏联政府决定在红场举行空中阅兵，并将任务交给了空6旅。为了确保战机井井有条地汇合编队，空6旅的领导在接到任务后，开始对空6旅的飞行员进行层层选拔，最终29岁的中国人唐铎脱颖而出，负责执行长机任务。
阅兵当天，唐铎早早起床，对领航的战机进行最后一次检查，确保一切正常后，唐铎向站在战机旁的旅长作了汇报。阅兵开始前两个小时，唐铎跨入机舱启动战机，随着一声“起飞”的命令后，唐铎驾驶战机腾空而起，按照既定方案引导编队。
当最后一梯队机群顺利完成编队后，唐铎控制着自己喜悦的心情，平稳地驾驶着飞机，带领100多架战机飞进了莫斯科红场上空。看着下面已经变成了红旗和鲜花海洋的红场，唐铎的内心感到无比的自豪，因为他是历史上唯一一个驾驶飞机飞越莫斯科红场的中国人。
阅兵结束后，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设宴招待全体飞行人员。当得知空军编队领头的是一名中国人时，斯大林感到非常地惊讶，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对唐铎的喜爱。
然而就是这份器重，让唐铎回国的道路变得遥遥无期。
早在赴苏学习之初，唐铎就做好了打算，学成之后就要回国参加北伐战争。1939年，唐铎曾向任弼时提出回国参加抗战的要求，但任弼时考虑延安还没有成立空军学校，唐铎在苏联所学没有用武之地，便安慰他先完成学业，等将来回国搞空军建设，他能够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就这样，唐铎留在苏联继续学习，期间还参加了苏联卫国战争，获得了一枚列宁勋章。战争结束后，唐铎被提拔为苏联空军中校，从各方面来说都享受到优越的待遇，但唐铎却依旧渴望早日回归祖国。
1948年8月，中共代表团抵达莫斯科，要求与唐铎见面。空军负责人告诉唐铎，新中国即将组建自己的空军，到时候他就带着苏联专家一同回国工作。唐铎满心欢喜地答应下来。
这次会见之后，唐铎被命令回原部队工作，并说回国一事等候通知。
新中国成立之后，眼看着身边的同学、同事被派往中国，迟迟没有接到通知的唐铎焦急万分。虽然他多次写信给苏联政府请求回国，苏联政府也三次找他讨论回国的问题，但每一次的结果都是等候通知。
终于在斯大林去世后，唐铎等到了回国的机会。当唐铎一家四口抵达满洲里火车站时，中央军委已经派人前来迎接，并一路将他们护送到北京，住进了军委总参招待所。
当军委给唐铎两个工作选择，去空军司令部或是哈军工二选一时，唐铎当即回答听从组织决定。后来在陈赓的建议下，军委决定派唐铎到哈军工参加建院工作，并任命他为哈军工党委委员，空军工程系党委书记兼系主任。
在唐铎的领导下，空军工程系先后创建了飞机发动机、航空军械设计、飞机场建筑等六个专业。为了研究和发展我国自己的导弹和原子弹事业，唐铎还筹建设置了第七科，后来发展成为电机系。
由于唐铎在苏联空军近30年，从理论到实践都有着丰富的经验，因此所有苏联教材的译稿都由他终审把关。对于学员，唐铎更是要求甚严，每个周末他都亲自守在学员必经的楼道口，要求他们检查军容风纪，不合格者要整理好才能出门。
1955年全军大授衔，所考察的是在土地革命时期、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贡献，唐铎由于多年在苏联，按规定并不能获得军衔。但上级经过讨论，认为唐铎在苏联参加了二战，屡获战功，回国之后在空军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可以参加授衔。
经过评定，唐铎最终被授予少将军衔，成为开国少将中最特殊的一位。
60年代以后，由于中苏关系发生巨大变化，人们对于曾经在苏联服役28年的唐铎，态度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不但领导对他不信任，群众也开始和他疏远。有人担心唐铎将军事秘密泄露出去，但又找不到唐铎工作上的把柄，因此领导便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将唐铎调离军队。
当学院宣布将唐铎调到辽宁大学工作时，毫无准备的唐铎虽然感到备受打击，但还是服从了上级的决定，转业至辽宁大学担任副校长。离开了非常热爱的军队，唐铎仍然全身心投入工作中，对辽宁大学的建设付出了巨大的心血。
就在唐铎以新的姿态为党继续工作时，一场席卷全国的政治风暴开始了，唐铎被人污蔑为特务，还被关了起来。这一关，就是七年之久。
期间，无论受到怎样的威逼利诱，唐铎始终没有一句违心的话，坚持自己接受组织审查，相信真相一定会弄清楚。每天早晚放风时间，唐铎就坚持跑步，然后用冷水擦洗全身，平时就在屋子里做甩手运动，以乐观积极的态度准备将来为党和人民更好地工作。
而“专案组”的人员为了调查唐铎，走遍了全国，不但没有找到唐铎是特务的证据，反而证明了唐铎一贯忠诚于党和人民。
1974年，唐铎终于重获自由，回到辽宁大学担任资料员。十年政治风暴结束后，组织为唐铎恢复了名誉，任命他担任辽宁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后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老同志座谈会上，唐铎曾激动地说：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有了强健的身体，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我们老同志更要注意身体，至少要可能到社会主义强国，看到‘四化’实现。”
1983年以后，由于年事已高，唐铎主动辞去所担任的职务，但他依旧怀着为党奋斗终生的决心，时刻关心着党的各项事业。当年的省委扩大会议上，身患高血压的唐铎在热情发言时，不幸脑溢血逝世，为革命奋斗到了最后一息，终年80岁。
在唐铎的追悼会上，陈云、蔡畅、张爱萍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送来花圈，苏联驻华使馆武官特地赶来参加葬礼。悼词称赞唐铎是我党的一位优秀党员、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坚强战士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忠诚战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