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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中央下令回收毛主席像章，随着人们自发地将数以千万计的像章交出，持续十余年的毛主席像章热迎来尾声，也象征着中国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

但在如火如荼的像章回收运动中，持有两千多枚毛主席像章的孙继先将军却与中央唱反调，表示一枚也不交。

中央为何下令回收毛主席像章？孙继先将军又为何不愿交出像章？

作为一种特殊的收藏品，尽管毛主席像章的制作和收藏热潮始于新中国成立以后，但第一枚毛主席像章，早在1932年便已经诞生。

1927年，随着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发动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毁于一旦，第一次国共合作宣告破裂。

国民党策动全国的反动军阀一同围剿中共党人和进步人士，“四一二”的屠杀几乎将上海的天空染红。

八一南昌起义爆发后，潜伏在各地的中共党人纷纷揭竿而起，用实际行动响应武装反抗国民政府。

但随着城市暴动的屡屡碰壁，周恩来、叶挺等革命领导人逐渐意识到，苏联那一套革命理论在反动力量过于强大、无产阶级相对薄弱的中国并不适用。

当初从南昌起义带出来的两万人队伍，在多方军阀围剿下迅速减员，最后只剩下不到5000人。

眼看着再打下去革命的火种或许就彻底断绝了，当时的中央只能决定化整为零分兵行动，由朱老总、陈毅带着一部分转战湘赣，另一部分跃进敌人力量较为薄弱的海陆丰地区，周恩来等领导人则回到上海主持地下斗争工作。

而在另一边，同样在起义中遭遇挫折的毛主席，已经领悟到苏联革命的成功经验在中国的土地难以复刻。

结合历次斗争的经验教训，毛主席开创性地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路线，团结在中国占据大多数的农民力量，在农村发展革命根据地，以游击战的形式与强大的反动军阀抗争。

在中国革命陷入低谷的黑暗时期，毛主席的革命方法论犹如一簇炬火，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

借着军阀内斗的间隙，农村革命根据地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发展壮大，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

1931年9月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已经在江西一带站稳脚跟。

1931年11月，以瑞金为首都的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正式成立，毛主席被选为主席，从这时起，人们便用“主席”来称呼这位伟人。

随后在第二年，远在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制作了第一枚毛主席像章，用以纪念毛主席在土地革命战争期间立下的丰功伟业。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二十年转眼间，神州大地已是赤旗招展，毛主席也从临时政府主席变为国家主席，而人民对他的崇拜更是一浪高过一浪。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主席像章的制作逐渐兴起，并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达到高潮。

而像章样式也随着时代发展出不同款式，从最初的“金边红底金头像”演变至黄色、橙色、湖绿色等等。

象征内容也有极大丰富，从单纯的人像发展至历程像章、语录像章、样板戏像章以及诗词像章。

大多数像章上都铭刻着毛主席大气磅礴的手写草书，比如“为人民服务”、“全民皆兵”、“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等。

另外，像章还根据产地分为江西景德镇制造、唐山制造等，不同产地生产的像章又各具特色。

在当时，每个人至少都拥有数枚毛主席像章，佩戴不同款式的像章出门成为时代潮流。

但是，像章热背后隐藏的资源消耗，却在无形中影响着国家的发展，最终引起领导人的关注。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毛主席像章风靡全国，上至政府领导人，下至工人学生，佩戴毛主席像章成为一种潮流。

与此同时，像章越做越大，越做越多，消耗的铝材料呈指数型上升。

据统计，从1966年至1971年，短短五年时间里，全国便生产了约一万种，总数约二十亿枚毛主席像章。

由于势头越来越猛，物资部还不得不拨出5000吨铝供应各地生产毛主席像章。

毛主席得知这一情况后极为不悦，一方面，毛主席本人最是反对个人崇拜，毛主席像章的泛滥无疑是个人崇拜的极端化表现。

另一方面，制作像章需要消耗大量的铝，而铝同时也是飞机的主要材料。

于是在1969年召开的九大上，毛主席以幽默的口吻说道：“还我飞机。”

在毛主席出面调解后，这阵像章热才逐渐平息。

而周总理也按照毛主席的意思，下令各地将物资部派发的5000吨铝尽可能回收。

1976年以后，随着伟人离世，全国再次掀起毛主席像章收藏热，时值改革开放初期，正是国家需要集中资源办大事的时候，此时的像章热无疑造成了金属资源的严重浪费。

1980年7月30日，中央再次发出号召，要求尽可能对毛主席像章进行回收利用。

但在命令下达后，身为开国中将，收藏有2000多枚毛主席像章的孙继先却率先站出来反对，直言一枚像章都不会交出去。

因为对于这位沙场老将来说，这些像章早已不是普通的金属制品，其中还蕴含着他对伟大领袖的无限崇拜与追思。

1911年，孙继先出生于山东曹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与大多数开国将军不同，孙继先最开始加入的并非红军，而是国民党军队。

19岁那年，国民党第26路军来到曹县征兵，自幼家贫的孙继先听说当兵不仅能顿顿吃饱，部队每月还发军饷，于是他果断报名，打算混口饭吃。

由于从小练武，孙继先被长官相中，于1931年1月被编入26路军新兵营。

第26路军本是冯玉祥的部队，蒋冯大战后被蒋介石收编，向来疑神疑鬼的蒋介石信不过这支部队，所以将其调至江西剿共前线，打算把26路军当成前线部队全部打光。

对于蒋介石的如意算盘，第26路军上下心知肚明，但又敢怒不敢言，只好领命赶往前线。

而彼时毛主席等人恰好在江西一带发展革命根据地，得知第26路军受老蒋排挤，全军怨声载道后，毛主席果断派人前去联络26路军高层，并成功取得了军参谋长赵博生等人支持。

1931年11月，宁都起义爆发，赵博生带领全军一万七千多人投共，革命力量进一步扩大，而当时尚是无名小卒的孙继先，也跟随老部队被编入红一方面军第五军团。

部队改编后，贫苦百姓出身且思想觉悟较高的孙继先得到组织重视，被分配至瑞金独立第四师教导大队。

由于在部队中的优异表现，1932年，孙继先在上级推荐下正式入党，随后又被送往红军学校学习，毕业后连续参加了第三、第四次反围剿战役。

残酷的战场是军人的试金石，孙继先在枪林弹雨中的冷静果敢赢得同志的认可，他也得以连跳数级，在长征开始时已经成为红一军团先遣团一营营长，他所率领的一营犹如一把尖刀，从来都是插向最凶险的地方，将生死置之度外，为全军开路。

也是在这一过程中，主席的军事艺术深深震撼了孙继先的心灵。

红军长征开始后，由于李德等人的错误指挥，红军损失惨重，在四渡赤水之前，红军面对四十万国军的围剿，俨然已陷入绝境，中国革命危在旦夕。

值此危急存亡之际，毛主席接过指挥权，率领红军在赤水河附近来了个“七进七出”，如同戏猴一般将国军耍得晕头转向，最后一头扎入国军较为薄弱的云南，从此海阔凭鱼跃。

在四渡赤水期间，孙继先所率领的一营与黔军、川军等国民党军队正面对抗，亲身参与了攻打娄山关、桐梓等战役。

毛主席对穿插迂回、纵深包抄等战术的如臂使指，作为战争亲历者的孙继先有着最直观的体会。

许多次他还对主席下达的命令感到疑惑不解，但在战局明朗后，恍然大悟的孙继先对主席更加心悦诚服。

后来，孙继先不止一次表明，只要跟着毛主席的步伐走，红军就一定能取得胜利。

而孙继先对主席的崇拜，也在一次次战斗中逐渐积累，一晃眼多年过去，这份崇拜已如山岳般巍峨。

毛主席像章大批量问世后，孙继先对主席的崇拜转化为对像章的狂热收藏，一发不可收拾。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深受美国核威慑影响，战术战略处处受到掣肘，毛主席对此忧心忡忡，认为打破大国核垄断迫在眉睫。

1958年10月，在毛主席的指示下，孙继先将军率领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兵团秘密前往西北，参与导弹和原子弹的研究工作。

在孙继先以及全体官兵的努力下，他们克服了三年困难时期极度匮乏的物资条件，成功在1960年底建成了中国第一个导弹综合试验靶场。

而第二十兵团的训练基地，也是如今大名鼎鼎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是中国航天事业的中心枢纽。

1962年，由于旧伤复发，加之与导弹研发基地的特殊材料接触过多，孙继先将军的身体每况愈下，不得不退居二线，回到国防部担任研究院副院长。

随着工作压力的减轻，孙继先也培养出了新的爱好——收集毛主席像章。

当时，孙继先常常穿一身旧军装，打扮得跟个普通的小老头一样，带着自己重复的像章前往附近的集会交换新款像章。

有时孙继先还会掏出自己为数不多的工资，去购买自己从未见过的毛主席像章，被他看上的像章，就算是主动登门拜访，他都要把像章换到手。

短短十余年里，孙继先便收藏了2000多枚毛主席像章。

每当有客人来拜访时，他都毫不吝啬地向客人展示自己收藏的毛主席像章，骄傲的模样仿佛在展示古玩珍宝一般。

1980年，中央第二次号召回收毛主席像章，面对组织的要求，向来高风亮节的孙继先将军却一反常态，拒绝交出自己珍藏的毛主席像章。

因为对他来说，这些像章不仅仅是他多年奔走的心血，还承载着他对毛主席无尽的思念。

见孙继先将军一再拒绝，组织也不再强求，毕竟回收像章是以自愿为原则，更何况这些像章对孙继先将军有着独特的意义。

1990年4月，孙继先将军溘然长逝，在遗嘱中，他将2000多枚毛主席像章作为遗产分给儿女们，希望他们将毛泽东思想的火炬传递下去。

伟人已逝，但他的精神却如同照耀万物的太阳，始终高悬于空，为我们指明前行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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