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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政治风暴开始后，韩叙成为礼宾司第一个受到冲击的人，原因就是他站出来阻止司里那些扰乱正常工作秩序的人，结果他首当其冲遭到了批判。尽管韩叙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小心，但他还是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
正是因为这个“不可饶恕的错误”，让韩叙变成了司里收发报纸和打扫院子的人。令人们感到吃惊的是，韩叙平静地接受了这个安排，每天准时上班，一丝不苟地扫地和分发报纸。
韩叙的举动很快就让那些人失去了“兴趣”，也得以让韩叙有了一段安静的时期。他开始有时间坐下来静静读书，甚至在下班后，还悄悄探望过同样遭受到冲击的人，帮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在周总理的保护下，韩叙在9个月的时间里，写下了十份“交代”材料，在礼宾司反复作了检查，终于获得了“解放”，并重新出来主持礼宾司的全面工作。
当时礼宾司已经剩下9名工作人员，相比于之前来说，工作人员的数量整整缩减了五倍。不过和当时冷清的外交业务比起来，9名工作人员完全能够撑起礼宾司的工作。因此，韩叙的职务并非礼宾司司长，而是“礼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1969年5月，毛主席在会见外国驻华使节时，发表了一个讲话，表示中国原因同世界各国改善和发展关系。这一重要信息，给陷入低潮的外交业务带来了希望，外交部门开始逐步修复与各个国家的双边关系。
摆在韩叙面前的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局面。作为礼宾司唯一的负责人，韩叙每天的工作量大得惊人，白天要安排会见或陪见外宾，下班之后要阅读和研究每天送来的文件和各个使馆发来的电报，之后还要参加周总理在夜间主持的工作会议。
通常韩叙的工作一天下来，不到凌晨两三点都无法结束。
尽管中国同其他国家的关系还不能很快回到原有的状态，但一大批富有经验的外交官重新出来工作，对于各方来说都看到了乐观的前景。与日俱增的外宾来访人数，让中国的对外关系很快走出了“冰点”时期。
作为修复与周边国家外交关系的重要努力之一，周总理还在1970年4月访问了朝鲜。这也是他在政治风暴爆发以来的第一次出访。
当周总理访问朝鲜结束回国当天，韩叙安排中央领导和有关部委负责同志，前去机场迎接。在路上，刚进入礼宾司工作不久的马保奉忽然发现，欢迎的人员中少了廖承志的身影，便赶快报告给韩叙。
韩叙没有训斥马保奉，只是请司机加快速度。到了机场贵宾休息室后，韩叙带着马保奉一起找电话，然后一句一句教马保奉如何同廖承志说话。打完电话后，马保奉已经满头大汗，距离周总理抵达已经不到一个小时，韩叙也在一旁不停地看手表：
“如果廖公赶不到，我们要犯大错误了。”
周总理和廖家有三代交情。早在大革命时期，16岁的廖承志就认识了周总理，廖承志姐弟称呼周总理为“阿哥”，而邓颖超因为和廖承志姐姐同年同月同日生，便自然地喊廖承志的母亲何香凝为“妈妈”。
1933年，廖承志来到红四方面军工作。因为反对张国焘的错误路线，被张国焘扣上了“国民党特务”的罪名，戴着镣铐走完了长征路。到了陕北之后，周总理当着张国焘的面，严肃批评了廖承志，并对廖承志不理不睬。
周总理的迂回策略，给足了张国焘面子，让原本将要被处决的廖承志保住了性命，不久就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
七七事变爆发后，周总理提议让廖承志前往香港，筹建八路军办事处，得到了中央的同意。在廖承志的四处活动下，香港同胞为八路军和新四军捐助了价值8000多港币的药品和医疗器械。
香港沦陷后，廖承志又按照中央的指示，将滞留在香港的进步人士和民主人士撤往内地大后方。
新中国成立后，廖承志担任外事方面多项职务，和周总理接触的机会就更多了，关系也更加密切。政治风暴开始后，廖承志自然逃不过冲击，周总理得知情况后，派人以有重要外事活动为由，将廖承志从围攻中解救出来，并亲自出面暂时平息了风波。
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外办工作人员虽然竭力保护廖承志，但优势仍挡不住外来的冲击。危急时刻，周总理派8341部队在外办严阵以待，并指示不能冲击外办。
为了让廖承志避免遭到冲击，周总理安排廖承志几次搬家，并坚持让他留在北京。安排好廖承志的住处后，周总理又指示成立廖承志“专案组”，名为将廖承志管起来，实则照顾廖承志的生活，应付冲击廖承志的人。
在出访朝鲜前，周总理考虑到廖承志的情况有些松动，特意叮嘱韩叙，让廖承志参加欢迎仪式，小范围地亮亮相，让大家知道廖承志又开始正常工作了。
没想到马保奉的一个疏忽，居然让廖承志这个最重要的人没出现在机场。
眼看着专机缓缓降落，各部委的同志已经在停机坪上列队等候，这时候还不见廖承志赶到，韩叙的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当飞机停稳，机舱门打开，周总理正要走下飞机时，廖承志的汽车赶到了。
站在机场外等候的马保奉立刻给停机坪上的韩叙打手势，示意廖承志到了，然后走到汽车旁，亲手给廖承志打开车门，陪着他走到欢迎的队列中。廖承志刚站好不到五分钟，周总理就走到了他面前，两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马保奉和远处的韩叙相互对视了一下，虽然心里的石头落了地，但韩叙脸上紧张的神情尚没有消退。事后，韩叙对马保奉进行了严厉地批评，他工作上的疏忽，险些耽误了周总理“解放”廖承志的全盘计划。
1971年何香凝因病住院后，廖承志在周总理的安排下秘密回家，并通知他不必再回“隔离审查”的驻地，什么时候回去等通知。不久，日本政治家松村谦三病逝，《人民日报》刊登了廖承志的唁电。
这便是周总理实施有关廖承志复出的第一步。
同年10月，日本芭蕾舞团受邀来华访问，周总理特意派人给廖承志送去门票，让廖承志公开露面。在随后的日本代表团访华期间，周总理安排他们登门拜访了廖承志。
1972年陈毅追悼会当天，毛主席临时决定参加，让政治风向有了大的转变，周总理紧急通知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和各民主党派人士，凡是愿意参加的均可参加，其中就包括廖承志。
在第二天的新闻稿末尾，有一句不起眼的“闲笔”，提到了廖承志出席陈毅追悼会。虽然只是短短几个字，却比上一次发表唁电的影响更大。
与其说是廖承志出席丧失活动，不如说是廖承志的一次标准亮相。
三个月后，廖承志正式“站出来”工作，投入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紧张战斗之中。在周总理的亲自“导演”下，廖承志“解放”这幕戏正式落下帷幕。
